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离世已近五十年，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对当代人类文化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目前，当人类面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罗素的思想研究成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罗素将近一个世纪的哲学生命，在世界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不仅在19世纪末勇于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抽象体系，使他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还以杰出的数理逻辑成果将西方逻辑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推动科学思维前进的有效手段，因而使他成为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之后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促使哲学更紧密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推动了近一百年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知识革命，特别是奠定了现代集合论、人工智能、类型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基础。除此之外，罗素还是和平爱好者（Peace Enthusiast），一生致力于反对各种非正义的战争；他又是优秀的作家，以流畅优美的文字，撰写了大量哲学、文学和社会政治评论，由此而获得了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罗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世界性影响。1920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并在国立东南大学发表著名哲学演讲，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拙著《罗素哲学概论》和《罗素传》于1978年分别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和南粤出版社初版发行于海内外。此后，两书又在港台各大出版社再版多次，最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远流出版社于20世纪90年代编入由我主编的“人文科学丛书”。
我对罗素哲学的兴趣，源自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期，洪谦（1909—1992）教授给我们讲授的逻辑实证主义课程及课后的耐心辅导，使我很早就喜欢罗素哲学。洪谦先生还在家中给我讲述许多关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之间的生动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1978年赴欧留学之后，洪谦先生又一再地劝诫我深入学习研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
所以，在法国留学与工作期间，我研究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兴趣始终没有减弱。20世纪80年代，洪谦先生访问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我和家人前去探访，洪先生又一次谈到罗素、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关系，使我受益良多。
我对罗素等人的分析哲学和心灵哲学的研究，使我多次到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访问。同时，也把这项研究同对于法国和德国哲学思想的探索结合起来，有意识地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和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为榜样，通过数学和逻辑，在科学、技术、文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之间，架起来回反思的桥梁。直至今日，当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 1937— ）强调“数学、哲学、文学的联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尤其感恩洪谦先生：正是洪谦先生引导我通过数学和逻辑，在哲学和科学、思想和技术、宗教和艺术之间，一再地发现人类创造思想文化的内在奥秘。
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佩英女士及责任编辑刘旭先生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使本书得以简体新版的形式出版，让读者获得重温罗素哲学思想的机会，冷静地思考21世纪人类数字科技和全球网络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
高宣扬
2017年暑假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