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默斯顿虽已到了古稀之年，但却仍然把持着英国大政。除了一次短暂下野，自1855年至1865年间一直担任政府首相。英国与俄罗斯签订和平协议后不久，帕默斯顿很快就将面对来自东方的另一个危机。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亚洲。印度属地一直处在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伦敦方面只是给予一定程度的监督。这种做法虽然招致部分议员和舆论的批评，但英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然而就在此地，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动突然爆发了。
对英国而言，印度兵变造成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要比克里米亚战争更为持久。它为英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平叛之后，英国逐渐觉醒并走上了通向世界帝国的道路。这场变乱源于长久的矛盾积聚。十九世纪初，一批新任的英国文武官员到达印度，他们生活简朴，秉性直立，笃信宗教，怀着将基督信仰和欧洲文明传遍次大陆的信念，并一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为止，英国就像先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对辖地采取中立的宗教政策，而在教育方面则毫无政策可言。当地人可以举行游行活动纪念印度神祇，印度教和穆斯林的节日同样得到公众认可。但是，在英国传教士的宗教热情鼓动之下，对异教的尊重逐渐被强制基督化所取代。在一段时期之内，印度教似乎也愿意将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容纳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殉葬、寡妇自焚、杀害商旅行者及女婴的狂热做法被抑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考莱的努力，当他还是印度总督的参议会成员时，就向印度总督提出建议，使更高层次和更富裕的印度人能够接受英国式教育。所有这些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成为诱发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现在发生的恐怖事件起到了一定作用。
更直接的原因是英国近来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已开始成为英国人的梦魇。实际上，如果说俄国军队可以越过兴都库什山脉抵达印度河流域，那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种威胁似乎真的存在。1839年时，英国人得知一小股俄军已经渗透至阿富汗边境，于是立刻采取对策，不但向喀布尔派遣了一支远征队，还将一名英国志愿者扶上了阿富汗的王位。此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揭竿而起，与英国为敌。1841年12月，四千名英国士兵，在得到当地人可以安全通行的承诺后，便护送着三倍数量的妇孺和阿富汗随员冒着大雪穿过山道撤退。但是，当地人违背了的承诺，他们发起攻击，撤退者几乎全被杀害或俘虏。只有一名幸存者于1月13日逃至印度。第二年，英国远征军再次出动，向背信弃义者讨还了血债。但是，欧洲军队的名望因此深受损害，大屠杀的恐惧也为印度次大陆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久，英国在印度最北部的旁遮普省挫败了一场入侵。当时，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好战的锡克教教徒控制之下。锡克人隶属于印度教的一个改良教派，他们不吸烟，而且留着及腰的长发。在锡克教领袖兰季特·辛格的严格控制之下，锡克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辛格去世使他们摆脱了控制，而英国人在阿富汗惨遭屠杀的消息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尝试着将手伸向了东印度公司的领地。1845年，锡克教徒渡过了作为边界的苏特里杰河，在推进至德里以北二百英里处时被英军击溃。就在此处，英国人建立了摄政统治。三年后，锡克教徒再次作乱，试图推翻英国统治。在该省的奇利安瓦拉村，双方进行了激烈搏杀，三个英国军团全军覆灭。不久以后，英军又展开了大规模报复，锡克人军队被彻底摧毁。享有盛誉的约翰·劳伦斯和亨利·劳伦斯兄弟通力合作，恢复了旁遮普的秩序。兄弟二人足智多谋，在那里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甚至不遵从东印度公司的命令。他们迫使地主立下三条誓言：“不准烧死寡妇，不准杀死女孩，不准活埋麻风病人。”他们将价值连城的印度大钻石进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使当地的旁遮普武士也对女王忠贞不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他们的部下，后来因德里解放者之名而享誉一时的约翰·尼科尔森，甚至被旁遮普省的部分民众奉若神明。然而，在印度其他一些地区，对英国怀有敌意和心存误解之人却在后来的叛乱中将“记住奇利安瓦拉战斗！”作为了战斗的誓言和血腥报复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英国信心十足地在印度进行扩张。通常情况下，驻印军是扩张行动的主力，但并非所有行动都能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此后，英国又进行了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吞并活动，将其在印度的疆域拓展到极致。英国人认为，如果夺取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就能够保障西北沿海地区的安全，而这一大任最终由查尔斯·内皮尔爵士完成。内皮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曾参加过拉科鲁尼亚战斗和1812年的美国战争。英国杂志《冲锋》对这次征服冷嘲热讽，将内皮尔发电报汇报军情时只用了拉丁文的“伯卡维”一词（意为我犯了罪）。内皮尔对此毫不在意，他大权在握，在当地实行开明的统治。为破除当地烧死寡妇的恶习，内皮尔采取一种简易有效的方法。他在每个柴堆旁边都树立一个绞架，“谁敢焚烧妇女，我们就把他挂上绞架。”信德也像旁遮普那样维持了多年的安定局面。
孟加拉边界的奥德地区也被并入了英印版图。就在此地，一位印度国王曾长期欺压他的人民。三十五岁的达尔豪西侯爵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坚信英国的统治和技术能使印度颇多受益。在他在任的八年里，他运用“失位条款”将一些较小国家并入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一条款，如果地方统治者绝嗣，那么在他死后领土将被没收。虽然印度传统允许国君收养养子继承权位，但这个习俗却遭到英国方面的蛮横禁止。达尔豪西在奥德省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英国政府拒绝支持一个拯救千万黎民于苦海的政权，它就对上帝和人类犯下了罪孽。”1856年，他废黜了奥德的统治者，接管了他的领土。次年，一场反抗运动爆发，舆论将引发动乱的大部罪责都推到了达尔豪西的身上。
驻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军队早已声名狼藉。这里的士兵主要来自印度北方，其中很大部分出身于高贵种姓，因此很难驾驭。婆罗门的士兵不甘心服从低种姓的军官和军士。在军团，一个人的权力和影响更多取决于宗教地位而非军阶。英国籍的军官也大都素质低劣，这是因为军中的精英都转职到了更有前途的行政领域。依然留下的长官不仅脱离士兵，也不想改善部队状况。孟加拉部队需要与缅甸作战，但是，如果军队渡海出国，士兵们就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地位。虽然如此，达尔豪西终于招募到了能够在世界各地作战的新兵。部队士兵对薪水和津贴颇多抱怨，一些本与军事骚乱无关的事情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铁路、公路、驿馆、电报和学校开始进入农村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躁动和不安。许多印度人认为，这些新兴技术将对印度的传统社会形态造成威胁，将破坏社会精神和结构赖以存在且不可撼动的种姓制度。有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乘坐同样的火车，进入同样的学校，甚至走在相同的道路上，那么种姓制度如何存续？印度君主对这些新生事物尤为忧虑和不满。对寡妇殉节禁止更是引燃了当地人内心的仇恨。社会上谣言四起，说政府打算强制印度人皈依基督教。同时，英国人在阿富汗的灾难以及与锡克教徒作战时的惨重伤亡打破了英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因此许多印度士兵自认为能与欧洲军队匹敌甚至更胜一筹。达尔豪西给他的继任者坎宁勋爵留下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坎宁任职仅仅一年，一种刚引入的新型子弹便引燃了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索。
在普拉西战斗一百周年之际，谣言开始不胫而走。军中盛传新配备的恩菲尔德步枪子弹上涂有猪、牛的脂肪。食猪是穆斯林的禁忌，而印度教也将牛视为神圣之物。根据新型枪支的使用方法，士兵们必须用嘴咬一下子弹才能将其压入枪膛。印度士兵认为此举玷污了他们神圣的宗教。这种谣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伦敦的伍尔维奇兵工厂确实在制造子弹时使用牛油，但印度的达姆达姆工厂却并非如此。而且士兵们的抱怨一出，这些带有油脂的子弹就立即停止发放了。即使如此，1857年春，谣言仍在军团盛极一时，引发了许多动荡。4月，密鲁特的一些骑兵因拒绝使用子弹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被处以监禁。5月9日又被公开褫夺军籍。一位印度官员向上司汇报说，叛兵计划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但他的警告并未得到重视。第二天晚上，三个兵团哗变。士兵们很快控制了监狱，杀死了他们的英国军官，并向德里大举进发。
叛兵势不可挡。旁遮普南部只驻有十一个满员步兵营和少量辅助部队。约四万名英国士兵被配置在广阔的半岛上，甚至没有进入战备状态。叛军数量是他们的五倍之多，甚至拥有炮兵部队。此际，天气变得越发炎热。由于战场距离遥远，加之运输力量不足，使得英印当局一时难以应对。此时，英国力量处于相对劣势，长期艰苦卓绝努力换来的和平环境正面临威胁，印度将再次陷入混乱和流血冲突之中。所幸的是，当地的大部分民众却保持着冷漠的和平态度，印度的地方统治者也没有加入起义。东印度公司掌握的三支军队中只有孟加拉军队受到了影响。尼泊尔籍的廓尔喀人帮助当局镇压叛乱，而旁遮普也依然忠心耿耿。在此地，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仍对当局那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的军队保持着敬意。动荡的中心在恒河谷地。
起初局势迅速发展。德里地区的弹药库由两名英国军官和六个士兵把守。他们奋起抵抗，战斗到最后一刻，眼见胜利无望便最终将其炸毁。反叛者将所能找到的欧洲人尽皆杀戮，并抓住了早已退位，现依靠东印度公司年金安养晚年的德里老王国，宣布他为莫卧尔帝国皇帝。然而，反叛者的目的未能达到，因为几乎没有穆斯林起来响应。一连三个星期，事态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僵局。而后，叛乱之火便又继续蔓延开来。英国军官不相信他的部下有谋反之心，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杀害。在奥德边界的坎普尔，驻军离开城堡去守卫道路。他们对一位名叫那那·萨希布的当权者十分信赖，此人是一名印度统治者的养子，虽然被褫夺了继承权，但依然大权在握。英国人判断失误，一场噩梦很快降临。亨利·劳伦斯在首都勒克瑙秣马厉兵，准备进行一场光荣而持久的防御战争。同时，他正确判断出，德里正是镇压叛乱的关键所在。因此，英印军队在此地集中，占领了可以俯瞰全城的山脊。然而，这支军队人数不足，很难发起像样的攻势。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以英国人为主力的英印军三千人，在五十英尺高的山脊处抵御着二三十倍敌人的进攻。8月初，尼科尔森带领援军从旁遮普赶到，三星期以来，他们日夜兼程，每日行军近三十英里。英国人因此大受鼓舞，他们于9月14日发起反攻，经过六天的激战，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但尼科尔森却在巷战牺牲。可怜的德里国王被送往缅甸，他的两个儿子也深陷囹圄。后因敌方策划营救，英印军便直接枪决了两位王子。这一做法再次激起了印度人的仇恨。
坎普尔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大屠杀。在二十一天的浩劫中，九百名英国人及其忠诚的印度追随者被那那·萨希布率领的三千叛军包围和攻击，在这九百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6月26日，叛军宣布将幸存者放行。但当这些人坐船离开时，叛军却突然向他们开火，所有男性尽遭屠戮，剩下的妇女和儿童被投入监牢。在印度长期戎马，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亨利·哈夫洛克爵士率领一批英国援兵匆匆赶来，7月15日晚距离坎普尔只有二十英里。那那·萨希布下令杀死俘虏，但却遭到士兵们的拒绝。于是，五名刽子手被秘密派出，将俘虏用刀砍死后扔在深井里。两天后，哈夫洛克终于抵达。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写道：“如果有哪位基督教主教能亲身访问屠杀现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气急败坏地拔出剑来。”在坎普尔和其他地方的战场上，英国军队展开了可怕的报复行动。反叛者被火炮炸得四分五裂，有的人一时未死，在地上残喘挣命。有时，英军还将反叛者的躯体缝在牛皮和猪皮之中。
叛军转战勒克瑙，一场生死鏖战就此打响了。勒克瑙驻扎着一千七百名士兵，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忠心耿耿的印度土兵，他们在亨利·劳伦斯的领导下牢牢守护着城市，与六万叛军展开激烈搏杀。奥德地区与别处不同，有众多民众加入了叛军队伍。守军中食物短缺，疫疾肆虐。9月25日，哈夫洛克和乌特勒姆打开血路冲入要塞，但叛军随后又封锁了退路。几天后，哈夫洛克由于过度疲劳死去。11月，科林·坎贝尔爵士受帕默斯顿勋爵之命接任英印军总司令职务，率军打通了勒克瑙通道。坎贝尔曾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做出了出色成绩。现在，坎普尔又面临着新的威胁，坎贝尔只好提兵救援，乌特勒姆得到一些援助，继续坚守勒克瑙。直到次年三月初，该城才得以彻底解围。那那·萨希布下落不明，他消失在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丛林之中，从此再未现身。
在印度其他地区，暴乱之火被迅速扑灭。英印军收复德里之后，所谓的全国性反叛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但是，在中部省份，零星的小规模战斗仍然时有发生，有的时候还相当激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8年底。11月，被人们讥笑为“仁慈”的印度总督坎宁公开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是整个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第一任代表皇室管理印度的总督坎宁，就是那位著名的外交大臣、首相坎宁的儿子。德比与迪斯雷利领导下的一个短期托利党政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使议会通过决议，将英属印度的全部领土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东印度公司早已不再是贸易机构，它对印度的统治权被彻底剥夺。一个世纪之前克莱夫给皮特的建议如今真正被英国政府所采纳。从今以后再没有吞并活动，再没有附属条约，也再没有出现大规模内战。宗教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普及全国。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的文告在印度人眼中如同大宪章一般重要，二三十年之后，这种观念依然坚定不移。
印度暴乱的规模不应被夸大。四分之三的印度士兵仍保持忠诚，受到波及的也仅是近三分之一的英印领土。在此之前印度也曾发生叛乱，但在几周之内就被镇压下去。这并非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也不像后来一些印度作家所宣称的那样，是追求自由的爱国斗争或独立战争，次大陆民众的独立理想和观念直到许多年后才逐渐形成。在这场战争中，对阵双方都曾犯下可怕的暴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由此开始形成。十八世纪的温和氛围一去不返，乔治时代及维多利亚早期的传教热情与改革精神消亡殆尽。英国人不再将印度视为“家园”，也不再将自己视作拯救黎民众生的十字军。英印统治机构开始变得独立、公正、高效，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展，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边疆安全得以维护，和平环境得以保持，粮食短缺得到缓解，人口数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英印军队也得到了恢复和重组，并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场充斥着屠杀和报复的数月叛乱，却给两国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在印度暴乱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英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依然混乱不堪，各种争论也丝毫未有止息。皮尔派转向自由贸易的做法已经摧毁了党派界线，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英国相继出现了派别混杂的多党政府。迪斯雷利和德比虽然击败了皮尔，但却很难将托利党的贸易保守派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名望蒸蒸日上的格莱斯顿等人仍然坚持皮尔的立场，虽然迪斯雷利不止一次提出与格莱斯顿联合组阁，但其一直无动于衷。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猜测：先后担任首相的两位劲敌如果携手合作，那英国政坛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在罗素和帕默斯顿等辉格党党魁看来，他们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帕默斯顿愿意改进政府工作，但却不想开展大规模的改革。
罗素希望进一步改良选举制度，然也未能提出更长远的政治主张。两人都将自己作为国家传统制度的保护人，他们的地位财富也正是得之于此。这两位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帕默斯顿与维多利亚中期的普遍政治观念十分相似。这些年来，激进主义没能留住选民的目光。而今，英格兰的土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激烈的政治风潮暂时平息，保持尊严和尊重他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彬彬有礼的绅士仍然得到社会的倾慕，白手起家的人们也颇受敬重。塞缪尔斯·迈尔斯提倡克勤克俭，白手起家，这种理念在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中间广泛流行。人们吸取了宪章派失败的教训，同时也认识到向体力劳动者提供教育要比鼓动他们起来革命更为重要。这种观点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工人的认同。所有的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安定有序、稳步推进的良好印象。
各式各样的宗教舒缓了人们心灵，振奋了的人们的思想。超过总人口半数以上的百万民众定期前往教堂或其他礼拜场所，但其中赤贫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宗教争论十分激烈，有时甚至火药味十足。但是，这种争端仅仅停留在口头之上，为宗教问题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内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将宽容视为美德，但宽容也并不意味着冷漠。教堂和教派，以及各自的众多追随者常常相互批判，有时甚至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当罗马天主教会在英格兰重新建立起主教制度之时，伦敦出现了激烈的骚乱和抗议活动，但却远未达到暴乱程度。
在本世纪早些时候，牛津宗教复兴运动的崇高理想和福音派的热情将英格兰国教教会从沉睡中唤醒。在圣公会低教派和高教派的宗教聚会中，神职人员都竭力以娓娓动听的宣讲唤醒人们的灵魂。在英格兰，大约一半的信众都是圣公会的成员。但是非国教派别也蓬勃发展，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公理教会和一位论派都拥有广泛的信众。在天主教徒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罗马教会得以复兴，一些高教派教徒的加入增强了它的力量。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约翰·亨利·纽曼，他是一个渊博而敏锐的思想家，后来晋升为了红衣主教。
自克伦威尔时代起，人们对宗教关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但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同样被一种新的理论所吸引。这就是著名的进化理论，它是长期科学研究积累和沉淀的产物。查尔斯·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就是进化论的代表性著作。此书的问世使那些本就质疑《圣经》创世说的人们感到更加迷惑不解。然而，新的进化理论及其宣扬的适者生存观念有力地推高了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乐观情绪，人们更加坚信，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前进步伐永不止息。
在英国人心目中，帕默斯顿似乎体现了他们的崇高意愿。他活力四射，英气未减当年。在外交事务上，他一如既往保持着强硬姿态，其爱国之情唤起了国内同胞的民族自信心。但是，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对帕默斯顿的做法并不满意，因为他常常自作主张地发出措辞严厉的信件。虽然帕默斯顿言辞强硬，有时还草率行动，但他却心怀欧洲和平良好夙愿。为此，外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一方面能够激起他的同情之心，另一方面也往往使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些年来，对欧洲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事件无疑当数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了。在1859年和1860年，意大利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而今终于得到了实现，虽然获得统一的只是意大利部分地区，但也足以快慰人心。众所周知，意大利为获得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援助而将尼斯和萨伏伊割让给法国，但是，在从奥地利人手中得到伦巴第以后，这位法国皇帝便背信弃义地抛弃了身处险境的意大利盟友。威尼斯仍然掌握在奥地利人手中，但更糟的是，法国军队正驻扎罗马，保护着在教皇国的残骸，将意大利人与其“天然的首都”分割开来，这已有整整十年时间了。然而，意大利人并未气馁，一个又一个的意大利小国奋起反抗，驱逐外来统治者，合并为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同样激发了英国人的热情。加里波第和他的数千志愿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腐朽波旁政府，其英雄事迹在伦敦广为传颂。意大利人的大胆举措受到帕默斯顿及其外交大臣罗素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拿破仑三世的意图心存质疑，害怕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英国政府便采取了口头支持但不干涉的政策。两位辉格党元老称赞意大利新政府践行了1688年的英国革命提出的原则——这是他们的典型做派。罗素在下议院更是将加里波第与威廉三世国王相提并论。关于意大利人对此事的反应，史册中未有记录。
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环境里，政府骄傲自满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帕默斯顿不喜欢过多立法，这与他的前任墨尔本十分相似。帕默斯顿睿智幽默，眼光实际。正如小说家特罗洛普所说，他是“一位注重实务的政治家。从来不去考虑脱离现实，不着边际的事情”。一些更年轻、更有进取心的下院议员并不喜欢他的务实做派。作为反对派的迪斯雷利更是怒火中烧，对这位十八世纪的最后政治家，他的鄙视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曾有一次，迪斯雷利在下院说道：“他在外交上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求得国内安定、政治稳固，殊不知，此种做法造成了财政超支、税收加重及一切发展趋于停滞的恶劣局面。他施行的政策违背了所有的政治原则，在大选之时，他博取民众信任的唯一资本就是自己的名字。”皮尔的门徒和追随者们同样感到绝望和无可奈何。但只要领导权仍然握在帕默斯顿、罗素和辉格党贵族的手中，自由主义的梦想就没有可能实现。西德尼·赫伯特在暂时离任时讲道：“辉格党对贵族的迷信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在我看来，混乱不堪的反对派不可能形成一个高效的政党，更别提组织的政府了。他们群龙无首，你争我斗，互不相容。贵族化的辉格党似乎已经精疲力竭，没有新生力量补充元气，党内元老们又怨言纷纷。中年商人们虽然精明干练，但却无法获得任职的优先权，因此同样感到十分不满。”
托利党也没好到哪去。德比是托利党名义上的领袖，此人擅长雄辩，但却将政治责任视为强加于贵族阶级头上的不快之事。他真正的兴趣在于赛马，也曾出色地翻译了诗人荷马的作品。迪斯雷利已经成为下议院的托利政党的领导人，在权力和地位争夺中苦苦挣扎。一位犹太人竟然能够领导一批地方绅士，这在英国政治中的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景象。《谷物法》废除之后，政策保障不复存在，如迪斯雷利所言，简直糟透了。为长远之计，他和德比决定放弃维护《谷物法》的党派原则。但要寻找一个新的目标是也是一个漫长、痛苦且令人烦恼的过程。与此同时，迪斯雷利还要充当德比的助理，他们在1852年和1858年短暂执政，但却庸庸碌碌，没有作为。迪斯雷利不止一次寻求与激进分子结盟，他向激进派承诺将反对军备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甚至宣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颈上的沉重磨盘”。然而，激进派的首席代言人约翰·布赖特对此并不领情，这位贵格派教徒老奸巨猾，不易轻信于人。他说：“迪斯雷利先生为他的党派卖弄玄虚，装神忽鬼，要是在印第安人部落当中，他会被人们称为巫医的。这样一来，结盟之事便不了了之。迪斯雷利碰壁之后，便转而开始攻击辉格党人。他坚信，打垮辉格党的唯一办法是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将颇有名望的工匠吸收到选民队伍当中，通过此种方式与敌对的中产阶级抗衡。为此目的，他不厌其烦地劝说德比和同事。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希望能将贫民富人团结在一个屋檐之下，在他的小说《希比尔》中，这种理想得到了极好的展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托利党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实际的民主原则，但要使人们完全接受迪斯雷利的主张，还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除辉格党和德比的托利党之外，还有皮尔派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格莱斯顿。此人曾是一名坚定的托利党员，1832年时开始进入议会，并一直对自由派阵营十分向往。皮尔的逝世摧毁了他对托利党的忠诚之心，因此他决定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格莱斯顿是一位利物浦富商的儿子，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大量奴隶。他与老上司皮尔出身于同一阶级，也同样秉持自由贸易的新主张。他能言善辩，精于行政事务，但当时之人却认为他缺乏洞察力和处事原则。事实上，他正像帕默斯顿所评价的那样，唤醒了整个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潜力。帕默斯顿曾言：“他被称为民众中的一员，希望与民众保持一致。他富有宗教热情，并通过智慧将这种热情发扬光大，普及万民。”尽管他全神贯注于神学领域，但他却比党内同事更加了解新选民的思想，比皮尔更加知晓党派的运作。“表面上是牛津书册派，骨子里却是顽固的利物浦。”——正是对其恰如其分的评价。但是，与迪斯雷利相似的是，他的事业进展缓慢。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时，他担任英国政府的财政大臣，不久下野。格莱斯顿没有迅速到达权力的巅峰，这对他来说实属幸事。皮尔就是因为过早执政而饱受困扰，他的主张也难以付诸实施。漫长的等待使格莱斯顿变得更加自信。
1859年，年已半百的格莱斯顿加入辉格党，对自由派的探索已经告一段落。一个外交政策上的问题促使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转入辉格党后，他再次从事财政方面工作，在帕默斯顿政府担任财政大臣，开始了他的黄金时代。他在下院就预算问题发表精彩演说，细致周到地处理行政事务。此外，他与法国签订商贸条约，由此开启了一个自由贸易的新时代。但是，商贸条约同时要求缩减军费开支，在此问题上他与首相发生了冲突。格莱斯顿在财政事务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他提出的三个出色的预算案减轻了税收。国家贸易也迅速扩展。谁将成为下一任的领袖已是显而易见。1865年，八十一岁的帕默斯顿逝世，他临终时说道：“格莱斯顿很快就可以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了，一旦他接替我的位置，我党将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来。这位辉格党元老一语成谶。十八世纪随着他的死亡真正成为了过去。后维多利亚时代呼唤一位新的领袖，而他终于到来了。”格莱斯顿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选举人面前，在演讲的开头，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的朋友，我终于来到了你们中间，我在你们中间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但辉格党人依然犹豫不决，格莱斯顿试图像迪斯雷利那样，将政治权利赋予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他急于获得选民的投票。他说服罗素政府提出改革法案，但却造成内阁的分裂，最终致使阁员全体辞职。德比和迪斯雷利随后组建了一个少数派政府，维持了大约两年半时间。
迪斯雷利现在抓住了机会。在1867年时，他提出了一项新的《改革法案》，巧妙地迎合了他所领导的下院需要。该法案对选区进行重新划分，给予大型工业城镇更多的权利。这样一来，选民数量增加了近一百万，相当于原先数量的一倍。托利党人紧张不安，因为新增数目已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许多城镇，工人阶级已构成了选民的绝大多数。因此德比将法案称之为“冒险的行动”。新近爆发的美国内战似乎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反面榜样”，甚至连激进分子也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未受过教育的民众将如何作为。但这个问题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帕默斯顿去世后不久，英国迅速通过了第二个《改革法案》，此事开启了英国政治的新时代，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也随之出现。银行家、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曾言：“一个党派政治国家有如美洲的一片森林，如果你砍倒老树，破土萌发的新树就会立刻取而代之。”德比于1868年2月辞去了托利党领导人之职，迪斯雷利终于如愿登上了首相的宝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到达了油腻竿子的最顶端。”他必须按照规定举行大选，但是新选民将压倒性的多数票投给了反对党。因此，已经成为自由党领袖的格莱斯顿组建了一个自皮尔时代以来最为强大和巩固的英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