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西郊的橡树园镇。他的父亲是医生，酷爱钓鱼、打猎，母亲则爱好音乐、美术。由于受父母亲的影响，海明威从小就兴趣广泛，尤其喜欢摆弄枪支，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树林地带打猎、钓鱼。上高中时，海明威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同时还参加学校的演讲协会和乐队，并向校报、校刊积极投稿，很早就显示出他在体育和写作方面的才华。17岁中学毕业后，海明威没有顺从父母要他上大学的愿望，跑到堪萨斯城应征入伍，因年龄问题遭到拒绝后，他到该市的《星报》当记者，并把自己的年龄增加了一岁。当记者期间，海明威不仅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还学会了怎样撰写简洁有力的新闻报道，为他以后文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18年5月，海明威报名参加美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6月随救护队开赴欧洲战场，来到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7月8日被炮弹炸伤双腿，住进米兰一家医院。经过十多次手术，他的腿伤终于痊愈，便带着一只铝膝盖和意大利政府授予他的两枚勋章，加入了意大利陆军。然而，战争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加上他在意大利疗养期间爱上了一位美国护士，可这位护士战后却嫁给了他人，使海明威越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
1919年初返回家乡，海明威只好重操旧业，后到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当记者。1921年，他与哈德莉·理查森结婚后，一同赴巴黎担任该报驻法特派记者。在此期间，海明威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特别是许多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如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埃兹拉·庞德等。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青年，直接或间接地目睹了一场空前的大屠杀，经历了种种苦难，因而对社会、人生大为失望，便通过创作小说描写战争的残酷，表现出一种迷惘、彷徨和失望的情绪。斯泰因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的文学创作之路，是从短篇小说和诗歌开始的。1923年，他在巴黎发表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但没有引起反响。两年后，他又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全书由18个短篇小说组成，描写主人公尼克·亚当斯从孩提时代到战后带着战争创伤退伍还乡的成长经历，初步显示了海明威凝练、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作风格，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不过真正使他一举成名的，还是他于192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小说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青年流落欧洲的情景，反映战争给青年一代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创伤，以及他们对生活和前途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因此，该书出版后被誉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海明威也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1927年，海明威辞去报社工作，潜心写作，同年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在收入其中的《杀人者》《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著名短篇中，海明威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的人物，对此后美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海明威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战争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年，《永别了，武器》终于问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涌现出来的众多反战小说中最为著名的一部。海明威返美后，先在佛罗里达州居住，后侨居古巴，曾到西班牙看斗牛，到非洲猎狮子，其间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最著名的包括《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6）。1937年，海明威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有钱的和没钱的》，但不是很成功。同年，海明威再次以记者身份奔赴欧洲，采访西班牙内战，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创作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哈瓦那，于1940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叙述了美国人乔丹奉命在一支游击队配合下炸桥的故事。跟《永别了，武器》中失去信念、没有理想的悲剧人物亨利不同，乔丹是一个具有坚强信念，并甘愿为之而献身的英雄。由此可见，《丧钟为谁而鸣》反映了海明威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从消极反战到积极投身到正义的战争中去。小说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中一部真正的英雄史诗”。不过，该书也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有人指责海明威抛弃了他原先那种凝练、白描、纯净的艺术风格和“冰山原则”，取而代之的是情感的宣泄和思想的直露，因此《丧钟为谁而鸣》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海明威在创作上走下坡路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初，海明威曾来中国报道抗日战争。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富有寓意和诗化之美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小说发表后为海明威赢来了巨大的荣誉。1953年，小说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瑞典皇家文学院以“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为由，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身亡。
《老人与海》的基本素材，来自作者1936年4月在《乡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蓝海上：海湾来信》的通讯，其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古巴老渔夫出海捕到一条马林鱼，那条鱼极大，“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两天两夜后，老人才把它钩住。后来遭到鲨鱼的袭击，老人与之展开搏斗，最后“累得他筋疲力尽”，鲨鱼却把能吃到的鱼肉全吃掉了。当渔民们找到老人时，他都“快气疯了”，“正在船上哭”。
经过十多年的酝酿，海明威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提炼，写成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古巴渔夫，接连出海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终于在第八十五天钓到一条他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大的马林鱼。他竭尽全力，经过两天两夜的奋战，终于将大鱼捕获，绑在船边。但是在归途中，遭到鲨鱼的疯狂袭击，老人在疲惫不堪中，与鲨鱼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杀死了好多鲨鱼，但却失去了鱼叉、船桨和舵柄，自己也受了伤。最后，虽然总算击退了鲨鱼群，可是回到海港时，绑在船边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空骨架。老人回到棚屋便倒头睡着了，梦中见到了狮子。
小说中的圣地亚哥是一个在重压下仍能保持优雅风度的老人，一个在精神上不可战胜的硬汉。他具有一般硬汉所共有的勇敢、顽强、百折不挠的特点。在长期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败中，他表现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刚强与坚毅；在与大马林鱼和鲨鱼的殊死搏斗中，他显示出了超凡的体力、技艺和斗志。他是明知要失败而不怕失败的英雄，他说：“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人尽可被毁灭，但是不会被打败。”他不畏失败的顽强拼搏，昭示了人类那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虽然海明威并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含有什么寓意，但是文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老人与海》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达到了寓言和象征的高度。正是由于这一特色，《老人与海》很可能成为海明威最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海明威是个文体家，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体家，而《老人与海》又是最能集中体现海明威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在这部思想深邃、风格纯净的小说中，海明威恢复了他在《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紧凑、凝练的写作风格，将他的叙事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海明威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成两大特征：一是“冰山原则”，二是“电报式”文体。
海明威曾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认为用文字直接写出来的仅仅是“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隐藏在水下的占冰山的“八分之七”。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要以简洁凝重的笔法，客观精确地描绘出意蕴深厚的生活画面，唤起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力，去开掘隐藏在水下的“八分之七”，对现实生活做出自己的判断。海明威说，他本来可以将《老人与海》写成一部一千多页的巨著，把渔村的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过程都写进去，但实际上他献给读者的却是不到六十页的一个中篇，有关人物的背景、身世及其相互关系，仅作极其简约的交代，而集中描写老人在海上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尽量突出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借以彰显他那种历尽千难万险却能屹立不倒的英雄气概。
对于海明威的行文风格，英国作家赫·欧·贝茨有一个精辟之见：自19世纪亨利·詹姆斯以来一派冗繁芜杂的文风，像是附在“文学身上的乱毛”，被海明威“剪得一干二净”。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采用结构简单的句子，常是短句，或并列句，用最常见的连接词联结起来。他讨厌“大字眼”，总是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他总是保持冷静而克制的笔调，尽量用动作词汇来写，删去不必要的形容词，能用一字则不用两字。
阅读《尤利西斯》那种“天书”般的意识流小说，固然是对读者阅读能力的极大挑战，阅读《老人与海》这种简洁凝练的文字，读者也不见得有多么轻松。因为你要从那简洁到不能再简洁的“八分之一”的描写中，领悟那深藏不露的“八分之七”的深厚意蕴，同样不会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孙致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