出生与成长
保罗·高更于1848年6月7日出生在巴黎。
高更的母亲是西班牙人，名叫阿莉妮·玛丽，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玛丽在波尔多遇到了克罗维斯·高更，一个奥尔良酒商的儿子，同时也是个激进分子。克罗维斯与玛丽刚认识的时候，还只是个新闻系的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到激进的《国家日报》任职，不久后便与玛丽结婚，婚后定居在巴黎。
1846年，他们的大女儿玛丽出生了。1848年6月，儿子保罗·高更出生。小保罗年幼的时候，由于国家内乱，巴黎常常发生巷战，玛丽在惊吓中带着两个幼儿度日。《国家日报》在革命声中战战兢兢地立稳了脚步，而克罗维斯却没有什么长进，也没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撰写的文稿。
路易·波拿巴登基后，失望的克罗维斯决定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自由、平等、博爱的净土。最好的选择就是去秘鲁的利马，因为在那里他至少可以得到妻子家族的庇护。玛丽的外祖父曾是驻扎在秘鲁的西班牙军团的一名上校，经过几代的积累，玛丽家族的财富在利马已经首屈一指了。
1851年10月，就在前往利马的船上，克罗维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安葬了丈夫之后，可怜的阿莉妮·玛丽带着孩子继续赶路，前往利马。
高更后来回忆说，接待他们的曾舅公当时已经一百多岁了，非常富有，他送给玛丽一幢小房子，还雇了一个黑人女孩和一个中国男孩陪他们玩耍，供他们使唤。
高更在利马待了四年，这是一段快乐又神秘的日子。此时的秘鲁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新文明与原始的习性，贫穷与富裕杂糅在一起。大富豪的别墅旁便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简陋住处，街道上的豪华马车与满街的破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景象经常浮现在高更的眼前。
除了街道、住所，曾舅公府邸中的一景一物也印在了小保罗的心中。他喜欢看家中收藏的名画和古董，也很喜欢展柜中陈列的银器和女眷们身上精巧的饰物和衣着，他更是常常痴迷地看着教堂中的绘画与雕刻。
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嘉年华会。当地的土著女人有着古铜色皮肤，当她们穿着绚丽夺目的舞衣一路舞来，就好像天边的一道道彩虹。小保罗靠着窗户，兴奋地欣赏着这些人在庆祝节日时的豪迈与激情。保罗喜欢接触有色人种，他总觉得服侍他的黑人女孩比他妹妹更漂亮，那个拖条辫子的中国童仆更胜过他的许多表兄弟。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阿莉妮·玛丽自然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儿女身上。每当儿子反抗，或不在眼前，或向他人献殷勤的时候，占有欲极强的母亲就会感觉不自在。但保罗是不喜欢被人占有或指使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回报母亲的爱。他是独立又挑剔的，他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自己，不过他也欣赏母亲的一举一动。躺在床上，看风度高雅的母亲穿着耀眼的晚礼服到房中替他盖被子的时刻，是小保罗最爱她的时候。
1855年，保罗的祖父去世了，他的遗嘱里声明要留给玛丽母子一份遗产。就在玛丽离开利马返回法国后，秘鲁的曾舅公也撒手人寰，留给玛丽母子的遗产因为他们不在场而被亲友给吞掉了。更悲哀的是，当保罗母子到达祖父的老家奥尔良时，才发现祖父留给他们的遗产非常微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万般无奈之下，玛丽母子三人只好投靠保罗的叔叔维持生计。
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到地狱，失去阔绰的生活对年轻的玛丽来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坚强的阿莉妮·玛丽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说一口西班牙语的小保罗开始在法国小学念书，但他总觉得跟其他同学格格不入，时常郁郁寡欢。
他常常会做许多与众不同的事。有时候他一个人聚精会神地躺在胡桃树下，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是在等胡桃掉下来。有时候，他会用他修长的艺术的双手在树上雕刻图案。
小保罗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就像他的血统一样，既有西班牙贵族的血液，又有秘鲁土著人的原始血液。他的性格里杂糅着现代文明和粗犷的原始文化。
经过小学几年的磨砺和适应，小保罗已经能适应法国的生活了。他在11岁时升入了中学，在学校里表现得非常合群。在学校中，他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也学会了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判断事情。他骄傲的神情、他身上的西班牙血统以及秘鲁的神秘色彩使他在同伴之中显得十分突出。没过多久，他身后就跟着一群小跟班了。
在明确自己的意愿后，已经念了两年预科的高更觉得学校生活很乏味，他想做个水手，去和大海打交道。这种鲁莽的决定是典型的高更式的性格。玛丽听到他的决定后非常惊慌，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让他先进海军学校，然后再说当水手的事。倔强的高更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他不愿再等，他想立刻上船。最后，他在一艘商船上得到一个学徒的职位。
高更做出这样的决定有自己的原因，因为他想离开家，离开这个令他压抑和愤怒的家。这么多年来，他们一家一直靠叔叔的接济生活。叔叔是个在外猥琐、在家懒惰的人，到后来干脆就成了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隐居人。姐姐玛丽脾气暴躁，又爱嫉妒，这也使高更很难忍受。
离家谋生有很多方式，不一定非要出海。高更没有强健的体魄，对海洋也不沉醉，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走向海洋的呢？那一定是因为在利马四年的生活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迹，促使他决定面对海洋。
他在船上度过了六年时光，前三年是在商船上当学徒，后三年是在海军战舰上服役，从三等的甲板水手，最后升到二等水手兵。他跟着船跑遍了世界各地的码头。他曾数次途经南美，重温儿时的美梦，还曾经远涉印度。
等高更结束六年的海上生涯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母亲在他还在海上漂泊时就已经去世了，姐姐嫁给了一个智利商人，家中的房子和贵重物品全毁于战争。六年的海上生涯把他从一个羸弱少年历练成了一个健壮、世故的男人，也让他在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不过母亲在生前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她拜托居斯塔夫·阿罗萨家族的一个朋友给予高更一定的扶持。银行业巨子阿罗萨没有食言，他很快就替高更在布丹公司谋得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从此，高更踏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遇见梅特
1873年的春天，梅特·索菲亚·加德来到巴黎度假，住在奥柏太太的供应食宿的旅馆里。梅特是丹麦人，当时23岁，她个子高大，身材匀称，虽然称不上漂亮，但她活泼的举止和那双蓝色的大眼睛还是很快引起了经常在此就餐的高更的注意。
此时的高更是一个在股票市场上前途无量的青年。他本人并不算英俊，但是他高耸的颧骨、厚实的下颚都给人留下稳重和可靠的印象。他很少笑，但一笑起来还是挺逗人喜欢的。
高更开始大胆地追求梅特。他陪着她逛街、去公园。在越来越多的接触中，两个人的话题也渐渐地由欣赏巴黎的美变为互吐身世。
梅特将自己平凡、细琐的家世都告诉了高更。她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外婆家。梅特有两个漂亮的妹妹，还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梅特17岁就离开家，出外当保姆，希望能获得独立的生活。
高更的高大、稳重以及丰厚的收入无疑很吸引梅特，因此，尽管高更告诉了她很多关于自己过去的风流韵事，梅特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梅特家中拮据，两个妹妹早已名花有主，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逼得她必须赶紧找到意中人。她希望能嫁给一个可靠的人，亲手布置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而高更完全有能力实现她的梦想。梅特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很多问题，比如高更的缺乏责任感，以及他对欲念的过分追求。她只是开心地接受了高更的求婚，并在当年的11月嫁给了他。
高更知道梅特是个虚荣的女孩，她要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丈夫、一群活泼可爱的儿女和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高更也明白，梅特是个固执的女孩，他相信一个倔强的女人一旦愿意追随她挚爱的男人，必然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虽然高更在婚前已经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告诉了梅特，但是他隐瞒了自己一个困扰他们夫妻一生的嗜好：绘画。他不但没有告诉她，连一丁点暗示也没有。
欢天喜地的梅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还有一个她一生都打不倒的情敌，就在红毯的另一端等着她。
星期天画家
高更在布丹公司工作时认识了同事埃米尔·史克夫。史克夫是个业余画家，也是一个害羞又谨慎的人，他为人温和，说话结巴，总是显得犹豫不决。按高更的个性，他是不会跟这种懦弱又平凡的人交往过多的。但是史克夫人好，脾气也好，而且非常尊敬高更，尊敬得近乎崇拜。在这份友谊中，高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史克夫则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追随者。
史克夫经常邀请高更去欣赏他收藏的油画，当他发现高更对绘画非常有兴趣时，就常拉着高更去卢浮宫看画。他们也一起去看画展，尤其爱逛那些风格前卫的画廊。在那里，高更看到印象派大师马奈、莫奈、毕沙罗、德加及雷诺阿等人的作品。史克夫和高更对这些人的作品非常着迷，到后来，史克夫干脆就怂恿高更也试着画两笔。
高更的外祖父是石刻印刷师，他的血液中多少也遗传了些艺术家的气质与才华。他曾看过阿罗萨家丰富的藏画，如库尔贝、杜米埃和德拉克洛瓦等人的作品。如今他有时间，有钱，但是总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经史克夫的怂恿，他对作画也不免心动起来，尤其是在史克夫夸张的赞美声中，他更确信自己是有天赋的人。
高更和梅特婚后定居巴黎，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埃米尔。1876年，他们又生了女儿阿莉妮。那几年，高更的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他自己也觉得心满意足。
绘画对他来说只是个消遣，他并不介意别人的评论。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会煞有介事地画上几幅油画。梅特并不反对他这个高雅的嗜好，还常常开玩笑地称赞丈夫有艺术天分。
好友史克夫是第一个令高更提起画笔的说客，但是妹夫梭洛却对他有更大的影响。梭洛是个职业画家，高更与梅特结婚的时候，梭洛就看过他的画，并给过他一些建议。当时的高更自知是一个外行人，所以很谦虚地接受了梭洛的意见。梭洛离开法国后，高更每个星期都会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到可拉洛斯画室去作画。他经常拿着自己的画稿四处向人求教，渐渐地，可拉洛斯画室的艺术家们开始认可他的作画风格，鼓励他参加业余画展。
1876年，他的一幅作品《威洛里森林的风景》终于入选了巴黎沙龙。那幅画被挂在沙龙内，与一些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并列。高更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问自己，我真的能当一个真正的画家吗？我有画家的天赋与才气吗？通过阿罗萨的介绍，高更认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想成为印象派中的一员。
毕沙罗当时46岁，中等身材，微胖，初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他衣着随便，喜欢戴一顶宽边的黑帽子，一件宽松的外衣很滑稽地罩在他那没有曲线的矮胖身材上。毕沙罗是个表里如一的人，由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神、粗糙的头发、杂乱的胡子、厚厚的嘴唇、左摇右晃的脑袋，就可看出他那冲动、大方、急躁和忠厚的性格。
后来，毕沙罗被誉为“印象派之父”，一方面是他在印象派画家中算是年长的；另一方面，他也是印象派画家中最热情、最有组织能力的一个。
毕沙罗曾于1874年联合那些作品不被画廊接受的印象派画家办了一个称为“独立之士”的展览。这次画展虽然也跟印象派之前的那些画展一样不被人接受，但却是开创风气的行为。不过当时，印象派的画家还没想好怎么为他们的风格命名呢！
“印象派”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两年之后，当这些画家又聚在一起开画展，并展出了莫奈的《日出·印象》之后才得来的。当时的评论家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群反传统的疯子，便从《日出·印象》一画中想出了“印象派”这个名字来嘲笑他们。不过这确实是个很贴切的名字。
高更喜欢整日待在印象派画家聚集的咖啡馆中闲谈，他知道很多评论家都很蔑视印象派，但是在高更的内心深处，除了对绘画的狂热，其他的他都并不介意。
事实上，印象派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画派，它也不像后来的立体主义和野兽派那样反传统和具有破坏性。印象派的主旨是想借文字、艺术、戏剧及绘画来反映人生中某些不可避免的阶段，这个阶段包含了我们每天的作息与生活，这种琐碎的生活有很多表达方式，也可以用照相留下某一阶段的生活剪影。
印象派的主旨与当时画坛日渐式微的装饰性艺术截然不同。装饰性艺术完全与生活脱节，题材也全是那些几乎没有人见过的历史人物，如早年的战争或希腊的神话人物。装饰性艺术的画面是光滑、僵硬而沉静的。年轻一代的画家希望摆脱这种严肃又单调的格调，因而力求突破，形成了当时的印象派。
印象派画家们自称为“野外的艺术家”。他们呼吁画家走出画室，走向田野，享受自然与眼前的生活。他们所指的“眼前的生活”并非是华丽的贵族生活，而是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如洗衣妇、清洁工、陋巷中的顽童，或戏院里的艺人。印象派脱离了以往艺术形式对历史和宗教的依赖，艺术家们大胆地抛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和公式。艺术家将焦点转移到纯粹的视觉感受形式上，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变得不再重要，和表现主义表现内心情感、忽视描绘对象的外在形象不同。
印象派画家不仅在取材上与传统画家不同，连着色手法也完全不一样。他们追求光泽和色泽的表现，总是抓住一个具有特点的侧面去作画，所以他们必须疾飞画笔把颜色直接涂在画布上，他们只能多考虑画的总体效果，较少地顾及枝节细部。印象主义的画家以粗放的笔法作画，作品缺乏修饰，这些技巧的突破，不但顽固的老画家们无法原谅他们，就是一般大众一时也无法接受。
高更一直都对毕沙罗这个带他步入画坛的大师非常感激。他确实应该如此。毕沙罗看过高更的作品之后，就被他的才气深深吸引了。他明白，高更虽然只是个门外汉，但他是个有才华的人。高更衣着考究，而且拥有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毕沙罗甚至觉得，如果在印象派清贫的圈子里能出现这样一位体面又聪明的年轻人，将是件光荣的事。
毕沙罗一开始并没有教授高更什么作画技巧，他只是倒了一肚子苦水。由于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印象派的艺术家们不但精神困苦，物质条件也非常差。就拿他自己来说吧，每天都要为柴米油盐发愁，他的太太每天都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作画？为什么不找个正经的工作，领一份稳定的薪水，也不至于一家人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有时候他连颜料和画布都买不起，总是低三下四地去向亲朋、画廊老板、自命风雅的有钱人去借钱，更别说雇模特了。他虽然外表看起来一身福相，实际上没有一天不是饿着肚子。他知道，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他的一辈子都要这样过下去。
说到这里，毕沙罗话锋一转，所有现实中的潦倒和窘迫都不值得一提了。他是负有使命的，他的使命就是将印象派发扬光大。他们要改革的事情实在太多，他们虽然已从室内走到室外，由在调色板上调色改成直接将颜色涂在画布上，但是还有那么多地方需要改进。如果这一代人无法完成他们的理想，他们还可以寄望于下一代，所以毕沙罗、莫奈这群人坚定地站在这里，不言放弃。
高更对毕沙罗是既崇拜又敬仰的。他购买毕沙罗的画，带他回家看自己的作品。他依照毕沙罗的指导，完全根据印象派的画法，利用光线的照射来辨别一个物体应有的颜色。毕沙罗很高兴看到高更虚心又认真的学习态度，曾给他两大建议：一是大量收购印象派的作品，这样既能在经济上援助印象派艺术家，而且等印象派为大众认可后，他也可以借此获利；二是要经常出入艺术家聚会的场所，如新雅典咖啡馆等。毕沙罗经常给高更介绍各派的艺术家，让他倾听大师们关于绘画技巧和着色观点的讨论。
在新雅典咖啡馆，高更遇到了马奈。不同于不修边幅的毕沙罗，马奈穿戴整齐，戴顶帽子，修长的左手上老握着个烟斗。他说话直率，但是脾气很好。高更常常站在一旁听他讲述在创作《奥林匹亚》及《草地上的午餐》这两幅画时发生的种种趣事。马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画布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光线。”高更把这句话深深印在了心里。
高更将《奥林匹亚》的复制品悬挂在画室墙上，尽力模仿马奈的画风。不久，他将一幅完工的油画拿到马奈跟前，希望得到评价。他没有想到，马奈竟然赞许地点头说道：“很好。”
高更受宠若惊地说：“我只是个业余画家。”
马奈反驳说：“不，你不是。业余的画家是指那些画画不成形的人。”
受到马奈的鼓励后，高更对绘画就更热衷了。有空的时候，他就坐在咖啡馆，把大师们的言辞都记在心里。例如马奈说的：“一个人要舍弃对一切事物的眷恋，唯独钟情于作画，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画家。”“仅仅熟悉这个行业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被这个行业所推动的热忱。”
有一次马奈从火车上下来，看着远处的驾驶员和铲煤工人说：“他们的热血和激情让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我要为他们作画。”这一场景也令高更印象深刻。
在画家云集的新雅典咖啡馆，高更见到了莫奈。莫奈却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富裕的业余画家，他认为职业的和业余的画家实在不应混在一起。也许是高更性格上的倔强和高傲令莫奈不满，莫奈很少和高更交谈。雷诺阿也对高更很疏远，他认为业余画家只是拿绘画当消遣，他们并不诚心。
德加也是个富裕的印象派画家，他对高更的态度很友善。德加为人风趣，有时稍嫌尖酸。他与毕沙罗的看法一致，认为高更很有天分，只要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画家。
高更听从毕沙罗的建议，收购了大量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他对梅特说这是一种长远投资。他常常在自家的画室观察和临摹这些作品，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印象派大师们一起联展。通过观察和临摹，他也间接地学会了许多绘画技巧。
毕沙罗也希望高更的作品能在印象派的画展上展出，但被莫奈和雷诺阿一口回绝，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与业余画家的作品并列于一堂。
高更在失望之余便学起雕塑来，还替梅特及孩子们都塑了半身像，放在客厅中供人观赏，得到了一些人的赞赏。
不过这几年来，高更对绘画的狂热着实惹恼了梅特。他疯狂地买画，而且买回来的都是一文不值的印象派作品。它们能赚钱吗？难道他疯了？或者他也想成为一个像乞丐一般潦倒的画家，就像毕沙罗那样吗？
不过仔细想想，高更一直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每天辛苦地工作，赚钱来维持家庭的舒适、富裕。梅特知道丈夫爱她，也爱孩子们，他一直以自己的家庭为荣，但是他似乎一直过得不太开心，每次问他为什么，他就像头驴子似的不开口。梅特一直摸不透他心中是怎么想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高更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880年，他对自己几年的业余绘画生涯总算有了交代，因为他可以参加画展了。毕沙罗组织1880年的画展时，邀请了高更来参加联展。这项邀请得到了德加的支持，但是却遭到了莫奈和雷诺阿的强烈反对。莫奈甚至说：“这个艺术的圣殿现在就要变成一所没有价值的学校了，任何人只要有要求，就会被放进来。”为此，莫奈和雷诺阿拒绝了联展的邀请，改到巴黎沙龙去参加展览。莫奈的画在沙龙上一炮而红，受到各界的赞赏。
高更的作品终于如愿地在第五届的印象派画展中展出。他提供的画有《隐士之家的苹果树》《彭多尔斯的农场》和《杜邦神父的小径》等七幅油画，还有一件雕刻作品。这些作品没有让高更一夜走红，只有一位评论家注意到了这位画坛新秀的作品，他简单地评价道：“高更先生所作的几幅风景画，其中的风格、笔调尚未摆脱毕沙罗先生的影响。”
评论是中肯的，当时的高更确实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更没有捕捉到印象派重视的那种“独特的感受”。
高更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在绘画的道路上摸索。1881年，他到毕沙罗的住处彭多尔斯度假作画。凑巧的是，画风独特的塞尚和画坛新秀基约曼当时也住在那儿。能见到他一直崇拜的塞尚，高更非常激动。
第一次见到塞尚时，高更觉得他浑身都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味道，他的衣着、谈吐，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小资产阶级，但他的画却是海阔天空，意随心至，不拘一格。塞尚不善应酬，卖画也只委托一位经纪人，对任何人的殷勤都不屑一顾。
塞尚的画风简单、雄伟。在题材上，塞尚的画与毕沙罗的非常相似，但塞尚的画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毕沙罗的画却流于琐碎，意境微弱。塞尚独创了一种画法，他将水彩的技巧用于油画，以浅蓝色勾边，然后将其中的蓝色吸取，留下一些似有似无的边线。塞尚作品中的技巧令高更羡慕不已。
塞尚认为这种作画的技巧不是唾手可得的，他相信每个人只要耐心探索并等待，总有一天能抓住那种“感觉”，因此他拒绝传授这些技巧。高更求教无门，临走前留了一个字条给毕沙罗：“如果有一天，塞尚能够将他心中各种夸张又独特的感受集中在一处，然后又有办法将这一过程表达出来的时候，请你立刻下点安眠药给他，让他在神志不清的时候透露一些细节，然后，你再旋风似的赶到巴黎来告诉我。”这本是一句戏言，一向多嘴的毕沙罗把它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塞尚听，没想到塞尚却当真了，决定从此以后都不再理会高更，更别说给他指导了。
高更的为人也许稍嫌傲慢、轻浮，但他对艺术的态度一直都非常严肃。虽然他常常自嘲为“星期天艺术家”，但是“股票经纪人是本行，画画是星期天的消遣”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而已。高更对塞尚一直非常仰慕。在高更的绘画生涯中，塞尚对他的影响仅次于毕沙罗，但高更却因为一句玩笑话，终其一生也未获得塞尚的友谊。
《裸体习作》
当明白自己的风景画无法与几位大师媲美时，高更突然改变题材，想以裸体画取胜。梅特当时已生下第三个孩子克罗维斯，正怀着第四个孩子，她坚决不允许丈夫在家中请模特作画，高更只好让步。不过后来他发现，家中就有个现成的模特——孩子的保姆琼丝汀。琼丝汀做了他第一幅裸体画的模特。
高更在1881年的独立派画家展览会上展出了完全独创一格的《裸体习作》。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在评论这次展览会的文章里写道：“这幅画显示着一个当代画家无可争辩的气质……这整个身体，这耷拉在腿股部的略微隆起的腹部，多么真实。”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而这幅画的确对日后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高更的绘画生涯中，这幅画来得十分意外，它并不依循高更早年一贯的手法和风格，完全是一幅突破自我、脱颖而出的杰作。
上一次评论说他“躲在毕沙罗的阴影之下”的赫斯曼，这次看过《裸体习作》后也惊为杰作，他评论道：“我毫不犹豫地断言，在近代所有的裸体画家中，没有一位能如此透彻又自然地表现裸体的美感……这幅画中没有丝毫的虚伪与做作，我们在画布上看到的不是画室中的模特，而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女子。这个女人没有健美的身材，也不故作姿态，她只是静静地低头忙着补衣服。我很高兴这位画家与我一样憎恨身材健美的人体模特……我尤其不能接受那些自认高雅的模特往往摆出石膏像似的僵硬表情……”
赫斯曼的评论为高更带来一些声誉，但是很快地，这片涟漪就归于平静了。但是，那些注意到这幅画的人都在等待高更第二次的爆发。
1882年3月，高更与德加一起展出了几幅风景画。正当人们拭目以待、翘首企盼的时候，高更却令众人失望了，他不但没有创造出第二次的高潮，反而再度回到了模仿毕沙罗的老路上。赫斯曼看完那几幅模仿毕沙罗的风景画后失望地写道：“看不出有丝毫的进步。没有一幅是有价值的……”
梅特要为这一次的失败负上一部分责任。当她知道琼丝汀做了高更的裸体模特后勃然大怒，谁能相信自己的丈夫与裸体的女人只是画家与模特的关系呢？她把琼丝汀赶出了家门，高更也失去了发挥他的特长的机会，他又恢复到上班炒股票，下班喝咖啡、买画的中产阶级生活中。总之，他现在又是个业余的“星期天画家”了。
在高更的内心深处，他一直徘徊在“星期天画家”与专业画家的抉择中，他认为自己应该做个专业的画家。他想到了莫奈的话：“一个人要爱绘画胜过一切，才能算是个真正的画家。”做一个专业画家意味着他要放弃他的收入优厚的工作，放弃安逸、富裕的生活，做一个穷困潦倒的画家。可是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孩子怎么办呢？
梅特一直都对他很好，他是不会轻易离开她的。至于孩子们，四个孩子，包括梅特肚子里的老五，他们的未来都与他息息相关，他能丢下他们不管吗？但是，他最终想到的还是自己。他只有三十多岁，过惯了安逸的生活，他能甘于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吗？他有足够的才华吗？大众会接受他吗？
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对艺术的渴望还是战胜了他对现实的顾虑。无论梅特多么爱他，她也只是个世俗的女人，她不知道艺术有多好、多吸引人。还有孩子们，尽管他们很可爱，可是他们总要长大，总要离开他独自生活，难道他要为了他们而违背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虚伪的父亲吗？
高更做任何事情，总是既突然又秘密。1883年初的一天，那时候梅特刚平安地生下第五个孩子。高更平静地对她说：“我已经辞去了布丹公司的职位，我决定要做个专业的画家。现在，我可以放手去画了！”听到这句话的梅特惊慌失措，一时也不知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