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寝室楼后面种的是芋头吧？”我问老谭。墙缝上有一株野草，它嫩绿的叶子长得倒是格外茂盛，丝毫没有其他植物疯长时的病态。
“对，水边嘛……芋头特别亲水。”
“土豆已经不行了，到处都是晚疫病。”我把玩着手里的野草，它的生命力格外茂盛，可是没用。没有粮食，饥荒的隐忧在不断蔓延。
“我估计三年之内能把晚疫病干掉。其他土豆疫病也是一样。”老谭说。老谭现在读研二，比我多读了五年书，自然更有发言权。他嚼着土豆，说：“科学界像疯了一样，到处都在加班加点。学校也是，其他一切研究都停止了，然而……就是解决不了这小东西。”
“所以，还是都一样，治标不治本。”
“哈，生命科学院莫名其妙地成了全校第一大院。电院楼、机动楼，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实验室——就是为了这看不见的小东西。”老谭说，指了指空中。
到处都飘着看不见的小菌原体。
我努力笑了两声，作出了对一个冷笑话应有的回应。岂止是第一大院，其他所有院系的学生数加在一起也仅仅是生命科学院的零头。科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
老谭小心翼翼地剥了土豆最外头一层薄薄的皮，干巴巴地嚼着土豆。然后像是在轻描淡写地抱怨一般，说起别的组总是虚报实验用的土豆分量。
“拼上老命考来这里，还不是为了每月四斤半的粮食补贴？结果那么多作业，还得帮忙种地和做实验，跑来跑去累得要命，我看每个月还得倒贴个几斤进去。”我叹了叹气，于是和老谭一起剥土豆，“吃不饱的时候没条件谈情怀谈理想。”
“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疯病了，可还没那么厉害。那是五年前呢……”老谭说，“我本来是想学医的。老家那里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妈生我的时候差点死掉。”我点点头。我和老谭是同乡，这些事我清楚得很。“中学时，我就给自己写了十年的规划，多少伟大的梦想……可没过两年，医学院直接并入了生命科学院。全都重新开始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你觉得……有希望吗？”我问，“我说疯病。”
老谭望着我，摇摇头，“就算没有，也得有。”
他站起来，再次盯着夕阳，“秋天要来了，你也听到了吧，到处都在说，储备粮要用光了。”
我也听到过类似的风声。有一个相当有力的佐证——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见到过米饭了。
“说太多的、想太多的，都浪费能量，会最早饿死的。”老谭总能面不改色地说着他那些恶毒的冷笑话。实际上他也属于想得太多的那一类吧。老谭把他那个小土豆仔细地吃干净，那点剥下来的皮子又揣回了兜里。“走吧，早点去食堂排队，可以挑两个不烂不生芽的。”他说。
十月，最后一季芋头和红薯都收获了。寝室楼旁边的红薯在九月的台风中全军覆没，我们每天两小时的课外实践活动便被算作不及格。老谭所在小组的包干区在学校北面的农场，地势更高，那里的红薯倒是基本保全了。绿色叶子收割下来，放在大编织袋里。红薯叶子可以吃，不过也只能算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红薯块茎。较上一年，它们更小，更不堪食用。
现在最大的红薯还没拳头大。我们垂头丧气地把挖出来的红薯堆在一边，装在麻袋里，拎去辅导员那儿登记。
老谭说，这么些年，疯长的植物把土地的肥力都透支光了，疯病的病原又在不断变异，此消彼长，农作物断然是长不好了。我点点头。
收割季节一过，不安和焦虑便像传染病似的在人群里传开了。我的室友每天小心地省下些红薯，晾干了存起来，锁在抽屉里。
室友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大跃进时，有个文人发现苗头不对，就天天领大碗粥回去，吃一半，剩下的一半糊墙，到了饥荒的时候，扒下墙皮来就着水，还能煮了吃。听起来这是个未雨绸缪的好主意，然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红薯可省了。
电视里和网络上，全球的官方媒体总是翻来覆去那一套，并不明说。可今日早不同以往了，通讯那么发达，每个人心里都晓得，流言不是空穴来风——有地方遭了旱涝，要饿死人了。
食堂的气氛日渐微妙。四点半开门的食堂，三点多门口便排起了队。长长的队伍自食堂二楼排到一楼，再排出去，绵延百米，年轻人各自揣着磁卡翘首以盼，准备刷卡取自己定量的一份。
学校的教学工作也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基础学科的作业不再有人好好做了，大家饿得想不动了嘛……这不是找借口，真就是这样。课堂秩序也开始乱套了。比如每天第八节课要到下午四点才下课，大家知道食堂要排长队，去晚了，有可能只能分到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替代主食——海藻泥。于是一到三点半，教授倘若不下课，学生就开始捣乱了。遇上较真的教授，学生们还只是打打岔子；遇上好欺负的，学生们干脆就敲起碗来，砰砰砰，催着教授早下课。
太史公的《史记》，开篇说杰出的思想家大多是给苦难逼出来的。可苦难归苦难，思想这活动，也是要耗费能量的，所以一定得有饭吃——啊，饭也没有了，只有土豆红薯芋头，还有红薯的嫩叶子。倘若早餐的红薯糊里有一块没捣烂的好红薯，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去他的科学，去他的理想，去他的礼仪教养仁义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