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三面环江，一面临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崇明人，以朱清为代表，对元代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市市标中的沙船，正如朱清开辟海路那样的漕运之船；螺旋桨，象征着上海是一座不断前进的城市；迎着早春盛开的白玉兰，展示了上海城市的勃勃生机。上海市市标蕴含着上海悠久的海洋文化，也折射出上海崇明人的海洋精神。
率先开辟海上运粮
13世纪中叶，刚刚建立起的元朝为稳固政局，需要大量粮食。如何把江南粮食调运到京都，成为元世祖忽必烈很头痛的烦心事。当时，从扬州沿古运河北上，途中装卸三次，十分不便，利津入海口又容易淤塞。通过大运河运到大都的粮食迟迟不到，正当忽必烈和他的大臣们一筹莫展时，有两个人向元丞相伯颜进言：从海路运输江南米粮。
这两人何许人也？两个海盗：一个是崇明人，叫朱清；另一个是川沙人，叫张瑄。他俩曾率领海盗部属在海上活动了十五六年，非常熟悉南北海路，能在不可渡越的“料角”险滩危湾行船，畅通无阻。从崇明州由海上运至直沽，他们完成得很好。于是，元丞相伯颜将海上漕运的建议上奏当朝皇帝忽必烈，并得到了恩准。
《浏河镇志》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朱清、张瑄奉旨创海运漕粮于刘家港。首航造海船60艘，运量4.6万石，抵达北方首都大都。”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任命朱清为江东道宣慰使，同时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这年海运粮食150余万石。
海路运输江南米粮的成功，仅十几年就使忽必烈建造的元朝新首都——大都积储了丰盈的粮食，稳定了元初政治经济大局，为进一步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先路。
诸番商艘来往自如
海上漕运的成功，得益于忽必烈的金融制度、精神鼓励和用人政策等。
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刘家港港口立海运都漕运万户府4个，朱清等为万户；设市舶提举司，朱清兼领通番市易。
朱清徙居刘家港后，组织人员开通了刘家港海道。刘家港很快由不满百人的海滨僻壤一跃成为“市民漕户云集”、外国客商也都聚集于此的“万家之邑”。琉球、日本、高丽诸国商舶咸集而至，称天下第一都会。刘家港因而获得了“六国码头”的雅号，成为江南新兴的海外贸易商业港口。
朱清既受命负责海道运粮，又组织远洋贸易。“优厚的市舶之利，使刘家港一带的漕户、富家、市民、船主等趋之若鹜，纷纷筹资经商，驾船携货涉远洋，与番夷互市”，涌现出一批腰缠万贯的大海商。他们“涉海去中国数千里，足之所履无虑数十国”。
远洋交往的发达，带动了南洋航线的繁盛，明、越、泉、广、交等地的海贾携货驶入刘家港交易或转口贸易。一批资产雄厚的闽浙舶商干脆携家带眷来刘家港定居落户。长江航线也活跃起来。湖广、赣皖、集庆（南京）等沿江州府的商艘载着方物土产驶入刘家港交易，又转运各种海产和洋货。
经刘家港输出的大宗货物主要有稻米、海鲜、海盐，还有苏杭的五色缎，当地的青花布、丝麻织物、铜铁制品、纸张笔墨、茶叶、陶瓷器皿及日用杂品等；输入的有北方的豆类、油料、干果，南方的木材、食糖、海产、土产等；进口的洋货有药材、象牙、犀角、珠宝等。
当时，刘家港成为“东南大埠”，经济、文化遥遥领先，是东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许多戏曲班社都常聚集于此演出。昆山腔，后来被人们敬为昆曲鼻祖。
元代海上漕运和海上贸易，推动了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加强了南北经济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不但拉动了当时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也打通了世界海洋贸易的“丝绸之路”，为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元朝后续的几个皇帝，都继承了忽必烈的海洋政策，所以没有建立一个海上殖民地的中国，海权不但为往来于附近海域的许多国家和平利用海洋提供了保障，而且无偿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海上科技成果和四大发明，推动了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了元朝主导的和平开发海洋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