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电话铃响了。
“中校同志!门卫值班室。来了两位公民找您,要求接见。姓卡扎科夫,尼娜·巴甫洛芙娜和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
他们来得正好。在发现盖拉尸体的当天,我想同他的父母谈一谈,但没能做到:因为他们处于休克状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要抢救的地步了。
……我竟没能一下子就认出来盖拉的父亲、母亲。我仿佛觉得他们的身材都变小了。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小心翼翼地扶着妻子的一只胳膊;妻子勉强地移动着脚步。我慌忙迎上去。
“我愿意协助你们找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尼娜·巴甫洛芙娜用炽热的目光盯着我,“我愿意!”
“您了解什么线索呢?”我立刻问道。
“尼诺奇卡,你都说了吧。”老卡扎科夫插话说。
“你得了吧,伊波利特!”尼娜·巴甫洛芙娜打断了他的话,“当然我要全都说啦。前天早晨,我从商店回到家时,用自己带的钥匙开了门,因为我以为盖拉还在睡觉,不愿叫醒他。我走进屋,忽然听到他在餐厅里跟谁通电话……”
“他说什么了?”我赶忙问道,“是跟谁通电话?”
“请不要打断我的话,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尼娜·巴甫洛芙娜突然喊叫起来,“我自己来说。要一字不差地说……盖拉奇卡说:‘可是在这一点上你俩都错了。记住!还要记住:跟你在一起,我想干啥就能干啥。记住了吗?那就好了,公猪!……’他还继续说了些什么话,我没听清楚,后来,盖拉奇卡从餐厅里出来发现了我。他想绕开我走过去,回到他自己屋里,可是我叫住了他,问他:‘刚才你跟什么人说话?’他看看我,回答说:‘你都听见啦?’我对他撒谎说,全都听见啦。他当时耸了耸肩咕噜着说:‘那还问啥呢?’我猜测着说:‘这是他们?是公园里那些坏蛋?’‘嗯,当然是,’他挥了挥手,‘你放心吧,妈妈。下一次我可不让他们打了。’我以为是这群蟊贼害怕盖拉去民警局报案,所以在威胁他呢。于是我决定:不去惹他们,他们就能让盖拉安静……我的天哪!”
“因此您就什么也没对我说,是吧?”我忧郁地望着她。
如果她当时把这次电话交谈的内容说给我,谁知道呢,说不定会说服了盖拉的。那么,就可能今天他还活着……
“是的,”尼娜·巴甫洛芙娜点点头,“因此我对您什么都没有说。我劝盖拉奇卡不要去民警局报案。我要他这样做……如果他们再来电话,盖拉应当说,他已经饶恕了他们,不再声张。”
“儿子是怎样答复您的呢?”
“他望着我,笑了笑说:‘是的,妈妈,我当然不去民警局报案啦。’后来,您就来了……您和他谈了话……您走后,”尼娜·巴甫洛芙娜继续说,“盖拉奇卡,心神不安。他给什么人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我没听见他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晚上七点钟,我丈夫下班回来。七点半钟我坐下来吃晚饭……我洗完了餐具。八点半钟,我们三个坐下来看电视……”
她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就这样坐了几分钟。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痛苦地叹着气。我等待着。
她抬起头来,眼睛充满了泪水。
“不,我说不下去啦……”她喃喃地说,“你接着说吧,伊波利特。”
“晚上九点钟,”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说起来,“盖拉站起来,说他头痛,要去睡觉。他问我还用不用电话。我回答说不用。他拿起了电话机,走出餐厅。您不是去过我们家吗?……盖拉住的是单独的房间,所以听不到里面的动静。而且,电视机的声音很大……他显然是给什么人打了电话。我是这样想的。不然他为什么把电话机拿去呢?晚上十点钟我关了电视机,我和妻子回自己的卧室去。妻子往儿子的房间望了望,对我说,他睡着了。如今我才明白,盖拉知道母亲夜里必定要过去看看他,所以就装出熟睡的样子……这样,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大约过半小时后,我和妻子就睡着了。”
“您的儿子是什么时间离开家的?不知道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时间,不知道。但不早于十点至十点半。这时候我们还没睡着。”
“您在什么时间发现儿子不在的?”
“其实,不是我发现的,因为我走得早。”
“是尼娜·巴甫洛芙娜发现的?”
“是她,”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点点头。“她往单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盖拉不在家,她没听到他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安慰了她几句……唉,上帝啊,后来,她又打电话给我,说……说……盖拉……”
他的声音断了,沉默下来。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显然在极力克制自己,才没有痛哭失声。
“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我完全明白了,不过我还要提一些问题。您儿子的朋友都有些什么人?”
“我对您说过,”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有气无力地答道,“他的朋友有不少。再说,也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一般要好的,谁是同学的……不行,我叫不出来盖拉那些朋友的名字。你呢,尼娜?”
“什么?”尼娜·巴甫洛芙娜战栗了一下。
大概她真是丢魂失魄了,竟没听见我们谈话的内容。
“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想知道盖拉有哪些朋友。”
“嗯……”她象发冷一样抖动了一下肩膀,“科利亚·索列诺夫,他们同在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学习……费利克斯·普罗塔林……也是中等技校的……伊格里·图尔恰科夫……”
“他和伊戈里早就吵翻了。”我指出。
“是吗?”她觉得奇怪,“看您了解得比我还多!盖拉有很多朋友……他领他们到家里来,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想听音乐。’我从来不妨碍他们。可是他们的名字……天晓得他们叫啥……”
“尼娜·巴甫洛芙娜,您认为给盖拉打电话的人是在公园里打他的那些流氓吗?”我问道。
“我相信是他们。”
“他们是从哪儿得知你们家的电话号码的呢?”
尼娜·巴甫洛芙娜迅速地同丈夫交换了一下眼色,含糊地说:“不知道……”
“请您把盖拉认识的姑娘们的名字告诉我吧,我知道,他也可能瞒着你们……”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伊波利特·安东诺维奇打断了我的话,“薇拉·皮敏诺娃,尼娜·亚历山大罗娃……”
“得了吧,伊波利特!”尼娜·巴甫洛芙娜反驳说,“还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和薇拉不来往啦!”她站起来说,“我们就走啦。如果您了解到什么情况,能通知一下吗?”
我签署了出入证,他们就走了。后来我在桌旁坐了很久,反复地思考这次谈话,拿出记事本,记上:“盖拉·卡扎科夫同薇拉·皮敏诺娃还是在学校时就停止来往了。”还有尼娜·巴甫洛芙娜听到的话:“可是在这一点上你俩都错了。记住!还要记住:跟你在一起,我想干啥就能干啥。记住了吗?那就好了,公猪!……”谁弄错了什么呢?“你俩”至少是两个人……“公猪”是他辱骂人?或者这“公猪”是个浑号?好象是个浑号。还有一句话:“你放心吧,妈妈。下一次我可不让他们打了。”最后还有这句话:“是的,妈妈,我当然不去民警局报案啦。”为什么“当然”呢?是因为儿子听话呢?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戈柳诺夫走进来,他很疲惫。
“十五分钟之前,我同卡扎科夫夫妇谈过话。”我告知他,接着叙述了谈话的内容。
“大概他们全都说了,”戈柳诺夫若有所思地说。“现在还不全都说出来,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
敲门声过后,鉴定专家布涅耶夫走了进来。他向我们点了点头。
“我把医学鉴定结论带来了。”他把一张纸递给了戈柳诺夫,“死亡发生在午夜一点钟左右,子弹穿过肺部击中心脏。两枪连发,是用枪口顶着后背打的。根据所有的情况来判断,卡扎科夫根本没料到会遭到袭击。不论在尸体上,还是在现场,都没有留下任何搏斗的痕迹。现在谈谈在林间空地发现的子弹壳。你们看看吧!”他把打过的子弹壳放到我们面前。“这是‘TT’式手枪子弹。是在离卡扎科夫尸体不远的地方找到的。跟那夜里击伤苏林时发现的子弹壳是一样的。你们看……”
戈柳诺夫仔细地观察这三个子弹壳。
“是的,”他确认说,“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好吧,这就是说,包围圈合上了:我们找到了击伤苏林的人,也就等于找到杀害卡扎科夫的那个人。”
“手枪可能是同一只,但打枪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个人。”我指出。
“当然,”戈柳诺夫表示同意,“也可能是这样。不过,既然枪是一个,那么打枪的人也就是互相熟悉的。”
“我今天见过诺维科娃。”
“曙光旅馆的经理?”我有些惊异了。
“是的,”戈柳诺夫点点头,“要知道,斯维特兰娜·谢弗柳戈娃和卡佳·杰米娜来的那天,正是她当班。”
“我想通过诺维科娃了解是谁打电话请他在旅馆给姑娘们安排住处的。您知道,这个情节一直使我很感兴趣……”
“是的,卡扎科夫坚决不肯说出给曙光旅馆打电话的那个人的名字,或许真的是他自己和经理说好的?”
“不,”戈柳诺夫沉思地摇摇头,“打过电话……这电话是糖果糕点厂经理谢列勃罗夫打的。他请诺维科娃给姑娘们办的住宿手续。”
“等一等!”我打断了侦察员的话。“谢列勃罗夫,要知道,并不是诺维科娃的上司她为什么愿意满足他的要求呢?怪事……”。
“没有什么奇怪的,”戈柳诺夫笑了笑,“诺维科娃的丈夫在糖果糕点厂当机械师。难道她能回绝自己丈夫的上司吗?这种电话比任何钢板都强硬点儿。”
“那就不好理解了,为什么盖拉不愿意说出他求的那个人的名字呢?”
“是呀,是不明白……如果谢列勃罗夫真地打过电话的话。”
“倒底是怎么回事?”
“我今天和他谈过了,在电话里谈的。无论是盖拉·卡扎科夫,还是莫斯科的女大学生,他从来都没听说过。他根本没往‘曙光’打过电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罗曼·尼古拉耶维奇,”我说。“卡扎科夫坚决不肯说出往曙光旅馆打电话那个人的名字。他终于没说出来。什么事都由自己承担。可是电话毕竟是有人打过。好象是糖果糕点厂经理谢列勃罗夫打的!这就是说,打电话的那个人知道曙光旅馆经理诺维科娃的丈夫在糖果糕点厂当机械师。真有意思……一切都好象围绕着打电话这个无关紧要的事……”
“结论究竟如何呢?”戈柳诺夫微微眯缝着眼睛,“很显然,这个电话在盖拉的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完全可能。我们不必猜了。我现在正在考虑另一个问题。打电话的那个人会不会就在这个糖果糕点厂工作呢,这合乎逻辑不?”
“完全合乎逻辑!……”
“因此他消息灵通。诸如厂长叫什么名字,机械师的妻子在曙光旅馆工作等等,他都知道。要查清机械师诺维科夫周围的人的情况。不妨……”
侦察员出神地仔细看了看子弹壳,把它们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好象是在玩弄锡制的儿童玩具武器。
“我说,”他抬起眼睛望着我,“我有一个想法……您同‘赫拉莫夫’工程师不是有一面之交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笑了笑,“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是的,有必要再到斯塔罗戈罗夫去一次。”
“要说服工程师提供一些真实的证明材料。这很重要。对我们来说,现在拖延一分钟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鬼才知道呢,最近还会出什么预料不到的事……要是他一时不在家呢?”
“不可能。九月一日孩子们开学。”
“祝您成功,维尼阿明·亚历山大罗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