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啄木鸟》1984年第02期
栏目：外国作品翻译
已经更残夜尽了，又是一个通宵。有些人家的窗里已经透出了灯光。那些上早班的人正在起床；而另外一些人，那些幸运儿，还要舒舒服服地再躺一会儿。可是我还没有躺下睡觉呢。
事情多极了，因为我担任着代理处长的职务。昨天一天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可是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是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吗？中尉瓦休京在打搅您！一个因公出差的叫苏林的人，在曙光旅馆被枪击中，身受重伤。检察院的侦察员戈柳诺夫和医生已在旅馆。您能来吗？”
当然，我一定要去。我能往哪儿躲呢……
那么，曙光旅馆深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零点三十分左右，二楼女服务员斯捷潘诺娃偶然发现，二十八号房间的门没有关，而且还亮着灯。她决定去把门关上。这时她听到房间里传出微弱的呻吟声。女服务员走了进去，只见一个人瘫软地坐在椅子上，脑袋拉到桌角上，他满身是血。斯捷潘诺娃自然被吓得惊叫起来。
根本谈不上是企图自杀，因为房间里没有发现开枪射击的武器。受害者被送进了市立第一医院去动手术。
受害者是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苏林，生于一九二四年，现住克拉斯诺达尔斯克。他在这个市的人造纤维联合企业供销科工作，因公出差在八月十三日早晨到达省会沃尔让斯克的。旅馆经理诺维科娃说，在办理住宿手续的时候，她跟苏林还闹过一场小小的冲突。苏林要求住一个有电话的单人房间。但是设有电话的单人房间全都客满，因此她能够向苏林提供的只有第三十号房间，这是单人房间，却没有电话。苏林坚持自己的要求，甚至为此还发起火来。忽然另一个因公出差的人走到苏林跟前，他住在第二十八号房间，叫赫拉莫夫。他住的恰好是单人房间，并且设有电话。他必须在第二天早上即十四日早晨提前离开，此刻他正想结算宿费。一听到这个消息，苏林就恳求赫拉莫夫把房间让给他，而且要马上就让给他，不能等到明天。起先赫拉莫夫怎么也弄不明白，苏林究竟想要干什么。等他明白了以后，耸了耸肩膀，同意了。
女服务员斯捷潘诺娃证实，整个晚上苏林都呆在旅馆里，哪儿也没去。倒是来过一个人找苏林，“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头戴一顶带宽沿的帽子，戴一副方形的眼镜。他们在房间里坐了有一个小时，不会再长。分手的时候，两人在走廊里亲亲热热地一个劲儿地握手。”斯捷潘诺娃述说道。
客人走后，苏林就来到旅馆的休息厅，打开电视机，看了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二十二点。
同苏林一起在休息厅的还有从斯塔罗戈罗夫出差来的谢尔盖·赫拉莫夫，莫斯科来的姑娘斯维特兰娜·谢弗柳戈娃和卡佳·杰米娜以及她们的客人——当地的一个小伙子盖拉·卡扎科夫、姑娘们来沃尔让斯克是看望斯维特兰娜姑母的。但是她们事先没有通知姑母，结果吃了闭门羹，因为在她们到来的前一天，姑母就离家休假去了。幸好，姑娘们走运，无意中认识了盖拉，盖拉当着姑娘们的面给他父亲挂个电话，“他父亲是一位大人物！”于是就在曙光旅馆为她们安排了一个两人住的房间。
晚上十点钟，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苏林出人意料地请大家到他的房间去喝点儿好葡萄酒。姑娘们没有同意去喝，由于盖拉忙着要回家，便谢绝了。只有赫拉莫夫一个人接受了苏林的邀请，那也是苏林说服了好久他才同意的。卡佳和斯维特兰娜已经躺下睡着了，听到走廊里响起一阵喧哗和叫喊声才醒了过来。她们奔出自己的房间，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一个看见还没有受到伤害的苏林的人，就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赫拉莫夫了。他是从这个省南方的一个小城市斯塔罗戈罗夫来的一位工程师，是从自动化技术科学研究所到沃尔让斯克机床制造厂来的。他在科学研究所的机器人技术处工作。据他说，“这次出差办事不大顺利。厂长突然到国外去了，总工程师又因血管梗塞卧床不起。“我必须说服工厂的领导接受我们的订货，为我们制造机器人试验样品，”工程师解释说。“顺便说，它是我发明的。但是厂长和总工程师不在，谁都不肯负这个责任。看来，整个事情都要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要打通’订货这一关，非得当个老奸巨滑的人不可，可是我又不会兜这种圈子……”
赫拉莫夫……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教人奇怪。一开始，他好久不开房间的门，当我们确信这位工程师确实在屋里，便象通常所说的那样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命令他开门，这时他才服从了。房间里闷得令人难以忍受，这是由于赫拉莫夫把窗户和阳台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并且用窗帘遮住了；他的言谈举止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十分害怕，这使人不免警觉起来，赫拉莫夫被旅馆里发生的事件吓坏了，而且他也不想掩饰这一点。当他稍微镇静下来的时候，他坦率地承认：“是的，我是给吓坏了，吓得要死！但是，既然你们城里有人往窗里打枪，那我只好把窗户都关上了……”
工程师证实，苏林几乎是把他拉到自己房间去的。“看得出来，苏林好象是决意要酬谢我，因为我把有电话的房间让给了他，所以请我喝酒。他极力说服我，并且保证说，我们每人只喝一小杯。还说，酒很好，是马桑德罗夫斯克产品。房间里当然没有酒杯。桌上放着三个茶杯，两个杯子有花棱，一个杯子是光面带金边的，苏林往这个带金边的杯子里给我斟了酒。往有花棱的杯子里给自己也倒了酒。”赫拉莫夫一边说着，一边在手里团弄着面包瓤，一会儿，把它弄成小团，一会儿又把它揉弄开。这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镇定他那紧张的神经。我请他去拿杯水来，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揉弄过的面包瓤偷着换了一块。幸好盘子里有一大块黑面包。赫拉莫夫的指纹会对我们有用的。使人感兴趣的是，这第三个杯子是谁用的呢？是苏林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客人？
晚上十一点以后，赫拉莫夫下楼往斯塔罗戈罗夫给妻子打电话。旅馆女经理对此记得很清楚，整个这段时间，工程师都在她的眼前，是用她的电话要的长途，等电话接通后叫他。女经理证实说：“已经是十二点以后了，这个倒霉的苏林来到楼下，向我要治头疼的药片。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局通知赫拉莫夫，同斯塔罗戈罗夫的电话接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又好长时间没有通上话，这使赫拉莫夫很着急。在斯捷潘诺娃喊叫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从楼梯上连滚带爬地下来的时候，赫拉莫夫正在同妻子通电话。听到斯捷潘诺娃的喊声，他马上停止通话，问我出了什么事，谁被打死了。当他听说是二十八号房间的旅客挨了一枪以后，脸都吓白了，上楼的时候，两条腿摇摇晃晃，都走不稳了……”
是的，事件发生时赫拉莫夫工程师根本不在现场，这是事实。电话局也证实。曙光旅馆女经理所说的是事实。
苏林挨枪的时候，赫拉莫夫工程师正在旅馆的前厅里。由于受到惊吓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因此他不该受到审判，不该被拘留。
苏林这个可怜的人，由于没有找到治头痛的药，大约在夜里十二点半左右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桌旁，后来就挨了一枪，打在心脏下边。几个小时以后，鉴定专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布涅耶夫就会提出鉴定结果报告来，那时就能得出最后的结论：什么时候开的枪？从哪里开的枪？
那么，我确认赫拉莫夫与这一枪无关，是不是为时尚早呢？即使开枪的不是他，难道就不可能是他的同谋者？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常害怕呢？还有关窗户、挂窗帘等等，或者，索性还是把他拘留起来，趁着他还没有返回斯塔罗戈罗夫的时候，这样也好以防万一。法律规定：拘捕人需要有检察院的拘留通知书，而且只能拘留七十二小时。但是根据什么拘留呢？就根据我的直觉观察吗？直觉观察是不能向检察长报案的。是啊，这个案件同赫拉莫夫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要知道，事件发生后，他连一次都没有向我们问过什么，哪怕是通过某种暗示，比如苏林是活着？还是死了？如果他与这个案件有某种牵连，这对他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苏林是死是活，他却是完全无动于衷的。这个事件所以使工程师感到不安，只是出于他对个人安全的担心：他可别摊上这类事啊。赫拉莫夫的举止，确实不象与这一枪有关系的人，他倒象个怕丢失个人性命的胆小鬼。
我们回到了侦察处。“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我对布涅耶夫说。“现在，您是主要角色了。鉴定结果一出来，就请您光临。格里戈里耶夫大尉，请您作好准备，到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去了解一下苏林的情况。瓦休京中尉，不要离开本处！”
在办公室里，我想起了沃尔让斯克的内务局长哈扎罗夫将军。我们很早就在一起了，是从一九四○年开始的。那时我才五岁，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同哈扎罗夫是相交莫逆的好友：他们一起加入了共青团，一起到民警局工作，而且还是在同一天被匪徒们用手枪打伤的。父亲受了致命的一击，哈扎罗夫只是受了伤。从这以后我就开始生活在哈扎罗夫家里。他的妻子，和蔼可亲而又慈祥的安娜。谢苗诺芙娜就成了我亲爱的母亲了。当时我父母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的亲妈因为生了我以后，患血液中毒死去了。我这个只知道吃奶的傻孩子被留在当地的一个铁匠家里，铁匠的妻子不久前生了个男孩。这样一来，她就拉扯我们俩——她自己的儿子和我长大。她真是个仁慈的妇女。有时候我很想去找她，当然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只是怎么去找这位妇女呢？我连她的脸形都不记得了，也不知道她叫啥名字。唯一的一点是，在我的记忆里还保留着那个闭塞的小村子的名字，叫瓦尔瓦罗夫卡，是小时候听父亲说的，所以记得很牢。这个名字似乎使人感到有点可怕。
我俯身向着台历，翻到今天：“八月十四日。省执行委员会行政会议。”
哈扎罗夫嘱咐我列席参加执委会会议。会上准备讨论违章卖酒的问题。基里尔·鲍里索维奇要在会上发言，我给他准备了材料。作为违章的一例，我引用了不久前在第十商店附近发生的一起案件：半大小子打架，互相动了刀子，幸好还没造成死亡的后果，不过被刀扎伤的帕霍莫夫伤势很重。可是，这些没出息的废物为什么要打架呢？就因为一个给另一个倒酒没倒满。瓦列里·帕霍莫夫给谢尔盖·罗金倒酒没满，于是罗金就感到欺人太甚，便抡起了刀子。现在帕霍莫夫的伤口已经被缝合上了，正在外科住院，而罗金则难免被送到少年劳教营去。
“市里”是具体管他们这种事情的。沃尔让斯克检察院的侦察员正在进行侦查。可是我从市刑事侦察科得到这个“案例”以后，很自然地对这些孩子们的家庭情况感到兴趣。原来都是些很象样的家庭。帕霍莫夫的父亲是机床制造厂的工艺师，母亲是音乐学校的教员。罗金的父亲当了十五年自动机工程师，被公认为是优秀工程师，家里墙上的那些奖状简直可以代替糊墙纸了。他母亲是位医生。这些孩子本人在学校的学习情况都很正常。这不是个谜吗？那么，谜底在什么地方呢？酒是借口还是原因呢？是谁使这些少年酗酒的？真是问题成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