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泪流干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加紧了对那户人家的索赔，全然不顾他们家正在办丧事。他们办丧事和我们有什么相关呢？他是自杀，又不是我要他去死的。赔偿款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少了，我就和他们没完。爸不以为然地说。我的心底里升起了一股仇恨，我恨他们没有人性，简直猪狗不如。想到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做着他们的帮凶，我就心虚气短。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讨厌，好像浑身上下没一处干净的：我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和他们对抗，比如，故意逃学，故意和他们作对，不理睬他们，在他们喝茶的杯子里吐唾沫，甚至撒点尿进去……可这一些都无法改变爸妈，他们对我的这些小伎俩报之以冷笑，好像不屑一顾似的。我气坏了，在经过无数次的辗转反侧以后，我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想到上次我离家，他们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想这次我一走，他们肯定要把肠子都悔断了。我的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别怪我不客气，谁叫你们不把我当回事。我叫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做出离家出逃的决定后，我表现得很冷静，我可不能露出这方面的破绽来。我像什么事也没有地生活着，但我在悄悄地做着准备工作。等万事全都妥帖以后，就在今晚，我要离开了。我再一次看了看我熟悉的阳台外面的那些东西，然后，我回我的房间，背起书包，就像去上学去那样，拉开门出去了。在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到了爸的火车进隧道般的鼾声……
我说出来，你很难相信我们一家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是的，我们就是靠它来敛财的。在说这个职业之前，有必要把我的爸妈介绍一番。我爸的大名叫陈云生，陈云生在三十岁以前，一直是上饶壶山镇纺织厂的机修工。
需要说明的是，他不喜欢这个行当，每每有人唤他修机器时，他总是愁眉苦脸，好像不是去工作，而是去打仗。他喜欢做的事，是轮不到他来做的。我上三年级那年，有一次我写作文，讲到了理想什么的，他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演讲家。有一群人围绕着我，听我讲话，然后他们对我鼓掌。我当时“扑哧”一声笑了，那你是喜欢当领导，领导都是这样的。我这样说，陈云生的脸皮就有些红，但也只是红了红，随后他就不当回事地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这辈子没希望了，就指望儿子你能来继承我的衣钵。我说，我最讨厌演讲，被一群人围着，就像一只猴子似的跳来跳去，没劲。陈云生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好久他才憋出一句，你小子别以为了不起，有种你就给我挣点脸回来。陈云生五大三粗的，一看模样就像个工人，但他却能说会道。用我小叔叔陈云杰的话来讲就是他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他只要一开口，别人基本上插不上嘴，即使偶尔挤上去了，但不消几分钟，那发言权保险又被他夺了回去。陈云生嘴皮子厉害，这在年轻女人成堆的纺织厂是有点魅力的，想嫁给他的纺织女工很多。陈云生原来也打算从中挑一个算了。想不到这时候有个人死乞白赖地要嫁给他。那人就是后来成为我妈的严芳芳。
严芳芳是越剧团的，但不是演员，是管服装的。也许是成天对着一堆戏服太寂寞了，因而她说话的欲望很强。可惜愿意听她说话的人不多，演员嫌她不会唱戏，说话不投机，严芳芳便很痛苦，有许多回。她就闷闷不乐地对着那些服装自言自语。与陈云生相识后，她马上发现了他的优点，他怎么这么会说话？比我还会说。她有种发现聚宝盆的感觉。
严芳芳嫁给了陈云生，这让纺织厂的许多女工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严芳芳很自豪，她们能说得过我吗？
陈云生和严芳芳的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如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有了一个大名叫陈骥、小名叫陈丁丁的儿子，严芳芳从越剧团下岗了，因为越剧团解散了。那一年，她三十一岁。她无所谓，情绪上没有那些演员激烈。她主动找到了一份营业员的活儿，专门销售化妆品，销售业绩还不错。陈云生依然干着机修工，但他有了几个徒弟，现在机器坏了，不需要他亲自出马了，只要动动嘴巴指挥指挥就得了。可他乐意去，去了以后，就作评点。好像那机器是他修似的。严芳芳取笑他说，你这张嘴啊，要是去当法官或者律师，那就挣大钱了。陈云生说，说我干什么，你去当，不同样挣大钱？两人说笑着，但说着说着就有些伤感，因为他们俩的文化水平实在不怎么样，要想通过学习走上律师或者法官的道路，那等于蜀道之难。当然，他们也不会傻到这种程度。陈云生说。人要自知，开开心心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呢？这一点倒是实情，因为两个人都会说，一丁点儿的小事，让他们一说，便化大了，便有趣了。所以他们家的笑声要比别人家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