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辉煌灿烂的19世纪法国文坛，莫泊桑是一颗闪耀着异彩的明星。他的《一生》、《漂亮朋友》跻身世界长篇名著之林而无愧，而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尤其独树一帜，名篇佳作不胜枚举。法国文学家法朗士在19世纪末论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时写道：“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彩。”这一评语无疑是公正的。法朗士给予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之王”[1]的称誉，早已举世公认。
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吉·德·莫泊桑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省。他是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长子。父亲常年在巴黎当银行职员；母亲文学修养很深，尤其喜爱诗歌。父母协议分居后，他主要受母亲的教育和熏陶，少年时代便憧憬做一名诗人，十三岁就开始写诗。一八六八年，他去省会鲁昂读中学，又受到在该市图书馆工作的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2]的指导。所以他早期的习作多为诗歌和韵文体戏剧。若不是布耶在第二年猝然去世，莫泊桑后来的文学道路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
一八六九年七月，莫泊桑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文学业士学衔；同年十月，到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一八七〇年七月，普法战争刚爆发，他应征入伍，在不久后的大溃退中险些做了俘虏；同年九月调返巴黎；次年四月离开军队。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在海军部谋到一个编外人员的差事，工作之余，依然从事文学习作。
从一八七三年九月起，莫泊桑有幸得到母亲的好友、小说大师福楼拜的悉心指导。那是一段颇为感人的文坛佳话。莫泊桑初见福楼拜，后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否有天才，我还不能断定。你拿给我读的东西表明你是聪明的。但是，年轻人，不要忘记，照布封[3]的说法，才能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努力吧！”从此每逢星期日，莫泊桑就带着新的习作，从巴黎长途奔波到鲁昂近郊的福楼拜住所，聆听福楼拜对他前一周交上的习作的点评。福楼拜对他的训练非常严格，不但要求他学会观察事物，“发现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出的特征”，表达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特征，例如“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里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马有什么不同”；而且要求他努力找到最适于表达事物特征的“那个名词、那个动词和那个形容词”[4]。正是福楼拜的循循善诱，把一直向往做诗人的莫泊桑引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使他的小说功底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八七九年二月，莫泊桑转入公共教育部工作，仍坚持写作，但是遵照严师的意见，极少发表。
左拉于一八七七年发表长篇小说《小酒店》，大振了自然主义的声威；以左拉为首、包括莫泊桑在内的六个志趣相投者便经常在他位于巴黎西郊的梅塘别墅聚会。一八七九年夏天，他们相约以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个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梅塘晚会》，于次年四月发表。《梅塘晚会》无情地再现了普法战争的惨剧，引起强烈的反响，短短几周就印行了八版。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羊脂球》，竟出自籍籍无名的莫泊桑之手。莫泊桑以其对生活的透彻观察、对题材的精确把握和炉火纯青的文学技巧，一鸣惊人。
《羊脂球》轰动文坛以后，莫泊桑实际上就摆脱公职，专事写作，主要写小说，兼为报刊撰写评论。从青年时代起就被多种疾病所苦的莫泊桑，是在同病魔的搏斗中坚持写作的。他于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逝世，年仅四十三岁。
莫泊桑经常自喻：“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从一八八〇年发表《羊脂球》到一八九一年因病笃而基本搁笔，莫泊桑的作家生涯只有十年多的时间，可谓短暂。然而他却写下了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5]、一部诗集、三部游记以及为数可观的各类文章，留下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
二
莫泊桑的人生不长，他的社会思想和立场却比较复杂。
一八七〇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也使莫泊桑中断学业、提前踏入社会。法国大资产阶级攫取了一八七〇年九月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权力，又于次年五月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便做起“长治久安”的美梦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金融资产阶级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对内强化对劳动民众的压榨，对外加紧殖民主义扩张。不过巴黎公社失败时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主义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起就开始复苏；一八八〇年法国工人党建立，更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莫泊桑生活在这社会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年代，却像他的老师福楼拜一样，试图超脱于政治之外。除了在普法战争中短暂从军，他没有介入过重大的社会事件。他拒绝加入温和的秘密组织共济会，因为“我永远也不愿把自己同任何政党、宗教、宗派和流派拴在一起，永远也不愿加入宣扬某种教义的组织，向任何教条、奖赏和主义低头，以便保留说它们坏话的权利”[6]。有人建议他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也敬谢不敏，因为“我希望自由”[7]。
也许正因为保留了这些“权利”和“自由”，他对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阶级频加谴责。他指出“当代商业的原则实为有组织的盗窃”[8]。他揭露“庞大的金融企业的领导人，在全法国众目睽睽之下做尽伤天害理的勾当”[9]。他认为若将所有贪赃枉法的权贵都绳之以法，“得把预算全部用来修建监狱才行”[10]。他甚至疾呼：“一七九三年实在太温和……既然今天的领导阶级和当年的一样愚蠢，那就应该像当年那样把他们统统消灭。”[11]
他对下层民众也存有成见，经常提到他们的“粗俗”和“愚昧”。他把自己归于一个自定义的“贵族”：“国家之强盛仅仅有赖于它的贵族，那些高级的人”，即“有文化者的阶级”。从这一观念出发，他甚至设想出一幅“演变”的图景：下层民众中逐渐有人获得文化，变得聪明，上升到“贵族”行列；同样，“贵族”也会因“脑力衰萎”而下降为下层民众[12]。
尽管莫泊桑经常提到下层民众的“愚昧”、“粗俗”，却对他们的苦难表示同情，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怜悯和帮助。为了给报刊撰写时政文章，他曾深入矿井，访问炼铁厂，见证劳动人民的苦难。基于自身小公务员的生活体验，他对小职员的命运坎坷感触尤深，称这些“满腹希腊拉丁文却死于饥饿”的人是人世间最可怜的人，甚至把办公室直呼作“地狱”[13]。
莫泊桑自身染有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陋习，特别是声名大噪以后私生活近乎糜烂。可是，他又痛感资产阶级文明的卑劣和世风的败坏。他哀叹：“五十年前，人们称为‘正派人’的人相当多见。而今天，这种人很难找到”[14]；“巨大的金融灾难表明，诚信正在消失”[15]；“英雄辈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律师爷和金融家们的世纪”[16]。难能可贵的是，他却能克服偏见，在普通大众中看到真正的英雄：“他们还是存在的，而且真正配得起这光荣的称号，只不过他们默默无闻。”[17]
就这样，莫泊桑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对“领导阶级”却只有憎恶；他自外于人民大众，对他们的亲近和怜悯却往往超过对他们的轻蔑。
三
《梅塘晚会》一问世，批评家们就忙不迭地宣布自然主义文学集团的诞生，并把莫泊桑视为它的一员。本着不加盟结派的一贯立场，他当即表示：“我们并不想成为一个流派。……只不过，我们身上表现出对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动，这正是文学得以世代相传而又互不雷同的唯一道理。”[18]
被称作自然主义者的一些重要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特点迥异；把这个笼统的概念加之于莫泊桑，难免牵强附会。还是看看莫泊桑的具体主张。
与企求长治久安的保守派批评家们针锋相对，莫泊桑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的说教倾向。他鲜明地指出：“道德，荣誉，信条，都是维持既定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东西。可社会秩序和文学毫无共同之处。作家的主要动机是观察和描写人类的激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没有道德说教的任务，也没有痛斥和训诲的任务。一本书有了倾向性就不再是艺术作品。”[19]
其实，他并不否认文学的教育功能，只是认为这种功能不应是倾向性的产物，而应是客观描写的作用：“如果一本书具有某种教益，那应该是非作者所加，而是他巧妙地叙述的事实使然。”[20]
莫泊桑强调写真实，特别是自然常态的真实。今昔对比，他指出：“昨日的小说家”选择和描述生活的巨变、灵魂和感情的激烈状态，不太考虑逼真的问题，喜爱创造特殊而动人的奇遇，随心所欲地处理事件；他们的作品旨在讲故事，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而“今天的作家”则“表现当代人的真实情况”，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把生活的准确形象描绘给我们”，“以单纯的真实来感动人”；他们的作品旨在“强迫我们思考”[21]。
但是莫泊桑并不同意某些“只讲真实，只讲全部真实”的自然主义者。他认为：“他们的意图既然是要表现某些永久和日常的事件的哲理，他们就该常常修改事实；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有损于真实，但另一方面却有利于逼真，因为真实有时可能并不逼真。”[22]
莫泊桑所说的对事实的修改，或曰选择，并不是猎奇，而是要选取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在今天人们理解的小说中，要尽量排除例外。换句话说，人们要对人类活动做个平均，从中引申出普遍的哲理，从事实、习惯、习俗和最经常发生的奇事中提取出普遍的意念。观察时必须不偏不倚和保持独立，就是这个道理。”[23]
既强调写真实，莫泊桑自然赋予观察以至关重要的地位，这种观察没有成见而又由表及里：“作家审视，尽力渗透心灵，洞悉它们的内幕，它们可耻或者高尚的癖好，以及人类动机的各种复杂的运转。”[24]“他们审视、观察、记录、研究各种状态下的人。他们是人类现实、情欲和秉性的虔敬的奴隶。生活的法则是他们唯一的法则。”[25]
从崇尚由表及里的观察，莫泊桑进而否定不真实的直接的心理描写，否定用解释性的长篇大论去展示人物的心理，而主张通过他们的行动予以表露，无需任何心理的论证。他形象地写道：“小说的心理部分诚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只能通过描写部分才能有力地显现出来。一颗灵魂的内在悲剧，只有当我清晰地看到隐藏着灵魂的那张面孔时，才能令我回肠九转。”[26]
在描写中，莫泊桑又把细节描写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认为精彩的细节描写不但具有“亲和价值”，而且具有“美学价值”。他写道：“一个艺术家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细小而非重大的事物里。一些杰作就是由微不足道的细节、在庸俗普通的东西上造就的。应该为事物找到一种尚未被发现的含义并尽量以个人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能够跟我讲起一颗石子、一根树干、一只老鼠、一把旧椅子而令我惊讶的人，肯定是走在艺术之路上，继而可以胜任重大的题材。”[27]
真正的文学不仅要说出它要说的事物，而且要通过思想和文辞的精妙配合给读者一种特殊的感受，即艺术享受。莫泊桑十分重视语言的艺术和美学功能：“一个事物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很好了，不过，稍稍改变一下说出它的那个句子，仅仅移动一个词的位置，立刻就能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富有美感和生命力的效果，从而让这个事物生动、清晰，变得鲜明、感人、令人赞赏……它给思想之歌添上表现方式的微妙乐曲。”[28]
但是莫泊桑认为语言艺术并非卖弄辞藻、游戏文字。他力主使用淳朴的语言：“要表现思想的每一个细微差别，根本用不着今天人们假艺术家文笔之名强加给我们的古怪、复杂、大量、难解的词汇。与其做个妙语好词的收罗者，还是让我们成为文笔纯正的作家吧……法兰西语言是一潭纯清的水，矫揉造作的作家们不能而且永远不能把它搅浑。”[29]
总而观之，莫泊桑的文学主张带有自然主义的某些成分，但其本质和精髓明显属于现实主义的庞大家族。
四
莫泊桑这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巨匠，牢牢立足于现实生活的大地上；他的力量首先就来自他同现实生活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是个见多识广的旅游者，但他极少把走马观花的印象和道听途说的故事写入自己的小说。他的小说创作和他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写的几乎都是他生活过的环境、熟悉的人。
莫泊桑亲历了一八七〇年爆发的普法战争。这场以法国惨败而告结束的战争，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以这场战争为背景写过一系列小说。《羊脂球》通过不同阶层的人结伴旅行的前前后后，以一个耻于委身敌寇的妓女作对照，刻画了法国贵族、资产阶级和教会只顾私利、丧失民族气节的丑陋嘴脸，也表现了只会唱高调而毫无实际作为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形象地概括了法国社会各阶层在普法战争中的不同态度，以其完美的艺术性成为这类小说的极品。《两个朋友》中两个与世无争的钓鱼者竟也横遭普鲁士军队杀害，这简朴无华的故事把侵略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索瓦热老婆婆》、《米隆老爹》、《菲菲小姐》、《一场决斗》等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们，就是莫泊桑所说的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侵略者残害了他们的亲人，玷污了他们的自尊，他们便义无反顾，创下可歌可泣的传奇。
法国文学中以这场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不胜枚举，其中不乏鸿篇巨制。莫泊桑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战事，但他的这一系列小说，凭其成就之高、数量之多（远不止本选集中的几篇）、影响之广阔和持久，为这场历史惨剧竖起了一座最深入人心的醒世丰碑。
莫泊桑一八七五年构思自己第一批短篇小说时拟了一个总标题：《小人物的大苦难》。虽然他后来弃置了这个标题，但他毕生的许多中短篇小说作品都在阐发这个主题。本选集中就有不少催人泪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惨写照：生前备受捉弄和欺凌、死无葬身之地的残疾人（《瞎子》、《乞丐》），为生计所迫而堕身娼门的无辜少女和母亲（《港口》、《衣橱》），走投无路而偷盗犯罪的失业工匠（《流浪汉》）……莫泊桑描写小人物苦难的这些作品不但有着令人信服的客观真实性，而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家激动的战栗。当莫泊桑写到惨死荒野的瞎子的尸体被乌鸦啄食、母亲卖淫时把孩子藏进衣橱、归来的水手在妓院和亲妹妹相认、饥肠辘辘的失业者耐不住美食的诱惑这样一些情节时，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以短篇小说形式揭示的《悲惨世界》。
莫泊桑生长和学习在诺曼底，工作和创作在巴黎，他最擅长描写的是他最熟悉的诺曼底乡民和巴黎市民的生活和风尚，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杰作。
他的诺曼底农村题材作品洋溢着该地区的浓郁风情，生动地刻画了该地区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们欢快而又喜爱戏谑：像《图瓦》主人公那样，被迫用身体孵小鸡，还整天乐呵呵的；在别人看来十分荒诞的事，诺曼底老乡想得出、干得出。他们狡黠而又残忍：《小酒桶》里的客栈老板不强买农家大妈的宝地，他用免费的酒把她灌成酒鬼，让她早日归天；《魔鬼》里的看护妇因为是包工，就装神弄鬼把病人活活吓死，以缩短工时。他们习惯了刁滑，视诚信为无稽：《细绳》里冤屈的老农苦口自辩，敌不过世人的恶意猜疑。他们愚昧而又算计：《老人》里那对夫妻，怕误农事，提前了老人的丧事，差点儿偷鸡不成蚀把米……
莫泊桑笔下巴黎市民的生活风尚又是另一番景象。主人公多是下层小职员和他们的家人。有心人甚至推敲出莫泊桑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差时的哪些老同事是他们的原型。《我的叔叔于勒》这篇杰作通过一个小职员之家迎接远行亲人的前后变化，把金钱主宰下的世态炎凉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家人》中那个小职员家庭，围绕老母猝死，为抢占区区遗产，上演了一出喜剧，让人哭笑不得。短篇名著《伞》里那个主任科员的太太，千方百计让保险公司赔偿她烧了一个洞眼的雨伞的“损失”，其状可笑，其情可怜。另一名篇《项链》里的小科员妻子，追求虚荣浮华，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付出十年辛酸。《骑马》的主人公为了领略一下上流人的风光，骑马撞伤老人，背上卸不掉的包袱。《一百万》里的那对小职员夫妻，为得到一笔遗产而出乖露丑。《保护人》里的参事为了显示身份，结果被坏人利用，闯下大祸……
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莫泊桑是卢梭的信徒，崇尚纯真的感情和自然的情欲。他诚挚地认为一切幸福、全部生活的意义都在于女人、在于爱情，热情地多角度地描写情爱和性爱，可谓多姿多彩。他不怕触犯资产阶级的道学家们，经常勇敢地为男女之间的热烈的情欲辩护。在短篇小说《爱情》里，他通过一对在猎人枪口下的鸟儿视死如归的恋情，以富有诗意的笔调讴歌了纯真的爱。在《花房》里，他指出和美的性爱在夫妻生活中的重要。
可是，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纯真的爱情少而又少，这位尊重现实的作家唱不出几首甜蜜的罗曼史。尽管他在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中，还能发现一些朴素而又高尚的事例：《西蒙的爸爸》中的铁匠，冲破世俗偏见，向失过身的姑娘求爱；《马丹姑娘》里的那个农民，隐忍着失恋之苦，为别嫁他人的姑娘接生；《归来》里那对劳苦的夫妻和前夫，平静大度地面对命运拨弄导致的复杂关系。但当他放眼周围的世界，他更多反映的是爱情和婚姻的畸形现象。《珍珠小姐》中的那个原是弃婴的女子，因为门第悬殊，只能默默品尝暗恋的苦味；《修软垫椅的女人》中的女匠人出身微贱，那富家子就享受她的资助和遗产而心安理得；《遗嘱》里的那个妻子，死后还要在遗嘱里报复无情无义的丈夫。在这形形色色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丑剧之外，中篇小说《泰利埃公馆》展示出统治阶级讳莫如深的人肉夜市，那里麇集着白天还是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人士。《隐士》和《衣橱》的两位主人公，嫖妓遇上了亲骨肉。可以说，很难找得到一个作家，像莫泊桑这样鲜明而又准确地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爱情和婚姻的一切丑恶——不但表现了它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揭示出它的骇人听闻的后果。值得称道的是，莫泊桑写男女情事性事虽然百无禁忌，他的笔墨却从来不涉色情。
生活在奇幻小说风行欧洲的世纪，莫泊桑的这类小说也占了一定的分量。随着他的精神疾病恶化，他的奇幻小说也更加奇幻，以中篇小说《奥尔拉》达到极点。通过本选集中的《剥皮刑犯的手》、《米斯蒂》等篇，可略见一斑。
莫泊桑说：“法兰西性格的主要特点是：风趣，多变，无忧无虑；某种程度的狂热，杂以怀疑主义、被喜爱嘲弄削弱了的热血心肠；勇敢和风流多情。”[30]这个概括虽不完全，但大体真实。这些特点生动地再现于这位小说家的笔端，细心的读者不难去体味和认证。
莫泊桑认为：“每个世纪都有它的性格。但从风俗的观点书写的法国史，要比单从重大事件的角度根据需要而写的更加有趣。”[31]他倾心于而且极其擅长于描写他那时代的风俗，堪称杰出的社会风俗画家。他不仅描绘形态，更由此烛照人的心灵，直至涉及人性中的一些根本的东西，这就使他笔下的这部风俗史在许多地方超出了法兰西和他那个世纪的局限。
一些评论家指出莫泊桑的悲观主义倾向。是的，他看到和写出的缺点多于优点，而且他从不给出药方、指点迷津。对于社会和人的诟病，他止于“嬉笑”，很少“怒骂”，一些可悲的事也经常用笑剧的形式来表达，到头来才让读者领味到苦涩。
左拉在《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中说：“他的作品，可以令人笑，可以令人哭，但永远发人深思。”[32]
莫泊桑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和深受喜爱，正因为他获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理解和共鸣。
五
莫泊桑小说创作的非凡成就，除了归功于他对反映真实的执着、他观察事物的非凡禀赋以及他的小说与其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系，而且归功于他独特的艺术魅力。
莫泊桑总是致力于从日常生活提供的素材里选择他认为最具有特征的人和事，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读者。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首要“秘诀”，就在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择取富有典型性的个别人物、事件或生活断面，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普遍的生活真实。以《羊脂球》为例：在同车旅行的一群人中，作家匠心独运地为当时法国社会的每一个主要阶级、集团和党派都安排了一两个人物；他们个个堪称典型，既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又体现出各自所属阶级、集团、党派的特性；所以这部作品以一个不大的中篇小说的篇幅就准确地概括了战时法国的社会画面。再看短篇杰作《细绳》：人物可谓平凡，弯腰捡细绳的动作可谓微小，竟铸成致死冤屈，更让人痛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类的劣根性。《伞》的主人公则是贪小便宜者的典型代表……
莫泊桑的每个中短篇小说都只有一个情节，沿着一条故事线索展开，从不旁生枝节，分散读者的注意；不必要的铺陈尽量删减，以免减弱读者的兴趣。《羊脂球》围绕着旅伴们如何在普鲁士军官的淫威之下费尽心机让羊脂球就范；《小酒桶》紧扣着客栈老板和农家大妈的斗智；《一百万》随着主人公夫妇为获得遗产的周折和努力展开。单一的故事情节以外，又加上精彩的结尾。这结尾往往是一个意外，但这意外总在情理之中，是故事线索发展的逻辑延伸。例如《港口》中的水手最后发现那妓女是自己的亲妹妹，这符合苦难人家女子每每被迫为娼的残酷现实；《一家人》里的老母亲死而复生，其实作者在读者不经意中早埋下“她常常昏厥，好久才能醒过来”的伏笔；《骑马》撞了老妇人，因为主人公本来就是个生手，难免乐极生悲。作家有时也给读者留个悬念：《奥托父子》中的小奥托和父亲那个温柔体贴的年轻情人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归来》里的二夫一妻虽能冷静处理，但结局究竟如何？都让读者去想象。
尽管偏爱单一的情节和线索，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却是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最大特点。他总是在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下，根据主题、题材和素材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悲剧，或喜剧，或闹剧，或悲喜剧交替；或疾速，或徐缓，或徐疾相间……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构思布局上的千变万化。《项链》前半部采用矛盾的层递法，先让女主人公一次次得计，买到裙衣，借到项链，出尽风头；兴头上突失项链，引出十年悲苦；发现项链乃赝品时戛然收尾。《我的叔叔于勒》先多方渲染家人对于勒叔叔的重视和期盼，待于勒意外出现，却又唯恐避之不及，世态炎凉对照鲜明。《绳子》则充分发挥了反衬的作用：事实越证明主人公清白，世人越认定他有罪，也就越显出人心之卑劣。《米隆老爹》从生者的回忆切入正题，先提出普军屡遭夜袭的奇案，后倒叙米隆老爹的神奇事迹；倒叙又先由米隆老爹自述，再以第三人称描述，一个简短的故事写得回环多姿。
令人叫绝的细节描写，是莫泊桑小说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精彩的细节描写，极大地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也给人充分的艺术享受。首先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以《羊脂球》为例。作家这样描绘羊脂球的容貌和形体：
她身材矮小，浑身都是圆滚滚的，肥得要流油；手指也肉鼓鼓的，关节像用绳子勒了一圈，活像一串串短香肠；紧绷的皮肤很光亮，硕大的胸脯隔着衣服高高隆起……她的脸蛋像鲜红的苹果，又像含苞欲放的芍药。面庞的上部睁着两只顾盼有神的乌黑的眼睛，围着长而密的睫毛，眸子里映着睫毛的倒影；面庞的下部是一张迷人的小嘴，滋润得正适合亲吻，生着两排精致晶莹的牙齿。
再看当矛盾出现时，作家又是如何描写毫无作为而又自命激进的民主党人高尼岱的：
他叫人把一张小咖啡桌挪过来，要了一小瓶啤酒，便掏出烟斗抽起来……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时而凝视炉中的火苗，时而凝视杯中浮着的酒沫；他每喝完一口，总要一边吮着沾在胡子上的泡沫，一边心满意足地用又长又瘦的手指掠一下又长又油腻的头发。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极少关于人物心理和动机的议论，而是把这一切隐寓在对他们的形体、动作和行为的描绘中。《米隆老爹》这样叙述老汉从容就义的场面：
老人挺直他僵硬的腰杆，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交叉起双臂。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也在上个月失去儿子的上尉，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辩护完毕，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隆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听着，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只要……”
可是老汉根本不听，只是对这位战胜国的军官怒目而视。风吹动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细发，他突然把带刀伤的瘦脸紧绷起来，露出一个可怕的表情，鼓足一口气，使出全身的力量，朝普鲁士人脸上猛啐了一口。
上校气得七窍生烟，刚举起手来，老人又啐了一口。
军官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约而同地号叫着，发布着命令。
不到一分钟的工夫，这个始终镇静自若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枪决了。临死前，他还向惊慌失措地望着他的大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送去几个微笑。
《米隆老爹》对米隆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境界都没有直接的解说，对他也未置一句赞词，但通过对他的动作的描述，一切尽在不言中。同样，作家对《项链》、《保护人》等篇的主人公也未加一句非议，只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揭示他们自作自受的可悲。高度的造型性和丰富的形象性，成为莫泊桑小说的主要艺术表征。
莫泊桑也是通过细节来描绘环境和烘托气氛的高手。同样在《羊脂球》里，当矛盾“解决”以后，一行人重登旅程的那个早晨，作家是这样来表现那恬静的气氛的：
第二天，冬日明亮的阳光把白雪映照得晶莹夺目。公共马车终于套好了，等候在门前；一大群白鸽，粉红的眼珠黑瞳孔，脖子缩在厚厚的羽毛里，正大模大样地在六匹马的腿底下踱来踱去；为了寻找它们的食物，把还冒着热气的马粪啄得满地都是。
再看看《泰利埃公馆》中的一个片段。“太太”带着姑娘们，乘坐马车穿过田野，心情轻松地去参加初领圣体的仪式；一幅富有色彩、芳香、动感的画面跃然纸上：
绿油油的田野从大路向远方铺展。盛开的油菜花像散落在田野的一块块大幅金色桌布，随风起伏，向远方送来阵阵强烈而又宜人的气息，一种柔和而又沁人肺腑的气息。在已经长得很高的黑麦中间，矢车菊露出天蓝色的小脑袋。……有时，眼前又是一片犹如鲜血淹没了的田地，原来那块地饱受丽春花的侵袭。在野花点缀得五彩缤纷的原野上，这辆车仿佛载着一个色彩更加鲜艳的花束，由小白马一路小跑地拉着驶过；它一会儿消失在一座农庄的高大的树木后面，一会儿又在树丛的另一头出现，拉着一车在阳光下光彩夺目的女人，重又在点缀着红花或蓝花的黄色和绿色的庄稼中间奔驰。
慧眼独具、妙笔生花的细节描写，写人，令读者如睹其面，如闻其声；状景，令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大大增加了作品的逼真性和艺术感染力。高度的造型性和丰富的形象性，成为莫泊桑小说的主要艺术表征。
莫泊桑的小说语言是最规范的法语。托尔斯泰说：“还没有一个法国散文作家达到这样的高度。”[33]法朗士赞叹：“他的遒劲、朴实、自然的语言散发着乡土的气息，让我们由衷地喜爱。”[34]
莫泊桑的独特成就，即在于他用最单纯的材料和最单纯的手段，冶炼出稀世的短篇小说的艺术瑰宝。
六
以上对莫泊桑的生平、社会观、文学主张、创作实践和艺术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绍，限于篇幅，只能是提纲挈领。
莫泊桑被介绍到中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译者少年时代即通过老一代翻译家读了不少莫泊桑的小说，受益匪浅。我对他们的历史贡献感念至今。
我开始了解莫泊桑小说原著，是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读书的时候。几乎每个学年的法语精读和泛读课本中都选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教我们班法语的先后主要有齐香教授和郭麟阁教授。这两位教授风格迥异，前者感觉细腻，后者感情奔放。学习莫泊桑法文原著，老师们都是带着我们一段段、一句句地解析，越到细处越觉精彩。我还记得齐教授津津有味地向我们讲解《细绳》中的描写艺术；郭教授用他那洪钟般的声音重复法朗士对莫泊桑的赞词：“他具有法兰西语言的三大优点：第一是明晰，第二是明晰，第三还是明晰。”北大西语系教学是名副其实的语言与文学并重。而我个人有个习惯，每天清晨都要反复诵读所学的法语课文，直到烂熟于心。我们学的法文课文都是名篇杰作，精彩纷呈；以我的感受，最朗朗上口的当属莫泊桑的短篇小说。
从北大毕业，我直接被录取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罗大冈教授。在三年半进修期间，在罗先生悉心指导下，我对法国文学史及其主要作家作了系统的研究，其中自然少不了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
“文革”以后，我通过文章、序文以及讲座的形式，向文学爱好者推介莫泊桑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为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撰写了《莫泊桑》一文。一九八二年赴法国学术考察，我有计划地踏访莫泊桑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广搜素材，归国后写了专著《莫泊桑传》[35]。我和莫泊桑，可谓缘分不浅。
我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偶有译作，也都是自己着重研究过的作家的作品：《绝对之探求》是出于对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的熟悉；《鲍狄埃诗选》是在我参加写作《鲍狄埃评传》之后；《玛尔戈王后》之前我已发表了传记《大仲马》；《茶花女》是乘我参加不同观点讨论的余兴……我对文学翻译怀着敬畏之情。作家作品的时代不同，风格各异，且不说每一个杰出作家都有其语言特色。贸然翻译一个自己知之不多的作家的作品，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无止境的艺术，其中有不尽的“绝对之探求”。关于翻译的标准，世人提出过很多见解。依我看，重要的是两个：形似和神似。把外文原作的意思翻译通顺了，算是形似；忠实地传达出原作的风格和神韵，为神似。越过形似，向神似进发，才是进入翻译艺术之境。而攀登翻译艺术高峰，需要崇高的目标和巨大的努力。在我个人的翻译实践中，为了揣摩一部作品的语言色彩和节奏，每每如醉如痴；寻觅一个贴切传神的词句，往往绞尽脑汁。左拉的《陪衬人》，经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朗诵，得到广大群众喜爱。岂知，为这数千字的译文，我曾五易其稿，并且默诵了何止十遍！真是苦在其中，乐也在其中。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法国。莫泊桑成长和经常描写的诺曼底乡间是我常去的地区，更不消说他度过大半生和整个创作生涯的巴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一个民族的性格变化有限，正如今日诺曼底民众还基本保持着莫泊桑时代的俚语乡音。我经常在熟悉的诺曼底乡民和巴黎市民身上发现莫泊桑小说中人物的身影，不禁抚今追昔。
这部《莫泊桑小说精选》的翻译，续了我和莫泊桑的不解之缘。但愿半个多世纪中我与这位小说奇才不断增进的神交，能让这部译作多一些神似。
张英伦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