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贝进来了，只有他不肯流于世俗，不肯随波逐流，总是那套旧西服。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堆药，有苏波迪、迪雅米克、病叨里、斯巴古拉、比苏特和普兰伯朗。他似乎还在找什么。他说：“我的达迪拉药瓶放在哪儿了呢？”他把助听器的白色耳塞插进耳朵里，继续说：“难道我中午把它忘在了饭桌上？”他用怀疑的目光瞅了荣吉一眼。一个每顿饭要喝半瓶圣·埃米龙酒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荣吉向我们讲述他下午的经历，说他在赌场输了二百个法郎。他说这都怪坐在他身旁那个漂亮太太分了他的心。维尔贝听到这里，耸耸肩，摘下了助听器，轻声嘀咕道：“老色鬼！”
我劝他：“轻声点！”
“您怕他听见，我不怕！”
荣吉确实有点象旧小说上所说的那种“淫棍”。他不仅喜欢听淫荡故事，喜欢看色情影片，还常常吹嘘，说尽管他年老体衰，但性欲不减当年。维尔贝最讨厌他吹牛，有时不等他讲完就插嘴说：“胡说八道，这根本不可能。”荣吉听后十分生气。据说维尔贝是法国综合技术学院的毕业生，曾经是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他凭技术和本领发了横财，成了百万富翁。据说轮船上有一种绞盘是他发明的，这种绞盘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荣获过荣誉勋章、功德勋章、艺术勋章和文学奖章。直到现在，他仍在进行研究，准备改进一种电灯泡。
当然，荣吉也有一段光荣历史。他毕业于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是交易所附近最大的企业——西方面粉公司的创建人。据克莱蒙丝说，他比维尔贝更富有，更称钱。他说维尔贝只是个小萝卜头。而维尔贝呢，凭借自己有渊博的知识，说荣吉只能算个小爬虫式的工贼。他俩有时在饭桌上争吵起来，维尔贝一生气就喘不过气来，冲着菜盘子直咳嗽。这时，荣吉就转向我：
“艾博瓦先生，我说得对不对？”
我呢，我象喜剧中的仆人，不偏不倚，说甲正确，乙也没有错。幸运的是，餐后点心一来，饭桌上便恢复了平静。
现在该看电视了。大电视室里的电视机，开第二频道；小电视室里的电视机，开第一频道。女士们都挤到开二频道的那间屋里去，那里放彩色电视，有几位为了抢坐位，晚饭都顾不上好好吃。她们总挑那些正对荧光屏、不远也不近的位子。一开始播放新闻节目，她们边看边高谈阔论，评论左派发言人的演讲。维尔贝爱看根据美国小说家马尼克。高亚科的作品改编的电视系列片，但他经常迟到，没有好位子，只好坐在后排。他听不清楚时，就低下头打鼾，吵得周围的观众赶忙躲开他，有的还要咒骂几句。
我喜欢黑白电视，因为节目内容对我无关紧要，在我眼里全是半斤八两。我到那里主要不是看节目，而是要坐在荧光屏前打瞌睡，黑白电视光线柔和，不象彩色电视那么刺激，对打瞌睡有好处。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电视室。看罢电视，还有几个钟点不好熬。等更夫关闭电视、开始巡逻之际，我就去找更夫贝尔旦聊几句，打听上午克莱蒙丝没有来得及告诉我的新消息、新情况。他说：“听说老卡米基，就是长得有点象卡拉博女神的那位老太太得了阑尾炎，大夫刚给她做完检查。”
他补充说：“其实这预料之中，她那么肥，象个圆滚滚的大肉球。”
已近子夜，我在楼前台阶上呆站了几分钟。我抬眼仰望天上闪烁的星斗，感到头昏目眩。照我们的良师益友多米尼克老伯的话说，星光就是上天的眼睛。但愿如此！可对我来讲，只要能让我睡着觉，我就谢天谢地了，管它眼睛不眼睛！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床已经铺好，壶里的茴香汤还发温，我喝了一杯，这是我多年的老习惯。很早以前，有位朋友告诉我，说茴香汤是治疗慢性失眠的灵丹妙药。这当然不全对，但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茴香汤就成了我睡觉前必饮的饮料之一。我是有病乱投医，为医治失眠症，我尝过百家药，求过百家医，这茴香汤是其中的一味药。
从墙的这头到墙的那头，漫步几分钟也成了老规矩。我没有回想良心上有无过不去的地方，却回顾了一下一天的生活：这一天又过去了，虚度年华，碌碌无为，和以往的日日夜夜一样。我企图找寻引起烦躁的原因，假如能找出原因，我的生活也许会变得更有意义一些。我知道，是烦躁毁了我。这如同在捉迷藏，引起烦躁的原因躲着我。我的时间就象是慢性出血，一分一秒地慢慢流走。宇宙的时间无穷无尽，但我的时间有限，我无法与日月同存，不能同天地一样永不衰老。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是日落西山了。工作和运动就是生命，而自暴自弃就等于慢性自杀，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我的烦躁到底来自哪里呢？我年老力衰，这话对，我确实衰老了！算了，高谈阔论有什么用，还是上床吧，老家伙。
长夜漫漫，无边无际。我侧耳细听，隔壁的电梯在上升，它停在了三楼，估计是卡车司机马希姆刚从情妇那里回来；住在我楼上的菲利比先生在咳嗽、吐痰，他按电铃呼叫护士克莱蒙丝。克莱蒙丝就住在走廊尽头的医务室旁边。她真可怜，难得睡个安静觉，夜里，呼救电铃常常把她吵醒。有时，我听见克莱蒙丝低声抱怨。
她的脚步声消失后，远方城市里传来了救护车尖厉的刺耳声；凌晨前后，不时传来波音飞机起落的轰鸣声，我慢慢睡着了。
突然，一阵闹钟铃响把我吵醒。不用看表，我就知道是六点整，这是住在右边的荣吉先生起床了。他这个人人真差劲儿，对左邻右舍，一点儿也不顾及，每天在六点起床吃药，好象是滋补肝脏的药品。不知他从什么地方买了这么个闹钟，一闹就没完没了，声音发颤，尖厉刺耳。我向他提过意见，他当面表示道歉，但第二天一切照旧。我十分生气，无法继续睡下去了。又一天开始了，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碌碌无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八点，克莱蒙丝来给我打针。
“请把身子调过去，这样打针方便。”
她克制着不发火。克莱蒙丝身宽体胖，动作大手大脚，说话象个村妇。我们弄不清她的确切年龄，她工作很多，远远超过了护士的工作范围。她是养老院里的会说话的报纸。
“卡米基太太得的不是阑尾炎，那是为了安慰她，她的病比阑尾炎严重多了。”
她悄悄问我：
“您懂我说话的意思吗？”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那种病不能讲出来，尽管作各种理疗，作各种检查，但这种病是一种不治之症。
她接着说：“已经通知她家里了，她已住进医院，但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做手术了。
我问道：
“她高寿多少？”
这句话总要问的，在她要死时，即使她与我素不相识，我也应该问一声。然后再核计一下，同我自己做个比较，看看自己还有几年的阳寿。
克莱蒙丝回答：“九十六了，这么大岁数，也差不多了吧。她住的那套房子已经答应人了。”
“您真是消息灵通，什么都知道！”
“喔！不，我的消息还是不灵通！”
她象小姑娘一样忸怩作态，令人作呕，那么肥胖，还要装相。
克莱蒙丝进一步说明：“院长圣·梅米小姐让我替她照看一下办公室，我看到了那份批准书。”
“哟，您都看见批准书了，这可是千真万确，不会有错了！”
“喔！艾博瓦先生，您想到哪里去了！我可不是故意翻阅院长的文件，是偶然瞥了一眼。新来的客人是一对夫妇。这下子我又有事干了。夫妇一起来，没有比这更坏的事情了！”
她走后，房门便自动关上了。唉，又多活了一天，可从头讲是又少了一天。除去疾病和死亡，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天下大事与我们无关，管它什么天灾人祸、流氓犯罪，统统与我们无关。即使爆发战争，我们顶多节衣缩食一下。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别人的喜怒哀乐已同我们绝缘，我们已经没有同情别的激情和权力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品评一切和探讨人生的秘密。我们喜欢品评一些与我们无关的悲剧，这我有什么错呢？难道我讲得太多了吗？
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后的勇气！
吃早饭时，弗朗娃告诉我：
“卡米基太太归天了。”她告诉我这消息时，脸上冷若冰霜。
她死在手术台上，这是一种最体面的死。她死在远离养老院的医院里，没有打扰我们的安静生活。她象死在古圣所里一样，在那里等候装棺入殓，埋在堆满花圈花环的坟墓里。有人主张人死后火化，我不同意，我一瞅见那熊熊的靛蓝色火苗就打寒颤，因为据说被火化的人，其灵魂不能升入天堂，而是被打入地狱。所以，还是让尸体慢慢腐烂为妙。
我这里提到了宗教，这不是泛指，而是专指木槿花养老院里的宗教信仰。在这里，信教的和不信教的都去做弥撒。一方面做弥撒表明自己有“教养”；另一方面，这里的教堂实际是个俱乐部。教堂是养老院自建的，所以进去做弥撒的全是自己人。神甫是个面目和善的白发苍苍的老头，对我们豁达大度，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老家伙不会干什么坏事，就是想干也没有那份力气和精力。对他呢，我们喜欢他，宽恕他，他并非完人，但我们谁也不去计较。
奠居将军是圣歌队员，别看他一条腿是假的，上祭坛挺迅速。他唱歌时姿态特别，难以形容，他歌喉嘹亮，悦耳动听。我发现退休的军官都可以充任圣歌队员，这是真心话，并非俏皮话。你们想想，我们都看破了红尘，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怎么会不信仰宗教呢？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还没有完全灰心，但我一向不喜欢无神论者，我总感到不信教的人寿命短。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真正的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总把自己当作基督的兄弟姐妹。我是期待主义者，可我期待谁呢？是期待上帝吗？也许。世界上有无上帝，以及他是否与我有关，这无关重要。重要的是我无法忍受眼下这种生活，我对一切的一切都已丧失信心和兴趣。假如我能超脱凡尘，那是我的幸运；假如我悬梁自尽，又会渎犯哪家神灵呢？
我对克莱蒙丝流露过轻生念头，她劝我：
“可别那么悲观！”
但我既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厌世主义者。我努力和邻居、同伴友好相处。但在内心深处，我总认为人生如梦，象昆虫学家看待昆虫一样。我早就有这个想法，确切地说，自从阿莱特离开我之后，在我患抑郁症的时刻，就产生了这个想法。唉，往事不堪回首！那时我差一点疯了，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恢复了元气。从那以后，我就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了忧郁的冤家对头！从此，我抛弃了一切：辞掉了总经理的职务，卖掉了座落在洛蒂大街的房产，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与我朝夕相处的爱犬巴蒂……我甚至没有去打听阿莱特的去向，况且她是否真的逃走了，也未可知。逃跑、私奔这些词似乎不符合她的性格，相反，她那样的人，很可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情夫姘居。
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也许更早，没有必要记得那么准确。奇怪的是，我孩子约瑟在来信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奶奶。他偶尔给我写几句，我想他一定知道他奶奶的下落！我原想阿莱特走后，我可以躲进养老院平静地生活几年。我进住的第一家养老院设在布鲁万，那里的设备和服务条件都不错，但不到一年，我就感到那里太寂寞、太凄凉。于是，我搬到了波尔多市附近的勿忘草养老院。瞧，多有意思，我住的养老院全以花草做名字。那里太乱，我住不惯，这也证明我的抑郁症是不治之症。后来我搬到阿尔卑斯山的格勒诺布尔一侧的一家养老院，我受不了冷，这才搬到了木槿花养老院。这里离公路较近，车水马龙，很杂乱，但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搬家搬腻了，想到，搬来搬去都一样，不管到哪里，都有不顺心的地方。
我干吗还要记这些事情呢？是怀念阿莱特吗？说句良心话，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怀念她。到下月底，她就六十三岁了，但我敢担保，她不会显得苍老。她身腰苗条，称得上杨柳细腰，她再活十年也没有问题。我扪心自问，难道我还在爱她？不，我对她的爱恋火焰已经熄灭，我并不是一个失恋的小老头儿。她弃我而去，好，她走就走呗，难道要我去向她求情不成？但是，假如说我们的眼睛会瞎，那么心灵的一角也会瞎，否则我为什么总忘不了她呢？我是一堆废墟，而她正是这废墟上的幽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是她毁灭了我的信念。男人往往过于钟情自己喜爱的女人，甚至不顾一切，把功名成就统统置之度外。想当年，我也是个非凡人物，这是客观存在，并非自吹自擂。当然，在那青云直上的年代里，我也有过行迹放荡的时刻，有时也会捧着香槟酒去过醉生梦死的生活。但自结婚后，我从来没有欺骗过阿莱特。相信，我每次发了财就设法为她添置一、两件礼品，让她穿金戴银，披绸挂缎。那时，她是我生命的依托和生活的支柱，是我的动力和期望。但后来，这个依托物慢慢弯曲、下陷，而我却象个大傻瓜，没有预感到脚下要发生地震。我把同她的结合看得高于一切，感到自己超脱了凡尘，飘飘欲仙，而忘记了脚下隐伏着的危机。
她私奔以后，我痛不欲生，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决心从此以后不再接触任何年轻女性，只同丑陋的老太婆们打交道。我确实那么想过，并不是信口开河。我记不清我当时到底想干什么。我那时还算壮年，假如在海滨撞见穿三角裤的妙龄女郎，我还会……吗？不会，我从来没有想过找情妇，今后我也不会允许别的女人抚摸我的肌体。况且，我还能有几天活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