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至今的人本禅
佛教源自印度，但其鼎盛、流播世界离不开中国，文化遗存最丰富也在中国，这与佛教的中国化息息相关。为何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能迅速中国化、世俗化，变成中国人的日用智慧呢？这就要追溯到《易经》和中国传统智慧与佛教思想的共通性及融合。
《周易》——变通生智
《易经》非仅一书，但人们熟知、通常所指的则是《周易》，是西周（前1046—前771）时期创立、完成的作品。它一方面反映自然、社会与人生变化发展规律，充满哲理，另一方面又是一本占筮指导手册，能据以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教人避祸就福，平和生活。
“易”字，《说文解字》释为“蜥蜴”或“日月为易”，周易研究名家周锡馥教授则以为，此是根据蜕变后的字形产生的附会。他认为，据甲骨文、金文，易字表现的是浮云蔽日、时露光芒的样子，有忽晴忽阴之意。“易”由该义引申，指变化、更替、交换。《易经》观象知事，阐述宇宙人生的各种变化现象。
《周易》的经文古奥简略，不易理解，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成文被集为《易传》，原书的经文则被称为《易经》。
三千多年来，研究《周易》的活动甚为活跃，成书有三千余种。它们统称为易学，包含研究哲理、文学、文字学、历史、天文、地理、数学、医学、教育、政治、军事等方面，可说是无所不有的学问。在民间，流行的方术亦基于《易经》的智慧，有占卜、算命、相学、风水和预言等，是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层面。
今天，多数人认为这些智慧和方术“不科学”、“落后”，其实不然。只要我们用谦虚、积极的心态，细心学习，即可发现其中实用的智慧和道理。
试看“生生之谓易，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段“易话”，就教我们在今天多变、速变的世界里，认识变的正面作用、历史知识对现在及未来的启示、变通做事的有效方法以及对神秘莫测的事提高警觉，细心研究。
又如，《易》的基本构成是卦，卦是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抽象归纳，含有“挂起”自然现象给大家看清楚的意思。相传伏羲氏综观宇宙间的阴阳变化，创作了先天八卦，周文王创作后天八卦，都用简单的图样表示宇宙的八种自然现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每一卦的图样乃用三画表示，称为三画卦。
《易经》有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卦象都是自然界的两个现象阴和阳组合而成的。阴阳是《易经》的核心概念，它表现在阴阳两爻和太极的变化中，开发辩证思维的多种维面，包括整体思维、动态思维和相成思维。阴阳本来是两种相反的元素和动力，但是有相互依赖、相济相补、相互转换的作用，构成对立统一的整体。一个人掌握这些道理，可以拓宽思维空间和方法，提高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近代，韩国采用太极图做国旗，时常提醒国人利用宇宙变化创造知识。
《易经》讲“变”，总与时、空相关。时间和空间不可分离，它们的结合构成人和事的真实。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其中每一卦和每一爻都代表一个时空（地点）或时位（钟数）。每当一卦的任何一爻有所变动，即时产生事情的时空变化。在工作或生活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掌握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就能适应，或者策变，知道何时何地适宜变或不宜变，用预设方法（proactive approach）把事情安排得当，求取成功幸福，心境泰和。相反，如果我们只能在变发生以后才去想法应变，效率不高之余，还要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了。
面对今天竞争激烈的世界格局，个人或者国家，若能做好自觉、自保、自强、自发、自返的工作，一定成功而快乐。
禅与儒道互补，建构中国智慧
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土，与儒、道在并行、竞争、融合中发展。至唐宋时期，而完成中国化、本土化的历程，形成禅宗。
禅宗可以说是深受儒家智慧的感染，儒学则受到《易经》补足而立论，其中还介入了老庄智慧。所以，我们要认识禅宗的真谛，须饮水思源，方能博学通识，全面地认识禅的发展和当今应用。
孔子整理中华民族春秋以前的文化典籍，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开创儒家思想、学问。他赞叹易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智慧，惋惜自己的知识来得太迟。
《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汉人论《礼》引《易》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故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论《乐》引《易》说：“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诸子百家总引《易》立论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
儒家的学说与《易》一脉相承，充满了自强不息的人本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申礼乐，重孝道，重伦理秩序，重人事远神仙，强调学习，追求事功。其实践理性基因，与同一时期形成的道家思想中的自然、率性、空灵、玄远，共同奠定中国人性格的两面，正如八卦的阴与阳。
佛家的理论，与儒、道大不一样，它讲众生平等，六道轮回，有情皆苦，出离解脱。乍一看，对以宗法、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冲击。但这种相反、相对，同时也是一种补益、充实。
佛教传入中国前，儒家孟子也讲性本善。两者说的都是“善”，却不尽相同。孟子谈的是人性本善，佛家则把善性加诸一切生命，人与动物都一样。佛教的轮回观念，就是以这一信念为本的，善结善缘，恶造恶孽，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由于传播形式的差异，受众的不同，可以说，儒家更多地塑造了中国统治阶层、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品格，而佛家则在民间春风化雨，彰显隐恶扬善、劝世化俗之效。
儒家严守礼法，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严谨。这固然有利于形成稳固的社会体系，又难免僵固淤塞，压抑精神。知识阶层还可借由老庄，享受山林隐逸，畅想玄远，抒发性灵，一般民众则困于严密的伦理罗网，无可逃避。佛教则说众生平等，《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至中国禅宗，更加弘扬此一观点。禅宗提出，“悟即是佛”，“迷即是众生”，人与佛菩萨的区别只在是否了悟。在修行方法上，也推崇不落文字，不重形式，见性成佛，樵夫渔子、僻远野夫，只要心境澄明、了悟空性，即至佛境。这打破了森严的社会阶级、重重的伦理尊卑，也突破了愚夫愚妇向佛的语言、文字、形式等障碍，使佛智更广泛地进入民间，影响中下阶层精神领域深远。
儒与佛，经由漫长历史时期的对立发展，相互不断参照、吸纳，修正自身。儒家引佛智，发展出理学、心学，佛家则向儒家建构的世俗体制妥协，引儒入佛，形成世俗化、在中国得以广泛流布的禅宗。二者呈现出交融、汇流的趋势。本书所谓的中国禅，正是指这种汇流形成的宽泛、灵动、丰富且具有包容性的中国文化。
人本精神与龙的传人
综观古代智慧，儒家尚孝，墨家尚俭，道家尚自然，都源于《周易》。故而中国人本质的定义，做人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处理经济和生态的思想，皆可追溯到《易经》，又表现为后来集儒、道、释大成的禅智。
今天，人们不论说治国还是谈教育，都习惯提起“以人为本”的口号，好像它是十分时尚又“进步”的概念。其实，西方的“human based”概念（译为“以人为本”）出于基督教和人道主义（humanism）的根源，不同于中华文化出现得更早的《周易》智慧的人本精神。中国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又是龙的传人。这些对人的描述，表明人的尊贵等同天地，即大自然的一切。
《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此卦以五十多个字歌颂大自然的起始、万物生成、一切事物的原本，更歌颂了人类社会的根基。它指出“首出庶物”，把普通百姓（庶民）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古代意思。
什么是人，尤其是最优质高尚的人格呢？《周易》用龙的各种形象和行动详细描述。乾卦是龙卦，阐述了龙的六个式样，包括潜龙、见龙、惕龙、跃龙、飞龙和亢龙，外加“用九”时的群龙。《周易》用龙的刚健、进取、自强说明龙人的阳刚性，又用他的谨慎和柔顺说明龙人的阴柔。在阴阳加量互动互补之时，许多困难的事情都可妥善解决。
我们且以“潜龙”为例，说明中国人做人的最高智慧。《乾》《坤》两卦的意义很广，都依文言理，所以叫做“文言”。孔子说：“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简单地说，有德而隐的即是潜龙。在现实社会，有德行的人不一定都成为名人。但是儒家主张，一个人不可以因为不能成名便不注重德行。孔子的“君子”是有德而隐（不出名）的潜龙。他不是潜一阵子，而是长期都不在乎名声的。这样的龙人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不因为世俗的污浊而随波逐流，二不以成名为意，三不因为冷漠而感到孤独，四不因为没有人理解自己而苦闷。他会放手做有意义的事，一定不做违反自己宗旨的事。
把握时机
乾卦《文言》谈人需把握时间或时机，十分清楚。九三条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上九条说：“亢龙有悔，与时偕极”。前者劝人积极做人，抓紧时间。后者说明，时间见证人事，十分公平，不会给权势之人多一些，不会因人卑微而给少一点。假如一个人到了终点仍然没有自我完成，就成了“亢龙”，只有自悔了。亢字有高的意思。上九爻辞解说：“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
进退、存亡、得失是人生道路上循环往复的三个连环。谁人能够掌握利用，就会成功而安宁。不能，就忧心终日而于事无补。很简单，一心向上爬的人，到达了高峰，掉下来不堪设想，如果进退得宜，就可平稳进步。今天许多父母一心教子女凡事争第一，应该三思。
乾卦《文言》对人的崇高品格这样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乎人乎？”文人说大人为圣人，老百姓说他为大丈夫，意思都是至尊的、最为完美的典范。他的修养与天同高，与地同厚，与日月同明，与四时配合得当，与鬼神一样面对福祸，有求必应。所以，《文言》的作者感叹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确实，《周易》不论说卦或者说宇宙动力，第一，都说得条理分明、言词简易；第二，都以人为本，把人的一切描绘得具体、生动而贯通古今。这样博大的经典，数千年受到千百学者的精心研究和解说，其中多数人都同时开发佛理禅智，互相补充。所以，中华文化今天以儒、道、释（禅）的智慧精华为特点，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福气，应该珍惜，努力学习。
自觉自强
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没有比自我发现和了解自性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方能打开意识境界，迎接又多又快的信息和变化，自主生命。这便是禅。
禅有何作用呢？可以说，它是说之不尽的，没有夸张。它即如《周易》讲的一切，应用在生活之中，禅可以帮你认识生命意义并完成自我；帮你感知真情而享受幸福；帮你安心恬怡而心有所住；帮你表现内在美及捉摸残缺之美；帮你圆满自足，无惧无虑又悠闲自信；帮你谦逊又勇于服务人群；帮你宏观和静观宇宙人生，以及接受死亡犹如花开花落。
多数论禅者说：“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假如你听厌了这几句话，请不要苦恼或者认之为伪。其实，意思只是说，禅悟必须由每一个人自己争取和获得，没有别人可以教你或帮你。当你得到之时也是“冷暖自知”，因为禅是每个人的独特东西。
我认为，正因为禅是不能够用文字、语言、符号、图画说明的东西，我们要多立文字，多说，多分享经验和心得，多分享美和静。试问，静可以分享吗？答案是肯定的。你如果有机会与朋友或爱侣静坐山巅观看日出，不言不语，那种静比你一个人孤独地感觉到的，一定更静更美。与人共享的静的经验是最美的经验。
故事传知
禅的精神不止于安心明智，它也带你闯入机理之门，让你体会智慧的妙用，获得怡悦和滋养。下面几个故事是一顿美餐的“前菜”，帮你准备品尝美食的味觉。
（一）一曲禅
日本第一位到中国学禅的和尚名叫觉阿。他身带一支短笛，在中国浙江舟山附近的山中坐禅和吹笛，历经十年返回日本。天皇听说有高僧去中国学禅归来，差人请他为自己和大臣们讲道，以求开解。觉阿站在天皇面前，一言不发，只从衣褶里取出短笛，吹了一曲短调，恭敬地鞠躬离开皇宫后，消失无踪。
（二）放下
日本明治时代的东京，出了一位随意行止的禅师，法名坦山。他在帝国大学当教授，不受佛戒所限，吃喝如常，连死的时候亦预先写了六十张简信，嘱咐侍者于他死后送给好友。信说：“拙者即刻终命，特此通告。”
生前某天，他与小和尚下山办事，遇着大雨，路上满是泥泞。他俩在一处弯角遇到一位漂亮女郎，身穿丝质和服，对着一摊泥泞发愁，无法跨过。
“来吧，我送你一程”，坦山上前把姑娘抱着走过泥路的对面放下，然后继续上路。
小和尚闷声不响地跟着，直到天黑回寺。然后，他实在按捺不住，对坦山说：“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对于美丽出众的女人更不能亲近，你为何要抱人过路？”
“什么？那个女人吗？你怎么知她美丽出众？”坦山回答，“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在心里。”
（三）空门不肯出
古灵禅师有一天看见学生坐在窗前抱着经书苦读，窗纸上有一只黄蜂反复尝试破窗外出，不能成功。他禅机一动，说：
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
千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学生听了顿悟，明白老师叫他修道不靠死读书（钻故纸），应该从生活中体念宇宙人生之道。老师责备他不选择自由自主的方法去悟道（空门不肯出），只会走盲路。
人与万物
我们最后再问：人是什么？答案是：天地万物的众生之一。
这答案看似一般，没有多少智慧。其实它说明了佛教轮回、人在其中的谦虚及与其他众生地位平等。人的高贵是因为他有慈悲之心。
道理很简单。假如人在茫茫轮回的过程中，今生是人，前生是蚂蚁，来生是猪，不是公平吗？但是佛教假定，人有灵性和悲悯胸怀，可以积善，期望善业可以引致来生好报，做一个强健多智的尊者。那么，人就有“自我创造”的能力了。《周易》说的阴阳变通，也是这种权能的运作。
有一个唐朝皇帝问道的故事说，肃宗拜他的国师为师，乞问怎样可以超离三界生死。
国师叫人拿来三个盛水的盘子，拿了三只蚂蚁分别抛入其中。蚂蚁在水面转了几次便浮在水里不动，死活不明。
肃宗看了拜曰：“乞师慈悲。”
国师拿一条草抛入其中一盘水里，蚂蚁醒了，沿着草爬出盘外。皇帝豁然顿悟。
这故事给我们说明多重道理。首先是人的平等，国皇与禅师一样，彼此交换智知。第二是业性存在于人，是其他动物所无的。业性有阴阳两面，自由主宰生命是一面，无奈是另一面；慈悲积善是一面，凶残积祸是另一面。第三是人有尊贵，也有责任。
佛教经文用许多难懂的术语说道。百姓日用的禅可以用生动易明的事象教人悟道，因为人有本性和佛性，可以在茫茫无明的天地间创造意义和善举，安宁长久。
禅意深心
德国大学者文豪歌德深受中华文化感染，写宇宙人生，喻之若旅。他诗说：
诚心之旅，不为发现新象，志在开发视野；
精心之探索，不为创造新机，志在触摸心灵深处。
唐朝有位大和尚鉴真，诚心去日本传播禅法和中华文化，曾五次东渡，都被海贼或风火所阻挠，历时11年，导致双目失明。然而，失明胜不过他的诚心，他于66岁高龄第六次东渡成功，把中华文化的医学、艺术、建筑、诗词和禅宗带去日本。今天，有学者确认，日本人的性格和美德乃至他们的创造精神，都有赖中华文化的输入以及鉴真的至诚。
如今，日本京都的东大寺设有一尊毗卢遮那佛像，见证鉴真在日本第一次传戒的史迹。他在日本建立了律宗禅，最后死在日本。然而，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中国禅的关爱和美，尤其是不匀称的、朴素无华的美。这种美是自然的，又是完全的，像大自然的花草石块，湖光山色，日月光辉，季节循环。直至今天，日本人接受这种美意，所以可以秩序井然地应对天灾人祸，像原子弹、海啸及地震带来的突然灾难。
16世纪中叶，基督教耶稣会教士约翰·罗德里格斯（J.Rodriguez）给总会写信说：“日本人承接了中国禅，有很深的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口头上的心，一看即知是假的。第二是在亲人之间互相敞开的心，相敬有礼。第三是对什么人都不说的只属自己的心。所以在日本传播宗教，成功的机会极微。”
如果说，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住着的心，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不正是禅吗？
民间百姓相信，人有良心。这就是只属于自己的心，也是对一己负责的心。孔子说：“知天，知地，知我身。”日本人也崇尚儒家智慧，所以知道，一个人的心，在不为任何人看见的深处，还有一个幽深致远的本心。那就是禅宗说的佛心了。
历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信万能的神，信的是大地山河，巢居其中的万事万物，包括自己。
可惜，中国人一度抛开传统，招致无限困苦和空虚。如今，人们又恢复拜祭祖宗之灵了，并且信仰大自然中的山河日月，让一份心外之心抚慰必然寂寞的个人良心。
如今，我们去扬州旅游，可以去鉴真纪念馆礼拜他的塑像。这个纪念馆由中日人民合作建筑，见证真诚与禅爱的光辉。这位身受盲目之苦的伟人，坚持去日本弘道，死在异邦，最后还是获得同胞的尊敬。他不辞劳苦把禅心和中华文化带去日本，塑造了日本人的禅心，帮他们建设了美好的生活模式和家园，可谓不枉一行。
禅心不免除错误。20世纪的日本人反骨，用最凶残的手段打杀中国人，用他们的第一层心在东亚国家造成灾难。日本70年前接受战败以后，曾经一度动用深心忏悔。不幸，没有真正的慈悲为怀的神接受他们的忏悔，只有肤浅的美国，致使他们矛盾重重，亦不能启动最宝贵的内心或者良心。
今天，日本的大小城市都仍然可见肃静的禅院，那是第一层心的表现。不知要等到何时，鉴真和尚再世，可以叫日本人我心反照，排除矛盾心理，认识禅的自由深心，与亚洲人和全人类和平共相生息。
统合儒、道、释的中国禅
历史流变
禅的发展深切地与中华传统文化融洽，朝向中国化的方向转变。
由唐代开始，禅的中国化，继承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老庄人生理想，进一步活跃，变为适合中国人心理、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味的禅悦风气，基本脱离佛教的宗教生活，成为世俗生活中的人生哲学。
禅宗强调自我感悟，不拘文字意义，重视直觉体验，认定禅悟是个人化的东西。唐朝开国之初，科举出仕，人们读书的风气甚盛。等到“安史之乱”以后，武力凌驾于知识之上，更加上外族的侵略，造成灭国的危机，使士人深感建功立业了无意义，不如及时行乐或者追求精神寄托。于是，禅的人生，成为大家驰骛的生活目标。
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和柳宗元，都倾心一种通达自由、游戏人生的做人态度。他们礼佛，参禅，热衷世事和写诗，享受人生。继他们以后，宋代的苏轼和欧阳修都用诗文宣扬居士生活方式，在人生困境中向往超尘脱俗的恬静生活，以求摆脱政治斗争的纷扰。
中唐的王维和北宋的苏轼都是诗人和大思想家，酷爱自由。他们给我们留下的禅诗和史作，对于个人和社会、人与自然的思索，让我们今天读了有顿悟之感，拓大视野。
迂回转换
然而，禅的发展不是直线向前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及韩愈提倡的儒家复古思想，都曾使佛教大伤元气，使社会积极谋求儒释调和的途径。
引儒入佛的运动催生了“三教合一”的融通发展。提倡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首推宋代明教的契嵩禅师。他写了三卷《辅教篇》宣扬忠孝观念，提倡运用儒家的伦理准则作为禅修的法旨。他的倡议获得当时朝野与佛门的一致赞同。就连原来反对佛教的欧阳修和王安石，亦额手和同。
《辅教篇》出现以后，金、元时期又出现“孔门禅”。它表现禅僧引用儒学改造禅学的进一步发展，由万松行秀禅师及其弟子们所推行。他提倡待师以孝，爱人以德，尊帝以礼，把儒家思想纳入禅宗教义。
万松行秀的一个在家弟子李纯甫是金朝的进士，著有《鸣道集说》，主张读书人“卷波澜于圣学之域，撤藩篱于大方之家”。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用诗叙说孔门禅的学问。诗云：
谈尘风流二十年，空门名理孔门禅。
诸儒久已同坚白，博士真堪补太玄。
孙况小疵良未害，庄周阴助恐当然。
遗编自有名山在，第一诸孤莫浪传。
士人归禅
宋明时期的“禅学儒化”与“禅宗理学化”平行发展。当时社会上层的学人政要都喜欢“栖心禅寂”，渴求安心。富弼、杨忆、杨杰、张九成和李邴等皆在此行列。他们都是翰林学士、高官，醉心修禅。
最突出的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他是著名诗人，早年好作艳辞，后来被法秀禅师迎头棒喝，斥他“汝以绮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惧入泥犁耶！”即悚然悔谢，绝笔闲诗，归心禅佛。
韩愈的学生李翱是另一个自悟入禅的例子。他于公元789年中进士，最高官至尚书。他承师教，严斥“佛法害人，甚于杨墨”。但是，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认为排斥佛教一定需要懂得佛理，所以身体力行，“深入佛之理窟”，吸收禅心为用，达到有效排佛的目的。
有一次，他以自己的官位邀请药山惟俨禅师下山问道，被置于不理。他于是上山拜谒。禅师手执经卷不理他，李翱发火了，大声出言讥讽，说“见面不如闻名”。
禅师乃呼“太守”。李翱随声应诺。禅师便说：“何得贵耳贱目？”李翱才拱手致谢请教。禅师以手指天，复指净瓶说：“云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即时大悟，当场作偈表意：
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此后，李翱便再三向禅师问道，甚得药山的禅旨，再不排斥佛学。
理学的矛盾
宋明理学以人性论为核心，以人为本。周敦颐是它的创始人。他的《太极图说》糅合佛、道哲理而成，主旨在“明天理之本源，究万物之始终”。他的《通书》以儒家的“诚敬之心”为基本概念，把儒学对伦常的要求与道家的宇宙图式联结起来，搭起一道两面相通的桥梁，使天道伦理化，又把伦理天道化，从人心出发。在民间，不论城市或乡村，人们习惯运用《通书》为百科全书，查看天文地理、人间祸福以至耕田必须了解的四季循环规律。
理学大师还有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他们崇尚儒学，贬斥佛学。但是他们为求自己的精神解脱，同样用参禅求获安心，然后再把禅理融入理学，使其更有实用价值。拿朱熹为例，他每天静坐、禅定，更教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他又参照佛家去妄证真的方法，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做一个“圣人君子”。
朱熹认为，“理”是宇宙间存在的本体，即客观存在；而“心”只是“理”的体现。这就近似唯物观了。他又认为，“心”和“性”是分开的。性即是“理”，在心叫做性，在事叫做理。所以，一个人如果通透理义，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会明心。其实，他的说法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万物归一心
陆九渊不同意朱熹之说。他借用禅宗“即心即佛，不必他求”的智慧，把朱熹的“理”从心外拉回心内，建议人们平日修身“切己自反”，凡事要自得、自成、自道，不必借助外来的指点。
陆九渊又主张以“顿悟”的方式“发明本心”。他认为一个人有了心悟，就一通百通了，可以掌握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显然，他从朱熹唯物的一端，走向了唯心的另一端。
后来，王阳明把陆的心学更推深一步，主张“天下无心外之物”。这就是绝对唯心了，而且契合禅宗“菩提只向心觅”的见解。
在修身方法上，王阳明建议以“致良知”为目的，用“知行合一”的方法做人。致良知是求达用良心照现一切行为和人际关系，促成和谐安乐。知行合一把知和行平等看待，即行为最好由知识领导或限制。反过来说，知识应该生自经验和人对生命的主宰，不依靠来自书本或者佛经的规范。
至此，中国禅可说完成了全面中国化和世俗化了。它融合了儒家的伦理和仁义之心、老庄的安适自在之心、佛家的慈悲众生之心，指导人们自寻本心，明心见性，自由自在地迈向安宁满足的境地。
现代心理学视丰足的襟怀为个人生活朝气的根源。一个人如果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如健康、福乐、能力、情趣、依属和爱，与他人分享，便可以产生智慧，力助真我的成长，享受悠然安乐。
生命的意义需自觉
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年轻时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他观察监友们对付那悲惨和了无希望的监狱生活，各自表现出种种独特方式。他发觉，人们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必须找着生命意义，方能超越痛苦和焦虑（anguish），继续生存。他战后发明一种心理治疗法，名为“道疗法”（Logo Therapy，另译“意义疗法”），旨在帮助病人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实现自我，恢复健康。
弗兰克医生把他创造“道疗法”的过程呈现在他的畅销书《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他解释，“道”（logo）即生命意义，部分理念来自《周易》和老庄智慧，部分来自禅悟过程，他在集中营生活中得到验证。
他说，意义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依靠自己去发现。每个人的性情、天赋、生存境况和机缘不同，发现的意义也一定与他人的不同。它是个人自己独特而独有的，必须独自去完成。这同佛禅说的“自悟自度”的道理相似。
一个人一旦悟见生命意义，生活便有朝气了，可以面对一切困难甚至痛苦。朝气是必须日新的。《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强调，人们必须积极奋斗，用尽一己所能。《中庸》又说：“率性之谓道”，说明生命意义属于个人，由他自己去发现。如果由别人告诉他，就不成意义了。
弗兰克医生讲述了一个病例。有一位很著名的医学教授向他求治，该教授两年前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他伤心落寞，不能自拔，逐渐形成严重的沮丧病，对任何人和工作都提不起劲，十分孤独痛苦。
弗兰克医生听完他的悲剧和感受以后，决定要帮他转被动为主动，对他说：“教授，请告诉我，假如你先离世，而尊夫人今天活着，她会如何呢？”
教授立即回答：“那太可怕了，她会痛不欲生，不能自已。”
弗兰克接着说：“教授，请想想，尊夫人没有遭遇这样的痛苦，而使她免除这种痛苦的是你。如今，你可以借着比她长命，居她的丧，用来偿还免她痛苦的代价了。”
教授听完以后，紧握弗兰克的手，静静地离开诊所。在那一瞬间，他得悟了，从忧郁中醒觉过来，由承担悲剧困局去解脱自己，变为驾驭困局的主人，积极生活。
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演讲词里，他提出一句发人深省的“警句”。他是借他母亲的口说出的。
莫言说，他小时候村里闹饥荒，他跟着母亲到集体的麦田里捡麦穗，不幸被看管人发现了。看管人重重地把他母亲打倒地上，嘴边流血。那人抢了他们手上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多年以后，莫言和母亲在市集里遇见那人，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莫言冲上前去找他报仇，他母亲拉住了他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
就是说，时间和人都变了，过去的仇怨也可以因变而消。
莫言的母亲没有机会读书。但是，她从生活里传承了中华智慧，儒、道、禅兼有的处理人生意义的积极智慧。假如莫言没有母亲把他拉住并且教导他，他会行使武侠小说特有的冤冤相报的暴力行为，循环不止，而他的人格亦会陷于消极和积怨。禅智就是这样以真知自悟指导生活的。
在自我完成中入觉知见
科学家的心是最豁达的，做人也最积极，因为他们擅长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意义，日新又新。在科学史上，也许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发明最多，又最能贡献人类福祉。他共有1328个专利权，包括电灯、电车、电影、留声机和电动机等。他逝世后，美国总统前往吊唁，唁辞中说：“爱迪生之死……使全世界失去最大的施主。”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其智慧深入中国人心，使人们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爱迪生深悉其义，每每在他生活中转祸为福，变破坏为建设。他小时候在火车上当报童，有一次因为偷空做化学实验，不慎失火，被车长重重地掴了一记耳光，从此患了重听。后来，他成名了，有人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重听也有好处，可以免我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他表现的是不怨和幽默心态，变烦恼为积极心态。
1914年，爱迪生60岁的时候，他的实验室和工厂遭遇火灾，把他所有的物资都烧了。他的儿子惊慌地在火场一旁找到他。爱迪生说：“快去带你母亲来，她一生都将不会看到这样壮观的场面。”这就是胸襟广大的表现，见到已成事实的事，不论如何，都抓住积极的一面。这亦即禅悦的至高境界。
第二天，爱迪生巡视火场，看到他所创立的一切，包括未完成的实验，都已变为灰烬。他对儿子查尔斯说：“这场火灾实在意义重大。它把我犯过的错误，同我的梦想一起烧光了”。然后，他又重新积极工作。火灾后的第21天，他制造了世界第一台留声机，十分喜悦。
自我完成的喜悦是一种“入觉知见”的喜悦。一个人勤力修养自己的人格，由“悟觉知见”开始，起初悟见的是投身在修炼工作之中，辛勤地寻找道的意义或者真谛，不论功利。等到成功了，辛劳过去了，可以暂时休息、欣赏工作成果并与他人共享时，即进入一种安泰宁静的心绪，满足于生命的丰足，“进入知见”。
针对这种安宁满足的心境，中国禅曹洞宗的祖师洞山良价写有一个偈子，可以总结本章所说的中国禅的意蕴。偈云：
众生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
万别千差明底事，鹧鸪啼处百花新。
禅入民间影响世界
禅宗缘起
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重视顿悟，在达摩祖师携着佛陀“正宗”心法从印度来华之前，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存有相当成熟的理论和门派。像道安的“本无宗”，温法师的“心无宗”和支道林的“即色宗”等，大家都环绕着心与物的主仆关系，作过激烈的争辩。
名僧僧肇提出“物不迁论”，论述动与静、常与无常、迁与不迁的正负两维理论，倡导了“体用一如”的思想。他在《般若无知论》里论述体和用的关系，说明知与不知的问题，提出知识的真假争辩，影响一时。
然后，慧远的同学道生作《妙法莲华经疏》，主张“佛性本有”，确认“有佛是法”，所以佛性便是法性。他又说“法即是众”，所以众生都有佛性。经说：“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泥洹”，大众皆为妄想所蔽。众生怎样见性成佛呢？他说，不能通过一步一步地登上台阶，只能一次登升，即是“顿悟”。
达摩大约于公元520年从印度来华，经广州去金陵拜见梁武帝。梁武帝萧衍对佛法很有研究，他与达摩对话以后，认为后者没有什么高见，便不招呼。
据宋朝普济和尚写的《传灯录》载，之后达摩就去了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自我修行。至于他这么一个外国人怎样在中国行走，用什么语言沟通，少林寺为何要接待他等问题，都缺乏确实记载。
更神秘不清的是以后的事。话说后来接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去向他求教，竟然要在雪地中砍断一臂，方赢得注意。慧可向达摩问什么呢？
问：“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答：“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问：“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答：“将心来，与汝安。”
问：“觅心了不可得。”
答：“我与汝安心竟。”
历来传说，二祖就这样开悟了。但是，悟了什么呢？悟得人本来无心（肉体之物），所以没有烦恼之所？抑或“佛即我心”，只要我信奉他，不作多想多求，就万事妥善了？又或者，没有迹象的心，不觅本安，觅之不安？皆不见明确说明。
至于书载达摩教人“二入”和“四行”，亦实在朦胧。“二入”是从理入门和用行入门。四行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都留着神秘纱幕。
从二祖到五祖所传的禅，虽然各有独到之意，却离不了心及以心主宰生命的方法，其中经历了大约六七十年。如果我们细读印顺所著《中国禅宗史》，有百多页的记述，繁琐而不得要领，因为禅师和他们的子弟很多，散居在辽阔的中华大地，各持己见。所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盛唐到宋朝的几百年间，社会兴旺自由，百姓精神提升，创出许多关于人的生死以及对于时、空、有、无的不同见解，丰富中华文化。
世俗化革命
回到禅宗的发展，我认为五祖弘忍很了不起。一来因为他有两位杰出的弟子，即神秀和惠能。二来因为他看准了禅应该世俗化，深入民间。所以他毅然做出革命性的决定，把衣钵传给六祖惠能之时，劝他结束衣钵相传的传统。
惠能以后，伴随着朝代兴衰的社会变迁，禅走入了日常生活，再不是出世独修之术。惠能得传衣钵的故事是众人知晓的。他针对师兄神秀写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托人写下他对“空”的见解：“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多年以后，惠能有一天来到广州的法性寺，听见和尚们对门前随风飘扬的法幡互相争论。有人说是风在动，有人说是幡在动。惠能上前指出，两者都不是，是观者的心在动。
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建立了心的主动性和一切性的大事，是心见物、辨物和用物，使之动或不动，有或无，有用和有什么用。多年以后，兰溪道隆把“人心自动”的命题介绍到日本，在彼邦掀起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及世界观的改变，把原来迷信命运的贵族统治，变为“依靠自力，立志奋斗”的武士道统治。人们趋鹜“自成佛道”的禅宗思想，相信凭着勤力和创造力，凡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惠能提倡“明心见佛”和“见性成佛”。明心的方法是：“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是对一切境界不起念头。无相是像镜子一样，既承认事物有相，又不执着那相的某一真相。无住是不把心定住在某一认识之上，不顾其他，亦不接受其他。我们今天细嚼这些见解，可知惠能的思想十分开放和多元化，表现自由。他又提出“悟即是佛，迷就是众生”，判断一个人成佛与否要看其觉悟程度，而非诵了多少经，参了多久禅，更不是有没有披袈裟。他的思想革命一方面影响佛教界甚深，同时又把禅智投入百姓心内，不由寺院或和尚所独有。
值得指出，惠能在悟出这些智慧之时，还未剃度出家做和尚，只是一位平民。据载他于24岁得传衣钵，39岁做和尚，然后说了37年法，于76岁入灭。他的得法弟子有43人。通过这些人的说法，把中华禅发扬光大，影响中华民族及邻近国家的人民十分深远。公元760年，唐肃宗使人迎请他的衣钵入宫供养。
宗派多元化
今天，我们沾染的多方面禅理、禅意和禅修方法，接触到的五个宗派的典籍，全由六祖惠能的门徒所创，包括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和沩仰宗。
我无意也不能在一章书内概说这些宝贵的智慧遗产。有一则故事简易地说明“心”的权能，值得一切爱好学习和创造活动的青年欣赏。
话说马祖道一禅师有一位爱徒叫做怀海。有一天，他们两人到野外散步，看见一群野鸭飞过。马祖问：“那是什么？”怀海答：“野鸭。”马祖再问：“飞去哪？”怀海答：“飞走了。”马祖即狠狠地捏了学生一把，令他痛得大叫。他同时说：“明明仍在啊，哪里飞走了？”怀海立即醒觉而得悟了。
醒觉什么呢？悟出“一切在心”的真意，即不要让心随物转，要保住本心虚静。虚静心能赢万物，不受外界变迁而移。人的记忆就是以虚心为基础的。一个人虚心愈阔，记得的东西愈多。用惠能的教导说：“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坛经·付嘱品第十》）
惠能及门徒们主张，行禅“不离世间，不坐禅，不苦行，也不念经”，只要淡朴地过着自感有意义的生活，即可成佛。这一革命性的倡议，把禅推入世俗化的方便之门。它让僧人走入民间，与凡人和士大夫分享生活，免除宗教规戒，直接向百姓灌注禅的精神。
从公元900年到1100年之间，禅僧与士大夫广泛结交同游，互通信息。他们酬酢唱和，鼓琴作画，过着高雅淡泊又风流倜傥的文艺生活，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我们今天到苏州旅游，至城西枫桥附近的寒山寺怀古，可以吟着寒山的《闺怨》，欣赏一位出家人对爱情细腻入微的观察：
妾在邯郸居，歌声亦抑扬。
赖我安居处，此曲归来长。
既醉莫言归，留连日未央。
儿家寝宿处，绣被满银床。
我们再去杭州的灵隐寺，可以追想诗僧皎然在此剃度出家。他一生好学，佛理以外更熟读历史经书，把他感受到的人生情趣呈现在诗里：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来每日斜。
——《寻陆鸿渐不遇》
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
声余月树动，响尽霜天空。
永夜一禅子，泠然心境中。
——《闻钟》
禅的生活哲理
吕澂说，禅宗中国化以后，更演化为中国百姓的生活模式和人生哲学（《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禅宗》）。它让人们通过现实生活得到禅悟，即时产生一种明心自在的愉悦，仿佛在一刹那之间，超越时空因果的种种纠缠，感到本我长久。
宋朝的参政李邴掌管国家大权，但是并不快乐。他去参拜大慧禅师，大受教诲，得悟人生必须懂得三条做人的原则，以求本心的清净恬淡。三条原则是：
（一）事无逆顺，随缘即应，不留胸中。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冲击我们，我们要本着自信、负责和旷达的态度处理，自然自在，不留歉意或者焦虑。
（二）宿习浓厚，不加排遣，自尔轻微。接受自我，对于早已形成的习惯，不必着急去改变或掩饰，应该任其自然，保持本心清净。更不要驰骛时尚，即能清净为怀，做一个有特色人格的我。
（三）本心清净恬淡，自由安宁。自主生命，忠诚待人。认清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本心的清净恬淡，不是财富或者名利，更非权势和执着。这样即可以安宁、快乐、长寿。
这些做人处事的大原则，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民间百姓的心灵，造成中国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定力。国人不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遇着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能够表现出积极的适应能力。千百年来，无数去外国谋生的华侨，就是凭这种做人态度取胜的。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人经历“十年浩劫”后，昂然迈入改革开放的大道，也表现出这种文化定力。
自由心的验证
禅的自由安宁足以解脱人的任何烦恼和焦虑。王维生活在唐朝那兴盛又危机四伏的时代，当过微官，爱好诗词，三番四次出世入世，仍然不免心灵欠安。他从小跟母亲学佛，又于壮年深染老庄那无往而不适意的超拔精神，晚年终于抱禅退居清净的辋川庄园，与惠能的弟子神会深交，受托写下至今被公认为最能传达惠能思想的《六祖惠能禅师碑铭》。他在身居官场的后期寻求自我解脱，写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名句。
禅的空和寂是积极的，表现在对宇宙人生的无限幻想及对物与时空的超越。王维的《汉江临眺》，用短短十个字，就写透了物我通明的心意：“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和诗人苏轼，认同老子、孔子和佛禅的智慧，度过坎坷流离又光辉夺目的人生。他四次任职朝廷，二次被贬。他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政改而被贬，与之结仇，又用恕心和他修好。他的弟弟苏辙记忆说他广交禅僧，密切往来者有约百人。他又去寺庙参禅，留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的事迹。
苏轼一生力求从儒、道、释的融合智慧中认识世界，后半生因为不堪世事压迫而寻求清净解脱，对人生抱着一种超然洒脱的态度，自由自在。他的《前赤壁赋》所表现的，是一种打通了人与宇宙所不应有的界限，超越时空限制，找着无限自在快乐，而归于安宁悠然的达观境况。他说：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苏轼论述空、无、虚、静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其意境深旷。一方面说，静可以解脱一切动所招来的烦恼和劳役，是积极的动（解脱）。另一方面说，空可以容纳万境，更是十分积极的包容之动。禅的意境是“分”与“合”同体的，看似消极，实是有意义的动。
我们再读田园诗人陶潜写悠哉安乐生活的《归去来兮辞》的一段，每一句开头都用一个动词表现和平虚静之心，能不感叹中国诗词的魅力？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西方文化欠缺安心
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标榜自由，多数指公民自由。然而，没有禅悟的文化，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吗？值得我们深切考究。
在西方，由犹太人开始，最早关于自由的写照是《旧约圣经》的首章《创世纪》。它叙述全能的天父，在伊甸园里嘱咐人类始祖亚当，不要采吃树上的果子，亚当却违反了他的嘱咐，采吃了，被判犯了“人的堕落”的原罪。这样，西方文化把自由的行使与人性的堕落连在一起。
根据鲁弗斯·费尔斯（Rufus Fears）的《自由的历史》（A History of Freedom），三种自由之一的个人自由（另两种是国家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一种复杂的价值。最基本的是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唯独不能伤害他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定义，既不提人的本性，也不说人的情感。其实，亚当采吃禁果不是什么选择，只是自然的好奇尝试。但是，以“唯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为立国根基的美国及西欧国家，信的是“至上权威”，就是：上帝说了算，信者得救、违者受罚的个人与权威的对立关系。
历来，西方智者在寻索人生意义的历程中，把时间和存在分为此岸与彼岸、有限与无限、本体与想象、情感与理性的两极对峙的意识（consciousness）。这样，人们要么信仰位于彼岸的神明，或者绝对的本体；要么呼唤自然原性，醉心于感性的生命；要么跌溺于这一系列对立意识的矛盾深渊，痛苦到发疯。这些矛盾和不安被表现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震撼人心，多数是悲剧。
莎翁作品揭示人心的困顿
莎士比亚用他的诗作和叙述技能，为西方现代文化掀起革命。他揭开人们经验中的平凡又出奇的情绪，为每一个人说话，并照亮人的经验意义。
莎翁写善与恶、爱与恨、旷达与贪心、情与欲、孝与忠、公与私、生与死、苟存与不朽、矛盾与平顺、烦恼与安心等对峙的心绪，揭开人生过程中灵魂与肉体及睿智与愚蠢的不停斗争。他承接了文艺复兴的广博知识和多元化思维方法，叙写人间悲剧，展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的状况。
在他的悲剧中，欲望的无限膨胀，使人陷入空虚和了无意义的人生，一如《麦克白》（Macbeth）。另外，由于无止境地追逐金钱、色欲和权欲，奥赛罗大将毁了爱的世界，而李尔王疯癫了。总结这些，莎士比亚感慨地说：
在追求时疯狂，
占有时也疯狂，
不管已有现有未有，
全不放松。
——《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在描画西方人心之时，预言未来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社会，拥有世界最多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病学家和各种层次的心理辅导员，仍然不足以应付人民心理疾病的治疗需要。
歌德顶礼东方文化
就在西方人力求取得自由、平等、博爱的前现代时刻，德国诗人、思想家和科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用诗和戏剧反映欧洲人的不安和矛盾。他出身贵族世家，在魏玛时期主掌过多方面的要职。与此同时，他用最大的热诚，探索人生所经验到的各执一端的对峙心理。他结合这种探索和科学思维，从科学出发，说明“色”（colour）是纯光与他物互动产生的效果；从心理出发，“色”（desire）却是精神与物（包括肉体）的合体。
本着他的广博知识和经验，歌德用了60年的时光，完成他的杰作《浮士德》（Faust）。主角是一个酷爱追求知识，同时又相信经验才能示现出生命意义的人。他夜以继日地考究《圣经》首句的真实意义。“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the word）一句，是否意指“太初有道”呢？言只是一个中性的字，不含道德价值。假如word字的含义是道，则天地初开之际，宇宙已经存在某种超人的权威，颁布道德标准，规定人们遵守，限制人的自由。
歌德曾经说过：“没有哲学可以解释宇宙人生，因为人有独立自尊，不可被低贬为任何由更高权威所指派的意念。”就是说，他相信人有基本自由，不在更高权威的管限之下。
正是因为自由是独立而没有倚靠的，所以自由人无论做什么，或者怎样处理自己的情感和选择，都自然经验到怀疑和焦虑，难有安宁。歌德借浮士德的内心挣扎和呼喊，吟下这样的诗句：
在我的心中啊，
盘踞着两种精神，
互促分离，
一个沉溺于强烈的爱欲，
以固执的官感紧贴尘凡，
一个则强要脱离尘世，
飞向崇高的灵境。
歌德被称为“魏玛的孔子”，因为他曾经十分努力学习中国的儒、道哲学，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和诗歌。这些活动详细载于他多年的日记里，他和好朋友莱布尼茨（Leibniz）同样提倡“一个世界”，叫不同的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分享人类的智慧，用不可分割的“人的智慧”建造“大世界”。歌德可以用中文写诗。他又把《赵氏孤儿》改编成悲剧在德国上演，名为《哀兰伯诺》，宣扬儒家的仁义精神。
莱布尼茨是德国第一位研究儒学并尊敬孔子的学者，他于1697年发表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说：“照我们现在的认识为本，面对我们当前这个道德败坏无限膨胀的时候，必须请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传教，向我们介绍自然宗教的主旨和实践方法，不应送我们的传教士去他们那儿说教。”莱布尼茨与牛顿被公认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早年受耶稣教会传教士影响学习儒家经典，成长后借用中国的“先天八卦”，给人类创立了影响至今的数学二进制。1701年，他在巴黎发表“二元算术”的时候，附载了从《易经》得来的六十四卦作为说明。
歌德研究中华文化，从《诗经》到《孝经》，一概赞赏。他在《教育论》提倡学校向各级学生讲解孝的观念。诗云：
孝是一切之本，
人之为人即有敬。
以敬为始，
父母政府及天父在上；
以敬为中，
善待一切苦难和伤害；
以敬为下，
联结同侪朋友向人生奋斗。
可惜到了19世纪初，德国精神转了弯。科技工业和帝国主义逐步膨胀，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同时，人类也失去内心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只剩下孤独的自己，造成日愈升级的个人主义，也产生了尼采所主张的“超人说”，最后出现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的行为，使欧洲文明真正堕落，也改变了西方文化，使之趋向私利和暴力，以至疯狂；他们的心灵再没有安宁和住所。
不过，人仍是人。近代历史显示，战争和私利的抢夺，把人生弄得被动和肤浅，重新跌入莎士比亚的悲剧以及歌德的浮士德式的不安，锐意要找着自我，发现自己的灵魂，回复“全人”的经验和尊贵。
这样，从20世纪中期开始，自然、灵性、和谐的中国禅又变成西方思想界所趋之若鹜的意境和智慧。人们再次相信，人心（而非万物）方是主宰宇宙人间一切的原动力量。只有禅悦和安宁可以挽救当前人类及地球的危机。
爱的心悟日行
佛禅说爱，从怎样处理一己之心，到如何慈悲为怀，到爱亲及众，皆有十分妥帖的阐释，很受西方心理学各家各派的器重，并发扬光大，我们了解以后，可以爱得深切。
从此，从当下出发
不论你是第一次接触禅，或在长久以来，拿起禅书又轻轻放下。又或者你用了不少时间和努力去认识禅，至今不得要领。你都可以从此出发。
“此在”是禅语，后来被西方存在主义大师借用。它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看着本书的心境、时间和地点。既然这样，我相信你会继续看下去的，保证你可以感到自由自在，一步一步地认识禅和实践禅，丰足你的人生。
我自己便是这样开始的，在数十年朦胧地寻索禅意禅境之后，决定拿起笔杆，系统地对自己说禅，把经验的见闻和感受联结起来。好像走在树林之中，看见繁花是禅，穿过树梢的阳光是禅，一只栖息在树叶上的甲虫是禅，一条快要腐烂归土的树干是禅，一声鸟鸣是禅，微风拂过的凉意是禅，一不小心跌倒地下双手触着沁凉黑土的感觉是禅。于是，我开始明白了，禅是从生命活动中感到的，不一定要靠文字认识。
这一感悟带我回到我多年感到懊恼的禅说，即灵山会上迦叶破颜微笑的故事。这故事有简单和复杂的多个版本，都说是禅的诞生方式，中国禅的宗旨及来源，以及禅宗开山祖师的原始。然而，不少人认定，这故事是“杜撰”的，即禅僧们为了争建法统，“做出”来的。不过，我们今天看故事，贵在它是否精彩有意味。它有实与无实，并不重要。
故事说：当年佛祖灵山说法，手拈一朵花示众，不言不语。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言，亦不知怎样反应，场面一片静默。这时，迦叶尊者破颜微笑，表示心领神会。于是佛祖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根据《五灯会元》所载，这个正法眼藏，便是后来的禅宗宗旨，其精神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它在拈花微笑的“示”与“答”中，“无言”诞生了，多么神秘和浪漫。
也许由于这样的开端，也许因为禅实在高深广阔，所以，禅宗多代传宗发展，同样充满神秘色彩，叫读禅者或者感到玄虚，或者因为“看不懂”而懊丧，掷卷长叹！
“意会”、“领会”、“默契”或“神通”这些心理过程，都是难以描述却又真实如如的，视乎主人有无偏见、执见或者恐惧。假如你持着开放的心态，试读泰戈尔（Tagore）的一首短诗，即会明白领会微笑的无限心意以及它的传意魅力。诗云：
你望着我微笑，
一言不发，
你是否知道，
这一刻的光景，
我已等待了很久。
我们可以想象，诗人等到的是那含着爱的微笑，它的示意十分清晰，教诗人看了获得无限安慰和感激，尽在一个不求回答的问话中：“你是否知道？”这种无言的默示和收受，是多数人都经历过的，一点也不玄虚。所以，我们拿起禅书，不要当下没看懂，便放下不看，最好稍一定神，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寻找相关的例子，给一些陌生的名词注入实例。
不染着，生空性
“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说法只是禅的一端，不是禅的全部。我们大步跨过由一祖到五祖的传说，看看那充满神秘又十分具体的六祖得传衣钵的故事，不是由惠能的名偈揭开序幕的吗？他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对照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是用文字写的。他把身和心都一起弃掉，说明“空”的真谛。
后来，惠能说法，被集为《六祖坛经》，用的也是文字。惠能的禅旨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怎样明心呢？他提出的方法叫做“无念法门”。他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其实，他可以说简单一点，解释他不是弃掉身和心，而是劝人把念、相和住都忘掉，即不要把许多念头和形态蓄在心中，以免生起执着。无念是“于诸境上心不染”。有说“心明如镜”，即是说，镜照着百般事物，过了便不留痕迹，就是不住了。不住即明。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执着一见，便可通明了。现在各级学校提倡通识教育，旨在帮学生不执管见，不在于灌输多方面的信息。
禅在每一个言行举止
由此看，禅宗并不反对应用文字，只是指出两点。一是文字深奥不易明白，时常给人误解，所以最好少用。二是以文阐意，也有表达真切的困难，故而必须对文字有掌握，不能错用，最好是擅长。
禅语禅文都贵在简洁自由，既有明确的意义，亦留有空间，让听者自由解释和接受。所以，二人对话，有人一说即明，且韵味无穷，有人不明生厌，觉得枯燥无聊，毫不达意。这种禅境界的有与无，历来造就了很多误解，引发不少人对禅望而兴叹，或者望而生畏。这不是因为禅“高深莫测”，而是因为读者先入为主，无意中把它放在“玄虚”的台阶上。
这样，所谓擅用文字，指的不是文字技巧或修辞，而是对文字所载的意义而言的。有这样一则公案。一天，慧海禅师的一位学生向他问道：
生：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师：用功。
生：如何用功？
师：饥来吃饭，困来即睡。
生：凡人都如是，与师有何不同？
师：不同。
生：如何不同？
师：他吃饭时百种须索，不肯吃饭；他睡觉时千般计较，不肯睡觉。所以不同。
我想起一句英谚：“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怎样做。”（It matters not what you do, but how you do it.）
惠能说：“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自缚即是放弃自由，因为心存执着。一个人坚持做事只有一个方法和目的，就是心有所住，也就无法自由自在，更不用说可以自由创造了。假如这人反过来埋怨没有自由，或者生活工作都有太多束缚，那么，根本的解决方法是自己努力放下执着，投入广阔的自由天地。
中国禅宗悟道，不同于印度佛教，不需用禁欲、苦行、坐禅、念佛求取解脱。我们认为“本自无缚，不用求解”，所以只要以随缘任运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渗透禅意禅理，即可自由自在，安宁长久。假如有人觉得困苦，需要解脱，方法也不在念佛静坐，而在于在现实生活中积极地做好本分，以善心对待他人。
上面提到的慧海禅师说：“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五灯会元·卷三》）事实上，从中唐到宋朝的数百年间，禅宗盛极，禅僧与士大夫来往频密，一起吃喝唱诗绘画，打成一片，给中华文艺留下最美丽的文化遗产。大家深信，一个人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禅悟，即可享受禅悦。他会在刹那的顿悟中超越一切时空和因果，透见无我的永恒。
禅悦安顿人心
在这样的宗教与世俗文化的交融发展过程中，禅风不但贯穿士大夫及其家人的生活运作，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哲学）和思维方式。
传统的儒家士人以立德和立功为人生理想，并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得失，有进有退。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现实中，理想的口号是敌不过矛盾和迫切困难的。禅宗的“不离世间觉”可以解决这些矛盾。本着禅的心态，人们通达自由，于积极进取时游戏人生，纾缓心理压力，调适一时的困境和心理凌乱。
禅的精要旨意在于劝人用真诚和虚心去生活，免除成见和名利的蒙蔽，甚至抛弃求善的意图，自由自在地待人接物，成就正觉，实现自己。《金刚经》的法则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个人的心“生”了，一切知识都自然而来。
下面，我们用现代心理学对心智、情感和行为的见解，说明禅智的现代应用和效果。
现代心理学有关爱的见解
回顾人类历史发展，二战对人的冲击甚大。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创伤，死者已矣，生者承受爱与恨的长期心理折磨，使人无法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各学科的学者都同时警觉，好战者的凶残挑战“人本善”或者“人有恻隐之心”的信念，必须重新研究人性以及家庭教育对行为的塑造。
战争给研究者提供了现实素材，令他们走出实验室的假设，投入人的状况（human condition）多层面的表现，用多学科方法做出分析和研究。
在众多学者和理论之中，国际心理学兼精神病学专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影响最为广大深远。他的数十本书，半数是上世纪的畅销书，像《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禅与精神分析》（Zen and Psychoanalysis）、《人的本性》（The Nature of Man）、《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对生命的爱》（For the Love of Life）等等。
最重要的发现是爱不是一种情绪（emotion），而是一种技能（skill）。它是潜在或发展表现的东西，需要教和学。爱是人际间互相创造的能量（interpersonal creative capacity），一个人幼年所得的爱和教育，很大程度决定他一生所表现的自信心和做人态度。
关于后者，心理学界取得共识，确认人的心态大致分为两种，互不相同。其一是创造型心态（creative mentality），另一是操纵型心态（manipulative mentality）。第一种真诚而虚心，第二种执着和不安。
创造型心态与禅智的共通处
创造型心态出于真诚、谦虚和自信。它由自我发现和自我肯定（即接受自己的一切）为基础，不贪婪，不虚伪，不装饰，不追随时尚，不违背自己的性向和潜能，扎实做自己，朝气蓬勃，创造自我和完成自我。
弗洛姆指出，“人的精神生活有两端，一为求有，一为求生”（To Have or to Be）。每一个人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孤立感的原始不安，受到心理威胁。”家人的爱护和关怀，友侪的同情，都有助克服不安，战胜威胁，使人在安心中趋向成熟，依靠现实生活中的学习或工作，获得成功和幸福。
现代人普遍不安，有很多原因。主要的是过分重视“有”，如有学问、有型有款、有钱有势等。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更重视有权。这种倾向来自不重视“是”的价值，即不宝贵和发挥自己的天赋，包括良心。
人的原始“不安”，等同佛禅说的“烦恼”。禅说：“一念证悟，烦恼即菩提。”证悟就是发现自我本性，相信自己有价值。菩提就是解脱和快乐。禅智与老庄智慧相通。老子说：“天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老子把人的一切都放在宇宙的大局中考虑，求取长久安恒。人的不安有许多形式或内容。不安是怕，怕“没有”和“不长久”。前者可以是贫穷或尊严，后者可以是短命或损失。
怎样解脱不安呢？佛禅劝我们学习“放下”。不一定要放下名利和财富，那只是物。而是要放下执着和幻觉，因为两者都是迷妄，足以驱使我们去攀缘、诈骗、违背良心，而陷入无止境的谋取和操纵，最终造成更多更大的不安。
一个人要能放下，先要感到自己丰足和满足，信心充足。弗洛姆在《禅与精神分析》里说：“爱不是凭空而生的，先有自爱及父母的爱，然后有能力爱他人。”另一位国际盛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他的《魅力的用途》（The Uses of Enchantment）里说：“父母最能感动子女的是无条件的爱，其次就是给他们讲述传统故事。”那些充满爱的活动的故事最能潜移默化，帮助幼儿孕育爱的能量。
心理学家艾瑞克·伯恩（E.Berne）分析人格的形成，倡议人格由三个资料库形成，包括“父母”、“成人”和“儿童”，其中父母的部分指深入脑内的早年经验，包括父母的言行、同情和关爱。如果这些经验资料空白，或者多数是严厉及批评恐吓的，个体会长期经历焦虑不安，本性受到障蔽，不能培养爱和尊贵的素质。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有这样的建议，他说：“爱是满足人性需要最合理、最具创造性的方法。它带给我们自在、丰足和神采缤纷的生活经验……爱的本意是给予而非接受，是一种能力而非教条。爱的要素在关怀、负责、尊重和知识。”
创造型心态不但在人际交往中开拓了解，增进和谐，而且为自己开拓自由和幻想，以无限的时空及可能，开创新的知识和工作成就。弗洛姆在《占有还是存在》里继续说：“求有者致力于物质财富的取得，权势私利的满足，却沉迷于争斗和操纵的罪恶。求生者则心存博爱，慈悲而尊重人性。他生活丰足而愉悦，而且深深地爱惜自然。”这种人不被成见和欲望所障蔽，自由抉择、判断，主宰自己的生命。
佛禅以“空”来表示这一状况。空即是不被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所蒙蔽，用净心开发良知和爱。“六尘”由人的感觉器官和意识把握，包括眼、耳、鼻、舌、身、意，称为“六根”。一个人保持六根远离成见、妄念和欲望，即可以赤子之心，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明照真实。这样就可以保持情绪与情感稳定，思考与行为中节，心灵安逸。
自由和爱导向成功
《六祖坛经》说：“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又说：“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再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就是说，相信你自己，做你自己感到有意义的事，即自然快乐。
中国心理学家邵瑞珍翻译江绍伦的“Psychology for Teaching and Caring”，名为《教与育的心理学》。她提到人的两种不同行为，一是追求成功的行为，另一是避免失败的行为。习惯实行前者的人选择自己的任务，满怀信心，努力工作，不论结果是成是败，都自己负责，不怨天或自怨。
在另一方面，习惯实行后者的人不同，他接受他人派生的任务，每当缺乏信心之时，即寻求避免失败的妙计，例如诈病不出席考试，或者在考试失败以后埋怨自己近日身体欠佳，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人或者意外。心理学家马丁·科温顿（Martin V.Covington）长期研究这两种行为的行使者，发现“成功寻找者”（Success-seeker）有创造型人格，而“失败避免者”（Failure-avoider）则趋向执着和缺乏自信和自尊。
怎样培养儿童成为成功寻找者呢？发展心理学建议父母对幼儿提供四个条件：
（一）接受儿童的真我。
（二）实行明确而可行的规则。
（三）允许儿童在广泛范围里自由探索。
（四）期待并赞赏成功，建立自信和增强自尊表现。
每个人的自尊有两个泉源：一是自由自在，相信自己有价值；二是他人的呵护和爱惜，并以平等态度看待个体的真我。在人的尊贵的大前提下，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终身奉行不渝的价值体系，由肯定个人的本真，追求心灵的自由安顿结合而成。这个价值是绝对的，可以超越物质和财富。创造型人格的最终作用，就是达成自尊价值。
以禅智改善操纵型心态
操纵他人服务自己，是人类的原始心机和伎俩。婴儿甫出世便自然知道哭声可以召唤母亲服务自己，哭声愈大愈切，服务来得愈快愈贴身。稍待时日，婴儿发现另一个伎俩，笑。他（她）咧嘴一笑，母亲即时反应，给予各种呵护。
原始的操纵是生存之道，也是与人和谐相生之道，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动机。如果动机纯真，像婴儿饿了要吃奶，等待不及，便发出哭喊叫母亲喂奶，那是生存需要满足的索取。甚至当婴儿感到无聊、恐慌或寂寞，需要呵护而喊叫，亦属原始要求。但是，如果婴儿需要成人不停的照应，就近于贪婪了。不过，怎样界定动机的性质，实在不易。
在成人世界（其实由个体有意识地处理自己开始），纯真的动机是原始动机经过醒觉（aware）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责任，调节而成的，逐渐形成谦和的品格，对于自己的行为必定经过反思，同时照顾自己和他人的需要、情感，方有举动。
为什么有人会习惯地操纵他人呢？操纵行为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怎样察知操纵行为并有效对付？我们又怎样教育子女养成真诚谦虚的心态，待人平等和谐（不操纵），以求一种长胜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易简单说明，但又必须说清。下面，我把心理学知识引入禅智来解说，希望引起读者注意和应用，然后进行自我教育，发挥智慧，用正等正觉实现真我。
心理学给操纵行为定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个体尝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人的行为，服务自己的利益。
在这定义中，“服务自己的利益”是大有文章的。它包括金钱和物质利益、服务（service）利益，以至错综复杂的心理利益。而心理利益又可能是十分恶毒的利益，往往表现在无理取闹、处心积虑、凶残打杀的行为中。
写到这里，香港近日（2013年3月17日）发生一件青年儿子弑杀父母再把他们碎尸的惨剧。杀人者在网上告别平日结伴打游戏的好友，声明杀父母经过半年筹划，原因是“童年时的经历……我不想他们留下。”至于为何要碎尸，则没有说明。
杀人者“利益”何在，扑朔迷离。不过，它是恶毒的心理利益，则可以肯定。可见操纵行为的极端处心积虑和凶残本质，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同样凶残的事，接连发生，而主事的青年都拥有相当充足的“聪明”和“电脑应用知识”。
我们再从头说起。操纵行为的式样和动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它的效应和结果也同样复杂。最普遍可见的是广告，最贴身的是家庭生活中的子女对父母的操纵伎俩。
广告的目的是诱人购买指定的商品，用“移情”手段，即把你的真情感移向广告商指定的地方，叫你相信那是自己的真情，所以执着购买行为，不论前因（钱怎样来）和后果（买了的东西是否有用）。
近年来香港的电视广告，约一半是在推销化妆品。最常用的一句收场话是：“你值得拥有。”此话是由英文的“you are worth it”译成中文，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生命）价值与此物价值等同。”照此看，略有自尊的人都会问：“是吗？”埋怨说话鲁莽，过分把物与人等同看待，等同评价。中文的翻译颇有语病，意思不清。不过，广告的作用就是要迷惑心智，叫人在视听含糊中觉得“有趣”，投入移情的圈套。
理智较高的人会问：“难道我的价值止于一樽香水或洗发液？”不过，话说回来，在今天社会，不少人欠缺自信，真实地感到“人要衣装，面要化妆”，每月花两三成收入去装饰自己，很有价值。
为什么有人欠缺自信和自我价值呢？原因很多。有人跟进上述的弑杀双亲并碎尸的案子，发觉近日杀亲的数位青年（20至40岁），都是“隐蔽青年”，俗称“宅男”。这些人读完中学以后，即隐蔽在家中生活，不升学，不做工，整天沉迷“打游戏”活动。他们多数不与他人交往，只乐于连线结交网上朋友，注入真的情感。结果，他们自卑，缺乏人生价值，不顺意时自暴自弃，严重时用伤害他人作为发泄怨气的手段。有学者估计，今天香港约有3.5万“宅男”。其实，照每学年结束以后的统计数字估计，约有近2万名应届中学结业生加入隐蔽青年行列，如果从10年前开始计算，总数大得惊人。
在日常生活中，子女很容易操纵父母，拒做家务。例如，母亲叫女儿帮忙洗碗，后者回答：“妈，我明天考试”，即可挡回请求或命令。心理学家解释，这是利用母亲的爱以及望女成龙成凤的愿望，可以说是百无一失的操纵方法。但是，假如母亲从小就让女儿操纵他人，不负责任，长大以后，很可能成为一个自欺欺人的人，结局不堪设想。
当然，如果母亲知道反操纵的方法，可以谆谆诱导，加以教育。她可以说：“唔，温习功课十分重要，我稍后会陪你一起做。来，我们一起把这些碗洗净，只需数分钟时间。你乖，帮妈妈。”
这样做有两重意义。其一是对女儿暗示，母亲知道她在尝试运用操纵伎俩，不让她得逞。其二是行使“身教”，帮女儿从实践中认识责任和它所附带的自豪——踏实做好任何事情的自豪。
什么是实践呢？为何要实践呢？禅宗有说：“吃饭、担水、劈柴即禅。”我们今天可以说：“洗碗、吸尘、扫雪即禅。”就是说，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并关怀他人，就是禅。责任的内容依随生活需要而定，责任的担当则是高尚人格的标志。
实践成功的必需运作，同时又是体验本真及自豪的心理基础，现代心理学研究幼童的心态，发现“自豪”是内在的感觉，不能由他人所给的任何宝物或者称赞而生。它一定是个体自己做了一件成功并感到欣慰的事，然后觉得高兴甚至高贵。自豪的东西一定是自己创造的，不是他人的赠予。一个小孩也许会因为拥有一个富有的爸爸而感到骄傲，却不能感到自豪。他的父亲虽然属他所有，却不是他所创造出来的。
回顾上面提到的例子，母亲苦心帮女儿实现她的小小责任（洗碗），可从小养成她负责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让她感到完成责任所生的自豪，产生自信，享受自性醒觉的创造性生活。
一个自我主宰和自我实现的人，必然肯定自己和接受自己。他不卑不亢，确认人人平等，人都尊贵，连环境中的一草一木及一切生物，都值得珍惜。这就是禅智中的“平等性智”。
我有和我是
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确认，人类的主要伦理都凸显人的两种不同的良心（conscience），即道德意识。其一是建立在“我有”之上的“屈从良心”，其二是建基于“我是”的“人本良心”。
屈从良心根据利害断定善恶，是他动的。在这种心态中，服从权威即是善良妥当，触犯权威即要招致惩罚、遗弃和不安。持有这种心态的人缺乏安全感，在惧怕的威胁下，个体把社会、父母以及负责管教的权威对象内化，使之成为自己意识和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一切活动都志在取悦权势，争取奖励，逃避责难及夸耀自己。这种人不敢视正义为是，不敢非剥削为非，凡事不敢说，也不敢不说，唯唯诺诺。“文革”时代的许多青年持着这种心态做人，十分可怜。
“人本良心”则源于个人本真的“回应力”。它出自自我的判断和心声，从实践体验所得的清醒冷静，由是肯定我是的自豪，及关心他人的能力，即爱人的和“布施”的能力。它是丰足自如的本体。这种爱不是占有或喜欢，而是关怀和负责。更重要的，它含有关怀和了解他人的含义，避免“爱之反为害之”的结局。例如，父母爱惜子女，但并非一定因望子成龙而不接受子女的“不如人”。而且身体力行，不止于用说话关怀或指挥，而是以尊重个性的关心去帮助子女主宰生命，鼓励自由发展。
禅智吸收传统文化的智知，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之中。孔子解释人本良心，提出“三达德”的涵养，教父母悉心教育子女。他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同时具有智仁勇的强人，不论身处怎样的时代，都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不惑者不受妄念和烦恼的摆布，故能发挥创造力。不忧者有稳当的丰足感，能够布施及爱人。不惧者能说是与不是，肯定自我本真，能够挺身而出并为自己的大小成就感到自豪。这种人心灵安顿，人格成熟而高尚，最能与人和谐共相生息。
认识自性，培育自我
“万法唯识”是禅的核心信念，说明心理作用直接影响生活品质。
心理作用有多个层面。心理分析学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彼此密切影响和运作。心理学家罗伯兹（T.B.Roberts）这样解说：“人格是三个我互相作用的成果。本我说我要，超我说可耻，自我说让我先弄清楚。健康的人格由自我管理心理表现，协调本我和超我。”
“本我”是动能的主要来源，倾向即时获得满足，由快感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所支配。本我与生俱来，是盲目的，只知满足需要，不知节制。假如顺其发展，对己对人都有害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健全的自我，用来协调并观照本我。心理分析学者由弗洛伊德（Freud）到阿德勒（Adler）到荣格（Jung），都提出不同的对本我的阐释，相当繁冗，暂时不提。弗洛姆（Fromm）把本我的动能解释为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以及创造与退化的力量，全受人本需要（human needs）的支配，包括爱、认同、关联等。由于本我的本质是“我要，现在就要！”它在生活中不经常得到满足。这样，它便因为压抑而转入潜意识（subconsciousness）中，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再行出现，支配行为。这些方式很多，像失误、遗忘、幻想、自闭、发脾气甚至暴力。
“自我”由本我分化而来，在幼儿中非常脆弱，必须通过健康和有教导的成长，才逐渐健全。它遵行真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跟随现实和父母、师长的行为特点而形成，包括父母坚持的训导。
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自我是了解并接受现实生活的“聪明人”。自我是本我和超我的协调力量，纾解两者的冲突，驾驭两者的平衡运作，把矛盾的东西“弄清楚”，把压抑生成的心理压力缓和下来。弗洛伊德称这为自觉（awareness），禅宗称它为“悟”，俗人称之为“处事能力”。近期的人本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建议父母，要培养子女有一个健全的自我，必须从小教他们实现本真（true self），不要取巧，不要操纵，不要装饰，不要诈骗，不要盲跟时尚，要做诚信和虚心的自己。在日常行动上，注重以清醒独立的心活在当下，把过去心、现在心和未来心统整起来，务实做人，更不让任何压抑钻入潜意识里生出古怪的心态或行为，凡事真诚与他人沟通和互相协调，互补互成。
“超我”是一个信徒，一种外在权威内化的结果。它大部分属于潜意识，却以十分执着的动力支配人格。有人因为自卑、嫉妒而生出超我的内容，有人用宗教信仰或者意识形态的理念做超我的内容。它发出“应该或不应该”、“可耻或崇高”、“正确或不正确”的号令，往往借助“为大家好”或“为党内团结”等美名，强制一己或他人的言行。
超我的本质是霸道的。它源自父母的管教和社会的限制，内化以后生成一己的执着。但是过强的超我容易造成焦虑、幻想或烦恼，使心灵丧失自由，不获解脱，有害心理健康，更不利人际间的和谐共处。禅智有佛性非善非不善的认识，劝人解脱超我的执着，用空和幽默来化解好坏的成见。
有一个禅宗公案说明怎样解脱。有一次，仰山和尚度过一个暑期回寺看望他的老师沩山，进行下列对话：
老师：“一个暑期不见，你做了些什么？”
仰山：“我耕了一块地，播下种子。”
老师：“这样看，你未曾虚度。”
“老师你暑期中做了什么？”仰山反问。
老师：“白天吃饭，夜里睡觉。”
仰山：“那么老师也未曾虚度呢。”说完发觉自己的话有点讥讽的味道，因此咋舌转过脸不敢面对老师。
老师看到他的窘态，就说：“孩子你为何要看得那么严重呢？”
仰山听完即悟，明白“不思善，不思恶”的道理，以后再不在意得失之争，心境自然平和安乐。
《六祖坛经》载：
“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
我常想，六祖惠能不识字，用了68个字便把西方现代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的许多精要理论、解释说得清楚明晰，可谓造化。佛家所谓“万法唯识”，今天千万父母望子成龙要求子女用智慧做人，不也尽在这68个字的意蕴之中？
积极发挥自性
心理学有“人性体验”（human nature realization）的概念，指人能超越是非情结，本着清净之心生活，烦恼即自然得到解脱。
怎样达成人性体验呢？通过恬淡、温柔、同情与恻隐、关爱与喜悦、自我认同。
恬淡与贪婪相反。它主动和自由，不受欲望所驱使。贪婪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情感，不论是为了生理需要的满足，或者心理需求的达成，贪婪者总要急求有成，并且把自己变成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一切东西都变为可贪或者占有的“物”，包括人在内。恬淡则不同，它不基于自我中心，无需增强自我，不放纵行为，不操纵他人。它以开放谦和之心回应一切。
温柔是恬淡的表现，无求他人他物，只享受自由和对人的关爱。它不是语言所能表达，除非用诗和合拍的对话。母亲对孩子的温柔可以免除焦虑和自卑，建立自信和负责行动。
同情与恻隐是对他人的状况和心态的感同身受，放下自己的意见和利益，投入“我如同你”的感受和了解，给予安慰和支持，无条件地成为另一个人的平等伙伴，心灵相通。
关爱与喜悦是对人与万物都以一种喜悦的心投入其中，超越自我。它是积极好奇的表现，不因为利益或占有，只为了进入一种新鲜的禅悦境地。这种投入是独立和自发的，听从个人的良知和心声，实现佛的“六度万行”，成就真正的自由。
自我认同是接受和肯定自己，亦尊贵自己。它不计算或重视自己有什么，而认识并自豪自己是什么。一个人能建立“我是”（I am），就能活泼地、好奇地、主动地生活，喜悦自在。如果一个人被自己的需求所迷住，做种种需求的奴仆，时常为有和无而烦恼。如果超越了迷惘，就是如来，即人性光明。禅说，一个人要“证道成佛”，即获得大自在的智慧，不要崇拜偶像（今天的权势或时尚物质），而要脚踏实地，体验人性。有了大自在的智慧，一个人就能对外成就慈悲布施的宏愿，对内获得清净自在，进入圆满快乐的境地。
禅与爱的精神
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说：“爱是满足人性需求的最合理又最具创意的方法……爱的本意是给予而非接受。”他又在《佛教与心理分析》（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里指出：“人们正在经历着西方感性文化的危机。它就是不安、倦怠和时代病，即是焦虑、躁郁和绝望……禅能为生存问题寻求答案，寻求做一个觉悟者。这答案与现代最大的成就不相冲突，因为它不违背理性、真实和独立。”
“父母”是最普通最伟大的爱，因为是所有人的经历。正因如此，父母所代表的爱的本质最为重要，因为它成就或者损害“子女”的一生。
子女依靠父母成人，即变为成熟的人。所以父母的爱也是一切爱的泉源。心理学确定，爱是出于泉源的，一个没有得到爱的成人不能爱人。这里说的成人是adult的意思，包括成熟的和不成熟的人，有成就和缺乏成就的大人（grown man）。
既然父母是爱的泉源，我们就需要明白父母的爱是什么。它是记录在脑子的一些早期经验，不一定是父母说出的经验，也不是父母提供的物质享受，而是子女心中感觉到的经验。
这种记录可能是训诫、规矩、期望、责备、批评、称赞、奖赏、恐吓和吵骂等，多数是用语言、气势和体罚单向施行的。它们在孩子的心中储存各式样的不和谐、困惑、不安、恐慌、焦虑、不快乐和怨恨。它们造成刻板的认识、成见和执着，深铸在潜意识内。
中国民间有说“贫家出孝子”，主要是贫穷父母对子女的爱的表示不用语言，多用“关系”。例如一起工作中尽量担当沉重及困难的任务，一起吃饭时让出美味又营养高的食物给子女，一起休憩时给子女一个舒适的地方等等。这样，孩子心中所储存的许多感受，即时内化，成为同甘共苦的温馨记忆。
上面两个说明都不是绝对的，也不能尽举例证。读者可以把两个极端放入自己生活细节中据实反思，得出自己做父母所实行的爱，究竟是以物为重还是以情为重；以占有和操纵为重，抑或以解放及鼓励自由个性发展为重，这样即可以悟见自己应该爱什么和怎样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尤其是美国，冒出一个新的名词、活动，名为“亲子活动”，作为一种父母与子女关系及沟通的模式，即时传遍寰宇，流行至今。最可笑而愚弄人的，是随之而生的“素质时光”（quality time）。这是预约时光，有每两天一次的，有每星期一次的，时数任定。理念是在此时光，本来忙碌不堪的各方放下事务，专心彼此沟通与分享。但是，试问，父母子女共处一家，不是每天24小时一起的事吗？竟要预约和规定时间互相沟通！然而，在今天的迷惘时代，竟有千万父母用设有“亲子活动”来安慰自己，以掩饰不负责任。况且，情和爱都是自然流露的，不可像商品一样，在约定的时空之间互相交换。
爱是人们在生活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完美情感，具有沟通力量，成为人类互补互助、互相爱护、慈悲关照的根源。爱人双方在成熟的情感中合成一体，而每人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和利益。这样的爱是给予而非占有，是和衷共享而非对立，是人类心灵的最高表现。人们在给予中丰足生命，在分享中富饶存在，使人生喜悦满足。
给予和贡献是人类的天性。当这种天性受到私欲压抑，即会造成心灵空虚和贫乏，引发自我防卫，甚至剥削行为，人格受损，生活暗淡无光。弗洛姆说：“心灵贫乏的人不能享受给予的喜悦和自豪。”孔子说：“富润屋，德润身”，说明能够实践孝悌忠信的人，就是心灵丰足的人。佛家明列布施为六波罗蜜（通往醒觉之路）的首要行为，其理一也。
四无量心的博爱
西方的博爱是上帝之爱，他把儿子牺牲了又使他复活拯救世人，其理论与实行都矛盾重重，使人不易接受。中华文化的博爱受到佛教的影响，以慈悲和布施之心爱人，不论子女或他人，都各得喜悦安乐自度，十分具体现实。
《大智度论》讲博爱，解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施为及功能，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分别说明，慈给予人幸福，悲助人消除苦难，喜促成大家欢乐，放下已有而布施人间。这四无量心的运作合起来就是博爱。
佛教解释宇宙人生是相当科学化的，与现代心理学甚为相似。在佛理中，人的诞生，都是从母亲子宫的稳定情境中被抛出（现代的剖腹产子更为突然），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婴儿即时面对分离与陌生，必须运用理性对付。另一是婴儿离开朦胧的温馨情境，即时面对孤立、多变和不安。这两种意识驱使婴儿寻求安全与控制，求取爱护与和谐关系。爱就是这样演化出来的，包括自爱与爱人。
爱是双向的，施与受都在平等互惠的意图中生出喜悦和享受。哲人莎士比亚却有独见。他说：“给予是崇高，接受是神圣”（to give is noble, to receive divine）。这句话又可译为：“赐给是庄严的，接受却是超越”。哲人意多，无论我们怎样翻译，莎翁都说明赐与受的双方并不平等，其中收受者的志气较高。这道理竟与常情相违？不是。试看在我们生活圈中，有些父母每给子女一些东西，即要说明这是伟大的爱或者牺牲，要求子女知恩求报。又或者有父母毕生囤积，平日薄待家人，等到自己临终之时觉得财富再无意义，郑重其事分给子女。不料，有子女拒绝接受，闹成悲哀。莎翁之意，即要人们了解，施与受必须基于平等与尊敬，方成圆满的爱。
弗洛姆参透禅智，分析爱的本质和施行，分别为实践、负责、尊重和知识四方面，简述如下。
（一）实践。爱必须是实践的，可以附以意表。爱是关怀，但是必须是行动。我在上面提及母亲邀女儿合作洗碗，是一种关怀，实行了就是实践，不能实践，就是“无能的爱”。又比如说，有人喜欢盆景好看和意境幽深，花钱买了一盆回家共处。但是，他不灌浇，更不学习培植方法，加以实行。结果不出数月，盆栽枯萎，呈露疲态，他即随手扔弃到垃圾堆里，心里还要埋怨这东西不争气。人的生长发展必须通过种种实践达成，父母之爱就是关怀和实践。
（二）负责。负责是一个人对于受爱者的回应，是实现生命的契机。父母回应子女的现时和长远的需要，就是提供爱的教育。《中庸》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合起来就是负责和弘毅。
一个人若能够民胞物与，随时进行回应和奉献，就是高明博厚，就是博爱。比如一位老师，时常专心观察学生的需要，给予辅导，又定期考核学生的学习状况，给予鼓励和指点，尊敬学生的努力，就是爱学生。
负责是承担和付出艰辛，积极关心受爱者的行为结果和感受，热心地进行适当的回应。这是对己负责，亦对人负责，精进而不退避，随时提供服务。佛经称之为“利乐有情”。弗洛姆说：“能爱人者必也能自爱。”博爱者积极利乐他人，也必然能够利乐自己，获得应有的回报。
（三）尊重。真爱必须是完整的。实践、关怀、负责和回应都不够，还需配合对受爱者的尊重，以他的利益为轴，以他的抱负为广度，给予方便、支持和分享。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父母照顾子女入微备至，但是因为望子成龙殷切，而且对龙设定执见，例如肯定要儿子当一名医生，不理他的兴趣和志向，结果可能演成失败的不幸，或者成功了，却受到儿子的终生埋怨和不快乐。
观世音菩萨行大慈大悲的爱，照应人类的广阔天赋和志向。他在楞严法会上向佛陀报告说：“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他详细列出三十二种启发有情众生的不同方法，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成全他们。观音的三十二应，代表他的三十二种不同的现身，分别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所以，观音是男人又是女人，是老者又是青年人等等。
佛教肯定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遭遇和接受方法不同，所以让观音用包罗万有的方法行善布施，回应不同的需要，实践慈悲、最大的爱。禅智以人为本，引入佛法，丰富中华文化的爱念爱行，补足了儒家的严苛和道家的开放，使中国人认识大爱精神。
（四）知识。有效的爱一定以知识为基础，把知识和回应联结在一起。爱人不但要了解被爱者，同样重要的，是了解作为爱者的自己。父母必须用功了解子女，同时了解儿童心理学。他们又必须了解成人心理学，并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例如怎样放下执着和操纵，怎样开创沟通的渠道与方法，从而尊重子女的人格和抱负，了解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以及他们的兴趣和才能，他们的变化发展中的需求，才能做出最适当的布施和爱。《大般若经》称这为“善巧方便布施”，有这样的教导：“常于有情，作大饶益……观诸法，若顺若违，皆能助引一切智智。”
行使智慧可以衍生更丰富精彩的智慧。爱是自我实现的开始。它的终点是人生的圆满自在。我们爱人，必须分享相同的起点和终点。
父母爱惜子女，不应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求负责并丰富自己的人生。这爱的对象是子女，应爱他们的真实和可能，他们的志愿和自我完成，他们现况中的成功和挫折，他们的智知和情感，他们的独立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