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欧洲革命风云再起。7月，革命者在法国奥尔良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革命派菲利普·厄加利代之子。厄加利代是法王路易十六的堂弟，曾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表兄，但后来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相比父亲，路易·菲利普要更加明智，也更得人心，因此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战战兢兢地当了十八年的法国国王。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比利时人开始反抗尼德兰王国，1815年的一纸条约曾迫使比利时与该国合并，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英国在该条约的签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支持低地国家独立，防止任何一省落入列强之手是其一以贯之的政策，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多场战争所追求的目标。1815年，低地国家合并为统一的尼德兰王国，这似乎是一次建设性的尝试，伊丽莎白时代奥兰治亲王威廉姆的梦想也得以最终实现。但是，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在语言、宗教和商业利益方面皆不相同，这便在双方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利时人呼吁自治，并进一步提出独立要求。在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斡旋后，终于达成了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此时此刻，一股革命的洪流又在德意志到波兰的欧洲广阔腹地奔涌开来。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领域遭到严重冲击，但仍可勉强支撑。
欧洲大陆上涌动的革命乱流，大都指向了自由和民主的目标。英国人对此热情欢呼，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然而，托利党政府和威灵顿公爵却似乎对此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政府担心法议会吞并比利时，或扶植一个由法国王族统治的傀儡政权。甚至有传言说威灵顿意图通过武力恢复尼德兰王国。这个消息并不属实，因为威灵顿历来将维护欧洲和平视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反对派舆论乐于将莫须有的事件强加在他的身上，让这些谣传在社会掀起波澜。在英格兰东南部，乡村的贫穷引发了暴动，而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中，对工业化不满的商人和工人们也开展了政治行动。骚动、暴乱甚至革命呼之欲出。但实际上，英国人迎来的却是一次大选。
辉格党人在此次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该党领袖是格雷伯爵，他是福克斯的朋友和门徒。在连续四十年选举失利的情况下，格雷倾尽一生之力改革现状，终于在晚年取得了一定成就。辉格党在大选中的优异成绩确应归功于格雷的努力。格雷在1806年短暂供职于福克斯内阁，自小皮特上台开始，他不仅经常性地卸任归田，甚至还期盼着远离官场。现在，他终于可以一展才华了。格雷是个地主，他将参与政治视为一种社会义务，与威斯敏斯特大厅相比，他更愿意待在乡间田园之内。不管怎样，他还是对大陆的混乱局势做了详细的分析，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其并不若威灵顿想象的那样可怕。格雷与辉格党同僚们认为，滑铁卢之战后的英国内部动荡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境殷实，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议会中没有特定代表，同时也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来获得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具有革命倾向的劳动者。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使他们饱受艰辛，他们乐于发表暴力言论，甚至准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辉格党能与中产阶级结成同盟，并适当地给予其政治权利，那么就可以应付局面，至少能解决一时问题。为此，格雷还特意制定了计划。格雷的设想得到了贝德福德公爵的儿子约翰·拉塞尔的支持，拉塞尔性格火暴，但对理论上的自由事业赤胆忠心，无所顾忌。此外，格雷的阵营中还有候补官员亨利·布鲁厄姆，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因支持凯若琳王后而声名鹊起。布鲁厄姆思想前卫，与一些激进派领袖和报刊编辑私交甚密。
议会在11月召开。一些人希望托利党将先前的解放天主教徒事业继续下去，并对公民权利进行改革。不少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权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强新教徒的力量。还有人则联系了一些组织协会为改革助兴。但威灵顿并不支持改革。他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任何措施……能够给我带来丝毫的满足，能够改进国家的现状……我完全相信，当今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满足所有正当立法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比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更具优越性……目前，它代表着包括有产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利益，其中地主阶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准备采纳人们提出的任何改革举措。”当威灵顿坐下之后，他便转向外交部长阿伯丁伯爵：“我没有说得太多吧？”阿伯丁没有正面回答。但不久他就改革一事进行评论时，简单地对威灵顿的讲演作了表态。“我们要出局了”，他说。
威灵顿希望辉格党会因组织混乱而无力组阁，但他所在的托利党更是四分五裂。坎宁的追随者不愿与那些托利党“元老派”共赴危难，转而开始与辉格党人通力协作。两周后，托利党败局已定。威廉四世国王要求格雷组织政府。除一次短暂掌权之外，辉格党人已近五十年未能把持朝政。现在，他们一鼓作气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辉格党人面临着险恶的局势。由于法国威胁要干预比利时事务，因此英国必须增加军事预算。虽然不受欢迎，然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是，财政大臣却未能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预算计划。英国东南部地区社会动荡，法律和秩序再度遭到破坏。新任内政大臣墨尔本爵士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超过四百名农场工人被判刑流放。激进分子深感愤怒和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议会改革可以挽救政府，现在，辉格党人已开始着手推动革新大计。
一个秘密的内阁委员会受命起草计划方案。1831年3月，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交了第一个改革行动法案，并在一阵嘲骂声中向在场的人们进行宣读。根据法案，超过一百个“有名无实”和“家族操纵”的选区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大都市、北方工业区及中部地区设立的新选区。在托利党人看来，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所有理念，侮辱了他们最深的政治信念，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人们的财产权。选区就像房屋或地产，能够进行买卖交易，过于均衡的政治权利则带有了一种呆板、危险的政治色彩，与法国的民主制度颇为类似。许多辉格党人本以为改革方案会温和适度，但听完罗素大刀阔斧的方案后一个个皆呆若木鸡。然而，在听闻国内民众的热情呼声之后，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一致表示支持政府的立场。辉格党人坚信，通过改革可以避免爆发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却认为改革将会引发一场政治灾难，他们对此忧惧万分。对托利党及许多辉格党人而言，英国政府代表地主阶级实施统治，为整个社会谋取利益。政治权利的扩大势必意味着以权势和地位为基础的旧统治秩序的衰落。如果这两大权力支柱分崩离析，国王的统治还能够维系下去吗？这个问题非同儿戏。1832年后，英国政府多次更迭，政局动荡不安。直到组织完备、纪律严明的规范政党接掌行政大权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转变。
激进派领袖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改革法案依然太过温和。但是，他们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激进派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詹姆斯·穆勒和杰里米·边沁运用哲理来鼓吹民主和中产阶级教育；威廉·科贝特是一个精力充沛、行不苟合的记者；弗朗西斯·普莱斯是查令十字地区的裁缝；而托马斯·阿特伍德则是伯明翰的银行家，一个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这些激进派一致认为，该法案不应被修正案和妥协方案删减或取代。支持改革法案的风潮蔓延到整个国家。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权的扩大和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选区重划能够化解国家的所有弊病——在当时，经济危机尚未出现，没有什么能够转移公众注意或是动摇他们的信念。众多报刊和杂志纷纷刊载文章，支持改革法案。为了躲避1819年立法征收的严苛报刊税，每周一期的新闻快报都是通过邮局发送。
在下院，托利党人极力反对法案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尽管支持格雷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控制着爱尔兰的部分选票，但政府仍不确定其能否获得大多数的投票支持。遗憾的是，法案最终未获通过，全国陷入了怨恨和失望之中。格雷要求国王解散议会，威廉四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拒绝可能意味着引发革命。解散议会的消息在上院引起轩然大波，议员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国王收回成命。但是，正当这些议员在议会长椅上跳脚咒骂、拍案高呼时，突然传来了一声雷鸣般的炮响，原来是国王从圣詹姆斯起驾而来，亲自宣布解散。托利党人怒气冲天，他们中的一人一跃而起，冲着欢欣鼓舞的辉格党人高声呼喊：“下次炮响之时，炮膛里射出的将是你们被砍下的脑袋。”格伦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在场人士告诉我说，当时的情景与《网球场宣誓》[1]中的描述十分相似。可以想象，整个场面如同一场革命的预演和前奏。”
英国国内展开了选举。英国民众第一次在改革问题上获得了选举权。他们的态度十分明确。托利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纷纷落败，辉格党及其盟友则获得了下议院一百三十六个议席的多数。在下院选出之后，激烈的斗争继而转移到了上院。威灵顿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声明，反对改革。他说：“民主从没有在世界任何地区真正实现。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立刻侵犯私有财产，反对支付公共债务，破坏所有英国宪法保护之下的，事实上也是当今宪法根本宗旨的传统原则。富人及有产者将会成为全民公敌。”威灵顿的大部分政治经验是在西班牙时积累起来的，他对当时的军阀革命政府依然记忆犹新。威灵顿坚信，改革将打破“国王陛下维护海外秩序，慑服四方臣民的必要统治力量。我们将丧失海外的殖民地和财产，我国的威望与影响力也会随之受损”。1831年10月7日晚上，一场事关重大的激斗拉开了帷幕，议员分为了两派，唇枪舌剑，势如水火。上议院的二十一名主教议员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反对改革，因此托利党人获得胜利。法案遭到否决之后，一场关于宪法的新争论又随之展开——这些议员抗拒民意。
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新闻所在的版面还被特意地加上了黑色边框。一场骚乱随即在中部爆发，房屋和财产遭到焚烧，布里斯托尔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一个被称为政治联盟的改革派组织极力安抚公众情绪，平息人们的怒气，而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努力周旋。罗素于12月第三次提交了改革法案，在下议院以二比一的多数获得通过。但是次年5月又在上议院遭到四十四票反对而被再次否决。格雷无法再度解散议会，于是只好采取极端的补救措施。他驱车前往温莎，向国王提出通过增补议员数量来强制通过法案。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格雷内阁因此宣布辞职。威廉四世要求威灵顿和皮尔组织政府，命他们拿出解放天主教徒时的魄力继续推进改革，同时也要争取上院的支持。但是皮尔却不愿奉命，他尚未做好准备去承担一项违背己愿的大任。国内的局势日渐险恶，政府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以应对普遍的罢工和抗税运动。伦敦街头出现了横幅和布告，上面写有“阻止公爵夺走黄金”的字样，英格兰的各个银行便随之出现了挤兑行为。激进派领袖宣称，他们决意使任何掌权的托利党政府陷入瘫痪。一个星期之后，威灵顿公爵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5月18日下午，格雷与布鲁厄姆觐见国王。国王授权他们列出支持辉格党的增补议员名单。同时，还委派私人秘书向托利党领导人传达了自己的决定，并建议其可以选择弃权来避免此种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当1832年6月7日法案再度提交议会之时，反对席上几乎空无一人。因此法案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有效的法律文件。
新选民和激进分子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政治权利。在未来五年里，年轻的政客们又强制推行了广泛的公共管理改革。辉格党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格雷认为他所做的已经够多，遂于1834年告老还乡。墨尔本和约翰·罗素爵士接过了辉格党的领导大任。罗素是一名辉格党的元老，对任何侵犯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之事十分敏感。他主张在政府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改革，但对扩大民主途径不甚关心。墨尔本在青年时代思想激进，但却缺乏行动目标和动力，意志也不够坚定。他谨小慎微且生性多疑，因此他的党派也难有创建或灵感。对墨尔本而言，个人的友谊和愉快的社交要比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首相一职，并由衷地怀疑这种荣誉是否值得一顾。掌权之后，他与众不同的温和气质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但是在十九世纪的艰难时局中，他的政府仍披着一件十八世纪的外衣。
墨尔本政府中最有才干的人是帕默斯顿勋爵，他担任外交大臣近十一年。他曾在格雷勋爵的英明领导下出色地解决了比利时问题，其影响至今犹存。他成功地劝服荷兰和法国撤出比利时，比利时则撤回对荷兰领土的要求。他扶植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在布鲁塞尔即位，比利时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该国的中立也获得了国际条约的保证——这种保证让各国在1914年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墨尔本政府，帕默斯顿在外交事务方面拥有极大的自由。他所尊奉的信条有二：一、必须坚决维护英国利益。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二、应该鼓励欧洲国家的自由运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同情和援助。帕默斯顿对所做的一切洋洋得意，踌躇满志，但却常因得罪老牌欧洲国家而令同事们紧张不已。但是，他沉着冷静的心态也逐渐赢得了同胞们的赞赏。这些年来，帕默斯顿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声望，这使他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成为了英国信念的化身。
辉格党的普通成员大都迷惘不定。他们拥护政治改革，但在激烈且事关重大的社会改革面前却常常踯躅不前。过去，他们与托利党人就限制皇室特权，英国国教地位及宗教宽容等宪法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这些都已是尘埃落定。工业革命引发的问题和危机瓦解了老旧的党派联盟，改革法案的通过便是辉格党人的一大胜利。辉格党领导人既不喜欢也不了解中产阶级，但却将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时尚的信条，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可加以利用，在大局定鼎之际便可弃如敝履。他们渐渐感到了惶恐和不安，觉得背后涌动的民众运动浪潮正将其推向一条陌生且危机四伏的道路。
此外，他们并非绝对掌控了国家政权。改革法案为英国新增了二十五万选民，目前其总人数已近七十万。这意味着，每六个成年男性就有一个拥有选举权。然而，这些选民却不一定是辉格党人的坚定支持者。英国选民有一个奇怪习惯，他们经常会对赋予其政治权利的政府投出反对票。辉格党也当然不能幸免。若不是握有爱尔兰选票的奥康内尔倾力协助，辉格党人几乎要败下阵来。现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与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激进派虽然在议会中人数不多，但却拥有中产阶级和新闻界的强大后台。因此可以说，它的实力不是真正反映在议席的数量上。然而，辉格党人却对此犹豫不决。绰号“激进杰克”的达拉谟伯爵约翰·兰布顿是支持联盟主张的少数派一员，此人是格雷的女婿，脾气颇为暴躁，因此同事们也往往对其敬而远之。他很快离开了政府，后来转而关注起殖民地政府事务来，在加拿大与帝国关系的问题上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达拉谟伯爵英年早逝，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合作的一切希望皆化为了泡影。
无论如何，这些年来的立法和委员会工作也并非徒劳无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终于在1833年获得解放，宗教团体有史以来首次获得政府拨付教育经费，《济贫法》顺理成章得到了修正，尽管许多既得利益者并不支持改动法律，但行政和知识界人士却将此视作一大创举。第一个《工厂法案》获得通过，虽然该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长对今人来说简直不堪设想，同时也未能得到当时人道主义者们的一致认同，但它的确是富有实效的。整个地方行政体系得到改革，旧有的寡头政治被彻底废除。英国国教地位和维护爱尔兰秩序是当时政治的中心问题，但在这些方面，辉格党人却办事不力。再加上未能采取良策来平衡预算，辉格党最终还是暗淡退场。尽管如此，在议会之外仍有无数暗流涌动。数量庞大的人口依然没有获得选举权，议会对劳资双方关系漠不关心，早期公会的各类活动常被惊恐的政府用武力镇压。一个著名案例是1834年托尔普德尔村的“殉道者”事件。在多塞特郡的这个名字古怪的村庄里，六名劳工因组织公会成员“违法宣誓”而被判处流放。此事几乎引发了众怒。六人最终获得了赦免，但这时他们已在新南威尔士服刑了整整两年。出于多种原因，社会的动荡局面持续蔓延，君主制政体也显示出衰落的迹象。面对政治集团与国内民众之间的难填之壑，辉格党人一筹莫展。
另一方面，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加紧对托利党进行改革，他着手重组党内机构，使其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他在1833年时宣布：“我想，托利党的主要任务是抵制激进主义，防止民主政治的进一步侵蚀。”他明确表示，托利党将支持行政改革，提高管理效率，但反对任何削弱传统国体的举措。一个有纪律井然、目标明确、团结一心的在野反对党在他的领导下逐渐成形。次年选举中，皮尔向选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竞选演说，这令托利党人军心大振。
托利党人阐明了立场，要开明地保护国家现存制度的最好方面，皮尔也明智地表达了希望改变国教地位的想法。由于在未来的几年中，宗教依然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因此那些非国教徒的选民没有忘记皮尔的宣言。重大改革法案的相继颁布，难以避免地触及更多人的利益，国内的保守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皮尔一边。在1834年的选举中，托利党赢得了一百个席位。皮尔主持的一个少数派政府维持了几个月的统治之后，辉格党人再次卷土重来，但与以往一样，政党内部矛盾重重，分歧严重，看起来他们可能会玩火自焚。辉格党人唤起了民众的希望，但没有任何政府会满足他们。中产阶级对该党的领导无方感到忧虑，他们愈加相信这种断断续续且不协调的改革是十分危险的。辉格党的马车正摇摇晃晃地行进在一条崎岖且未知的路上，许多支持者在中途就下了车。
1837年，国王威廉四世去世。这位国王滑稽笨拙，和蔼可亲，不受尊重，但却尚能在君主制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局面。的确，早先时候，乔治三世子嗣们的恶习和怪癖几乎使王室形象尽毁。在英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君主制度似乎马上就要招来致命的打击，而它的捍卫者却寥寥无几。新国君是一名十八岁的少女，她的母亲尽职尽责将其抚养成人。在女王幼年时，由于母后对皇叔们怪异的言谈举止深为不满，于是便将其送往肯辛顿宫，与朝野纷乱隔绝开来。她在一位德国女家庭教师的监管下接受教育，教会长老偶尔前来考察她的学业，而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会通过书信教导她未来的职责。英国国民对她的性情或品质一无所知。帕默斯顿写道：“很少人能有机会对公主进行客观的评判。但按照我的观点，她具有天赋的坚强意志，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帕默斯顿没有说错。女王登基前夕，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既然置身此地是天意使然，那么我将竭尽所能，对我的国家履行职责。我尚年轻，或许在很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坚信，我心怀的美好善意及追求真理正义的炽热情怀无人能比。”这是女王许下的慷慨承诺，她将以实际行动去兑现诺言。
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之时，辉格党已是强弩之末。皇室和政府不得人心，以致众叛亲离。中产阶级因害怕社会动荡转而投票支持托利党。同时，墨尔本勋爵对出台配套法律不甚了解，他举止优雅且和蔼可亲，但除此之外便无所作为。在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临近年底时，英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初步迹象。北方工业区迅速衰颓，再次回到了滑铁卢之后的经济乱局之中。1838年5月，一群工人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由此得名。此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宪章运动是贫困之人对机器时代的最后一次绝望控诉，它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宪章派就像1832年之前的改革鼓吹者，相信政治权利的扩大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疾苦。他们要求一年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各选区地位平等、取消以财产数量判定议员资格、无记名投票、议员缴纳税款等等。
宪章派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像激进分子那样获得议会中的一派或进步的中产阶级支持。但是，他们有意拒绝了中产阶级伸出的援手。他们的领导人相互争吵，其具有威胁性和不负责任的演讲冒犯了许多达官政要。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像天主教协会在爱尔兰教区或工党在工会中建立的那种组织。有一段时间，英格兰虽然到处飞舞着请愿书和小册子，但各地的骚乱情况却都不尽相同，只要条件有所改善，人们的激情就会很快冷却下来，因此全国性的运动很少能发展为永久性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工会很快陷于凋敝，生意兴隆的手工业者也对公会不冷不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骚乱仍时有发生，到1848年时，跌宕起伏的革命浪潮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这些怀着良好意愿、闹得天翻地覆的激进运动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皮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比辉格党人更清楚地知道动荡的根源所在。尽管皮尔坚定地反对激进主义，但他仍然认为补救的方式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制定开明的商业政策。托利党的少壮派们支持他，这些人与皮尔一样，都在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困窘不堪。一位年轻的犹太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写过一本小说，其中描述了当时的贫富分化情况。一小群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与工人结盟，以共同反对中产阶级。
1839年墨尔本提出辞职，但是在维多利亚的极力挽留下又继续执政两年。墨尔本魅力不凡，因此博得了女王的喜爱。他向女王传授待人接物的技巧，并尽量收起自己的猜忌之心。女王对其颇为倾心，于是拒绝与她心爱的首相分开。次年2月，一个新的角色开始登上英国的舞台。女王与她的表弟萨克森—科堡王子艾伯特结了婚。艾伯特王子正直无私，富有责任心，目光远大且胸怀崇高的理想。艾伯特与女王的幸福皇室家庭人人称羡，夫妻俩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快乐时光，直到王子不幸早逝。乔治四世和他的兄弟们荒淫无度，留下的是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君主的尊严和名誉扫地，亟须恢复。维多利亚和艾伯特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起初，艾伯特王子发现，英格兰的一些政界要人对他十分不满。他们不让艾伯特在上议院就座，削减了他的年度津贴，甚至在1857年前，王子都没能获得亲王的头衔。然而，艾伯特对科学、工业、艺术及各项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是女王的终身顾问，帮其应对摆在面前的所有难题，一丝不苟且公正无私。他从先前的师长和他的叔叔利奥波德国王那里获得有益的劝诫，明晓了立宪制下君主的角色和职责。最终，英国的党魁们也开始时不时地重视艾伯特的建议，尤其是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忠告。维多利亚是一个坚毅的女人，在即位时就已是辉格党人的热烈拥护者。在艾伯特的影响下，她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自己应该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公开场合必须如此。她也逐渐明白了要对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给予信赖。但是，女王对王公重臣的爱憎之情并未因此而减退，她个人的情绪和喜好，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出来。自从被体面地观察到，女王和王子一起设置一个新的君主的行为标准。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用实际行动为君主制国家树立了新的典范，使皇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声望。
皮尔与墨尔本不同，他给女王留下的印象是笨拙而冷漠，但是1841年的大选却将他推上了政治的宝座。没过多久，皮尔便用行动赢得了女王的尊重。他充分施展才能，掌握了内阁的绝对控制权。亲自制定重要的政府预算，并直接监督各个部门，包括威廉·格莱斯顿在贸易委员会的工作。关税政策再度改革，税率大幅降低，开始重新征收所得税。这些措施很快结出硕果。1843年，贸易开始复苏，经济重现繁荣，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平息下去。威斯敏斯特又一次恢复了宁静。然而，在爱尔兰地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眼下最受关注的是面包价格问题。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皮尔降低了除谷物外的所有物资进口关税。但是昂贵的面包价格意味着提高工资，否则低收入群体就要遭受饥饿之苦。皮尔逐渐意识到，廉价的进口食品对维持国家繁荣大有裨益，谷物的自由贸易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无疑将遇到强大的政治障碍。托利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主阶级的选票支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地主们曾将大量资金投入土地。到了和平时期，国外的廉价玉米涌入国内，保护国内市场的呼声一度高涨。1815年政府立法，除非国内粮价非常昂贵，否则禁止从外国进口谷物。废除或修改《谷物法》和现行政策已成当务之急，人们指责地主阶级把持议会，不惜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利益。除此，《谷物法》不仅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痛苦，也激怒了许多雇主。工业资本家对地主阶级的敌意使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化了。在这些大工厂主看来，保护政策不仅使他们无法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也干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在1838至1842年的大萧条期间，人们对《谷物法》的敌意再度爆发。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反谷物法联盟，为废除该法而展开斗争。联盟很快就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的两位领袖和组织者脱颖而出，成为十九世纪英格兰自由贸易的先驱人物。其中一位名叫理查德·科布登，是一位棉布印染工人；另一位是约翰·布赖特，贵格会工厂主。运动得到了强烈支持，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大量捐款。罗兰·希尔爵士于1840年推出了黑便士邮票[2]，这样就能以极少邮资将小册子和通告送往全国各地。宣传攻势新颖有效：精挑细选的演说家能够将简单的观念灌输到听众的脑海之中。这种巧妙操控政治风潮的方式前所未有。条目繁多的请愿书被送到议会。科布登说服富裕市民郡选区四十先令的不动产，以此获得了双倍选票。随着反谷物法的选民人数激增，联盟除在外面向议会请愿外，还开始从议会内部施加影响。
科布登和布赖特反对地主阶级的演讲如雷贯耳，在全国引发了热烈反响：“让他们继续独行其是吧，不久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般孤立无助，无能为力。无论是内在品质，理智之心还是道德力量，他们都逊色于当下的其他阶级。他们不仅死守封建弊端，事实上还试图把持和约束人们的食品供应。他们逆时代的大潮而动，将封建制度视为其扎根的土壤。但是为什么他们赖以为生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兰西覆灭，已在德意志消亡，在美利坚则从来没有存在过。”
与科布登和布赖特一样，皮尔出身于中产阶级。民众的呼声强烈而深刻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他深知，《谷物法》的废除关乎英国的贸易与繁荣。然而，法案的支持者中地主阶级占了半数以上，废除该法必然会破坏托利党的团结。但到1843年时，他还是决心采取行动。皮尔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的部分追随者认为，其在天主教徒解放事务上就曾一意孤行，背叛了自己的托利党同伴。即使如此，皮尔依然十分自信。他或许认为，凭借个人威望，他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他也需要时间来说服他的同伴，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1845年8月，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饥荒迫在眉睫。皮尔已没有时间继续拖延，于是直接向内阁递交了提案。不出所料，提案立刻招来了一些托利党人的反对。同年12月，皮尔被迫辞职。然而，由于辉格党领导人罗素拒绝出面组织政府，皮尔得以重新回到首相之位，与托利党的保守主义者继续抗争。名不见经传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是保守派的发言人，他谴责皮尔说，与其说是要废除《谷物法》，不如说是要背叛伟大政党领袖的原则。他同时宣称，托利党的大部分成员都秉持传统立场反对此事，如果皮尔知晓利害，他就应该辞职。迪斯雷利还说，英国政治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党派间的平衡，领袖故意破坏自己政党的做法是一种政治犯罪。如果领袖不能取信于人，就该归隐田园。面对迪斯雷利的激烈言语，皮尔坚持辩称，他对国家的责任高于他对党派的职责，废除《谷物法》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在私人信件中写下了与保守派相争的辛酸痛苦：“名副其实的保护主义者！——对一切有利的商业尝试熟视无睹，四处寻找一些荒谬的借口。他们无视民意，将《谷物法》称为劳工问题，但多年来却对多塞特郡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他们宁愿面临两次歉收的巨大风险，宁愿看到1841年冬，佩斯利和斯托克波特的哀鸿遍野再度呈现。也不愿《谷物法》……在饥民的呼吁之下被不光彩地扫地出门……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感谢上帝，我终于摆脱了这样一个政党的束缚。”
1846年6月25日，在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帮助下，《谷物法》被正式废止。迪斯雷利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爱尔兰爆发骚乱，摧毁了皮尔的政府。在当晚投票表决之后，本世纪最强力的政府之一，皮尔内阁寿终正寝了。自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皮尔一直是英国政界主导力量和关键人物。无论在朝在野，他都是备受瞩目。他不具有开阔的思维，但却比任何同时代人知晓国家的利益所在。他有十足的勇气去改变立场，以适应各种需要。的确，他最终与自己的政党分道扬镳，但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国家利益。皮尔执政时期正是工业化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一个铁路时代。到1848年，英国建成了约五千英里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倍，机器制造业虽然有时踟蹰不定，但也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
所有这些成就并非来自英国政府，而是归功于全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成为了十九世纪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举世瞩目的工业大发展并未使皮尔丧失理性，他知道，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无法回避，自由贸易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此际，地主阶级的主导地位即将终结，自由贸易似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工业化的英国才能走向霸权时代。对于英国的发展道路，皮尔首相洞若观火。皮尔政府的开创精神树立了良好典范，成为未来的托利党和自由党人争相学习的榜样。皮尔曾经谈及自己的执政方式，他说：“事实上，人们喜欢有些固执和武断的首相，他们批评首相专横傲慢，但却情愿屈从于他的统治。”此言虽然有些偏激，却也符合当时时局。
1850年初，皮尔沉着冷静地旁观了辉格党继任者步履蹒跚的执政状况。一日，他在格林公园骑马时不慎跌落马背，重伤致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伟大的政治塑造者就这样与世长辞。
注释
[1]法国大革命前夕，为迫使法王制定宪法，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的室内网球场集会，同时立下誓约，史称《网球场宣誓》。
[2]英国“黑便士”开创了邮票发行的新纪元，邮票面值以便士计量，用黑色油墨印制，故称黑便士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