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李南柯。就像我曾拥有的一切一样，这个名字平淡无奇，没有半点特殊之处——按照我的小学老师的说法，它似乎和某部古代的幻想小说有关，但对我而言，这一切都像明天的股票涨幅一样毫无意义。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弄清楚那些无聊的典故，因为我生来就不适合做这种事。
——至少，那些我认识的人都是这么告诉我的。
在我生命中的前三十年里，那些能够勉强称得上是“亲人”的人——保育员、老师、宿舍舍监和心理辅导员们——都一直向我重复着一个简单却无可置疑的故事：我那平凡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双双去世，只为我留下了微不足道的财产和不值一提的遗物，一个居住在泰国的远房亲戚替我报名参加了一项试验性的跨国福利项目，让我辗转来到了位于中南半岛东部的N城——这个在二十年前按照《东亚宪章城市条约》建立的新自由港——接受监护与教育。按照官方说法，这个名为“繁花之荫”的基金会专门为那些被他们认为具备成为自然科学家潜力的孤儿提供教育与资助。我在他们开办的专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生活到了十八岁，然后像其他人那样怀揣着成为科学家的梦想离开了这座我并不熟悉的城市，前往北美洲进一步深造。
这听上去有些无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孩提时代的生活不仅仅是无聊，而是非常非常无聊，无聊得就像一杯不含任何杂质的蒸馏水，除了淡而无味之外，尝不出别的任何味道。从能记事时开始，我就一直是个沉默内向的男孩；而在“繁花之荫”聘请的那些教育专家的清单上，“善于交际”在自然科学家必备素质中的排位也着实不怎么靠前。我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嗜好，也从未染上吸烟、酗酒或是别的什么恶习；我从书本上知道了诸如友情、亲情和爱情之类的概念，但却从未真正品尝过它们的滋味，甚至直到进入大学之后，唯一能称得上是我的朋友的人也只有我的导师，而这样的关系只持续到了我在二十三岁那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为止。在那之后，研究团队里的同事们给了我一个“修士”的绰号，将我视为一个可以合作但却无法共处的对象，而我对此毫不在意，毕竟，没有任何人会去怀念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直到他真正得到它的那一刻为止。
我的故事是从今年三月的那个下午开始的。当时，我刚在L城出席了一个不得不参加的研讨会，正盼望着能尽快离开仍旧春寒料峭的美洲西海岸，回到我那位于温暖湿润的东亚的T研究所里继续我的项目——说实在的，对于这类学术应酬活动，我从来都提不起半点精神：所有与会者都将时间浪费在了讨论诸如“合作与对未来的展望”这种空泛无聊的老旧话题上，就像咀嚼被别人嚼过的口香糖一样毫无滋味。也许有些人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但至少在我眼里，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成果永远只会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诞生，而不是依靠在会议中心的空调房里毫无意义的争论。
哦，对了，如果你们不知道我的研究课题是什么，那我不妨现在就告诉你们——反正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众所周知，自从现代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流感疫情——它被很不合适地称为“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以来，这种看上去似乎不那么令人生畏的传染病已经成功地取代了在农业社会称雄一时、而在工业时代则迅速衰微的天花与鼠疫，成为这个世界上危害最广泛、也最难以防范的疾病之一。假如你们经常关注全球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的话，那就不难注意到，这群隐匿在世界每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中的小恶棍，其实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纠缠：每当我们拉响警报、集体动员，在这一次的遭遇战中群策群力将对手镇压下去，它们都会潜伏上一段时间后，以更加致命的新面目再度出现，对我们发起下一次闪电突袭。由于流感病毒极强的变异性和越来越快的突变速度，人类与它的对抗就像是赫拉克勒斯与海德拉的缠斗：每当我们砍下一个脑袋，这个怪物就会长出一个新头，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事实上，唯一能为我们这边争取到些许优势的方法，就是在这场变异接力赛中抄近道，跑在它的前面，想方设法弄清楚它下一次出现时的面貌，以便在第一时间就给它沉重的一击。
唔，没错，我就是那一小群抄近道的人中的一个。不幸的是，我们这些人的名声实在是不怎么好：大多数公众将我们视为“奇爱博士”式的疯子科学家，而其他那些不太友善的人则大多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是某些万恶的神秘势力——比如撒旦、罗斯维尔小绿人或某个石匠同业会[1]——派来毁灭这个世界的先驱。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成见，毕竟，我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在实验室里制造与研究那些极端危险、无法被任何现有药物或是疫苗消灭的“超级病毒”，以此预测流感病毒可能的演化途径与方向，为医学界提供至关重要的预警。
尽管我们的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多次新型流感爆发中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但收获的恶意和质疑却永远比掌声与喝彩要多——而在随手丢块石头都能砸到几个狂热阴谋论分子的美国，这种普遍的怀疑情绪甚至足以在某些情况下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正因如此，当有人在机场候机厅旁的咖啡馆里冷不丁地叫出我的名字时，我吓得险些从椅子上跳起来。
“噢，很抱歉吓着你了，教授。”说话的人同样也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这是个体态娇小的亚洲裔女孩儿，有着古代东方女性特有的小眼睛和同样细小的鼻梁，留着高中生式的保守短发，看上去似乎比我要年轻几岁。“我……噢，我只是想打个招呼而已。”
我下意识地环顾左右，还好，咖啡馆里寥寥无几的顾客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刚才的失态——或许美国佬都是这样吧。“呃，没关系的。”我连忙说道，“你是？”
“伊琳娜·苏，罗德岛大学的研究生。”女孩有些犹豫地想要伸出一只手，见我没有握手的意思，又连忙把手收了回去，“我见过你，呃，在网络视频上。我觉得你的讲座……很有意思。我可以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吗？”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我那从主题到遣词造句都枯燥乏味到了极点的讲座“有意思”过；而对那些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人而言，仅凭一眼就将相貌平平的我从人群中分辨出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是的，我当时本该意识到这些才对，但不幸的是，我没有——我能隐约地感觉到，伊琳娜·苏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让我在对她说出第一句话之后就不由自主地放下戒备、停止思考，全心全意地相信她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我却又说不出那到底是什么。我就像那些被水妖塞壬迷住的水手，一门心思地在勾魂摄魄的歌声中冲向礁石，却对自己即将面对的命运毫无察觉。
——或者说，我不愿去察觉这一切。
注释
[1]即共济会。共济会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匠”，据说是中世纪石匠所延续下来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