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早点，我找到一个在路边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打听到附近就有一家中石化的加油站。据他说，那是一家大加油站，油品质量有保证。
在北京路的一个地下通道入口，我被里面传来的一阵歌声所吸引。那是汪峰的《飞得更高》。歌声激越、苍凉，虽然没有汪峰原版那么足的沧桑感，但比汪峰更为激情和洒脱。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是个比汪峰年轻的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那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头长发，苍白瘦削，戴一副蓝框的扁扁的眼镜，气质儒雅，有点酷酷的、什么都不在乎的痞劲儿，是大学里常见的那种什么都不尿的、傲气的艺术青年。小伙子蜷着一条腿靠坐在地下通道的墙下，抱着一把吉他，唱得旁若无人。身边的琴套里，散放着几张五块、一块的零钱。
我已经过了冲动的年龄。但人在路上的心情和平时不一样。我被他的歌声感动了。
聊起来，小伙子自称梓枫，是武汉的一个酒吧歌手。这次出来，是去敦煌参加这个月28号的“飞天音乐节”，顺便去酒泉找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女孩子。
他是一路搭便车过来的。
“搭我车一起吧，我也是奔那个方向。”我邀请他。
“那太好了！”
我带着梓枫回到酒店，匆匆收拾了一下，退了房，开车直奔加油站。
从加油站出来，才刚刚八点多一点。
从解放路上了外环，在八里堡立交桥盘桥向北，我们直奔西北方向的兰新公路。
我现在可以肯定后面的那辆铁灰色的天籁是在跟踪我。
后来我想了想，其实在我加油的时候，它已经在我后面了。但我当时不可能特别注意它，谁会注意在后面排队的一辆不起眼的车呢？从加油站出来，我快速通过一个路口，跟在后面的天籁碰巧赶上了红灯。正赶上上班时间，路上的车不少。这时，天籁的一个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居然闯红灯跟了上来。开始我以为这也是辆北京车，兴许也是来玩儿的，看我是北京牌子，想在路上找个伴儿。我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它的牌子，并不是京牌。那时我心里就开始犯嘀咕。
现在它就在我后面，或左或右，基本上隔着两三辆车的距离。这样既不容易被发现，又不会跟丢。我快它也快，我慢它也慢。
我正瞎琢磨，这时候手机响了。
是我老婆梁沅。
我觉得奇怪。一般这个点儿，她要么还在牌桌上，要么刚从牌桌上下来上床睡觉。我老婆的麻将瘾巨大。不，应该说是赌瘾，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曾输了八万。因为她打麻将，我俩没少干仗。吵架倒不是为了钱，她还真是有输有赢。我只是觉得一个女人，整天在牌桌上混，看着不舒服，就像我看见年轻的女人抽烟别扭似的。后来我索性不再理她，爱打打去。经常地，我一个人闷在画室里，整月整月的不回家。
“在哪儿呢？”她说。睡意蒙眬的。
“路上。”
“去哪儿的路上？”
“张掖。”
“你不是说在武威要待两天吗？”
“临时变了。”
这时已出了城，上了兰新公路。路上的车渐渐少起来。
我把车在路边停了。天籁满心不情愿地超过我走了。
“我好像被人跟踪了。”我和梁沅说。
“怎么会呢？不是秃子那帮人吧？上次的事不是了了吗？”
秃子是我画室所在的高粱河画家村的一个画画儿的。其实平常我和他也没什么交情，也不太了解他。前一阵的一个晚上，我闲得无聊，见他院里的柿子黄得可爱，便顺脚去串门，没想到那天正赶上他过生日，一帮人都喝高了。秃子见我误撞了进来，死活非留我一起喝。没多久，我们正闹着，外边突然呼啦进来一帮警察，把屋里一帮人全给弄起来了，还在秃子那儿搜出了些摇头丸什么的。尿检完，一堆人全沾了毒，就我一人没事给放了出来。后来，秃子的几个小兄弟怀疑是我给警察报的信，话里话外的老要找碴。不过，这事后来也就没什么动静了。难道现在要趁我一人在外收拾我？
还有，上次我虽然没事给放出来了，在警方那儿是不是留下了什么不好的记录？因为后来我才知道，秃子的事不小。他不光自己抽，还卖，他那帮人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团伙，吃的就是高粱河画家村这块儿地儿的买卖。高粱河画家村这几年被媒体忽悠得名气越来越大，常住的已经有好几千号人，连旁边戚家坟村都并进来了，里面的人鱼龙混杂，干什么的都有。秃子眼下正等着判决，估计不死也得是个无期。
20世纪初，武威可是个出优质大烟的地方，武威烟土，驰名西北。近几年，这个历史上的“传统行业”又在地下活跃起来了。那次倒霉催的赶上了秃子的生日被警察抓，警方是不是由此怀疑我和秃子他们有什么瓜葛？我这次不尴不尬地来西北过武威，难道是被警方盯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