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母爱如花；有人说，母爱如海；有人说，母爱明明如日月，昭昭如灿霞。无论如什么，似什么罢，母爱就是母亲在，而她，对你就是直白的、霸道的、蛮不讲理的爱了！而你，就总是细细微微地、零零碎碎地欺负她，直到有一天，回过头看岁月，禁不住泪如雨下……
油饼翻身
周海亮
每次回家，母亲都会为他烙几张油饼。烙油饼需要不停地翻动——翻一个身，轻轻拍打，再翻一个身，再轻轻拍打，油饼就松了，散了，软了，又不失劲道。油饼们不大，白里透黄，一层层紧挨着，沾了翠绿的葱花。不光油饼，还得配一碗荠菜汤。乡野的荠菜，干净，鲜美，最适做汤。水开了，鸡蛋搅得膨松，倒进去，勺子慢慢地转，慢慢地转，又拉细成丝，盛进碗里，蛋花且金且银，荠菜绿得如翠，再点一滴圆润如琥珀的香油，闻之即醉。
油饼配荠菜汤，小时候的最爱。现在他长大了，城市里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回家的次数变得极少。偶尔回家，必是事业遭遇不顺，回到家，垂头丧气，看什么都不顺眼，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可是不管如何，母亲一定要给他烙几张油饼，烧一碗荠菜汤。油饼仍然是儿时的滋味，香，散，软，韧，仿佛那香可以渗透全身，舒筋活血，再喝口热汤，通体舒坦，心情便好了很多。
那次回家，母亲却病倒了。多年积劳成疾，母亲的病，绝非来自一朝一夕。见他回来，母亲吃力地爬起，说，给你烙几张油饼吧？他说，不用了。母亲说，知道你爱吃。他说，那也不用了，您躺下休息。他陪母亲坐了一会儿，出门，找他儿时的伙伴聊天诉苦——他不想将他工作的难处告诉母亲，更不想让他的坏心情影响到母亲——村子里，他只信任他那位儿时的伙伴。
傍晚回来，却见母亲已经烙好了油饼，旁边，一大碗飘着香气的荠菜鸡蛋汤。看母亲，满头是汗，气喘吁吁，一手撑着椅背，一手扶住腰，却笑着，花白的头发沾在脸颊。他有些心痛，说，妈，不是说等我回来做饭吗？母亲笑笑，说，知道你只有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才回家。你工作不顺，妈一定得给你烙油饼啊。
为什么一定要烙油饼？
油饼翻身啊！母亲说，吃了翻身的油饼，你就会翻个身，回城，工作就会好起来了。
呵，油饼翻身。以前他听母亲这样说，以为不过是烙油饼的方法，充其量，不过是烙油饼的技巧。他真的不知道，原来，自他进城以后，每次回家，母亲给他烙的油饼里，还有着这样美好的寓意。
——所以，即使母亲拖着病体，也要为他烙“翻身”的油饼。这不是迷信，这就是——母爱吧？
可是，您怎么知道我工作不顺心？
如果你工作得顺心，又怎么有时间回来看妈呢？母亲笑着说，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他坐下来，吃母亲为他烙的油饼，喝母亲为他烧的荠菜汤。饼香软，汤鲜美，他知道，很多时，母亲想他，却并不希望他回来。他回来，必是不顺心的。母亲希望他在城市里的事业一帆风顺。
常回家，这样简单的道理，他懂，却做不到；常回家，这么简单的事情，他可以，却同样做不到。只因为，很多时候，他如太多轻狂的年轻人一样，有自以为是的事业。
油饼翻身。现在他确信，待他老了，也会为他的儿子烙油饼，也会将“翻身”的美好寓意，烙进每一张油饼里。
母亲的鞋架
澜涛
夜已经深了，下了整整一天的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楼外的玻璃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母亲从我的记忆深处蹑手蹑脚地走出她的小屋，走到房门口的鞋架前，弯下腰来……
随着职务的提升，我不仅工作忙碌了起来，应酬也多了起来，回家再无规律。妻子渐渐习惯了我的忙碌，每每回家太晚，抱怨几句便不再理睬我。一次深夜回家，看到母亲在她的屋门口，显然是在等我。我带点责怪地说母亲：“娘，你不用惦记我。你这么大年纪了，该多休息。”母亲结巴着说道：“娘知道，娘担心你……”那以后，再没有看到母亲等在屋门口。
母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因为父亲早亡，我结婚后，母亲便跟随着我和妻子同住。家中的空间有限，我和妻子住稍大一些的房间，母亲一个人住在小一点的房间。母亲似乎把家中的两个房间分得很清楚，在我的记忆中，她从不曾到过我和妻子住的房间，每每有什么事情，总是在房门外唤我的名字。
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恪守着她自己设定的规矩。她一如既往地牵挂着我呵护着我，却最大限度地给了我飞翔的自由。
又一天，已经夜里11点多了我才回家。我轻手轻脚地开门关门、脱鞋进房间……第二天吃早饭时，母亲突然对我说道：“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那么晚？都11点半了，这样不好……”我一下愣怔住了，不知道母亲怎么会知道得如此准确，我一边往母亲的碗里夹菜，一边敷衍着母亲：“娘，我知道了。”
此后，我每每回来晚了，第二天母亲总会十分准确地说出我回家的时间，但不再多说什么。我知道，母亲是在提醒我回家太晚，提醒我要注意休息，提醒我不能对家过于疏淡。母亲总是用她的默默关注提醒着我，我心头的疑问也越来越大：我每次晚归，母亲是怎么知道的呢？
答案是在一个深夜知道的。
那晚，我又是临近12点才回到家中，轻手轻脚地关好房门，把鞋放到鞋架上，换上拖鞋。因为酒喝得太多，我没有回自己的房间睡觉，蹑手蹑脚地去了阳台，想吹吹风，清醒一下。吹了一会儿风，当我想回房间睡觉，刚到门口，看到月光的映照下，母亲正俯身在鞋架前，查看着鞋架上的一双双鞋，她拿起一双放到鼻子前闻一闻，然后放回去，再拿起另一双……直到闻到我的鞋后，才会放好鞋、直起身，转回她的房间。原来，母亲每天都在等待我的回来，而每次，为了不影响我和妻子，她总是凭借鞋架上有没有我的鞋来判断我是否回到家中。而她判断我的鞋子的方法竟然是依靠鼻子闻。
我已经习惯以事业以忙碌为借口疏淡了对母亲的关心，但母亲却像从前一样时刻牵挂着我。我在母亲的心里是永远没有长大的孩子，母亲对于我却已经不再是时刻的依赖。一万个儿子的心能不能抵得上一位母亲的心呢？
我的泪水悄然滑出眼眶。
第二天，我将自己的一些旧鞋摆上鞋架。暗想，母亲再也分不清了，就不用每天晚上牵挂我了。
这天，在一个客户的纠缠下，吃过晚饭后，我被拉到一家洗浴中心。洗澡、按摩、修脚……被动地接受着一套眼花缭乱的服务，让我惊讶的是，临出洗浴中心换鞋的时候，发现连鞋都被擦拭、打油，并喷洒了香水。
那天，我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倒在床上就酣睡过去。第二天早饭时，母亲叹着气对我说道：“你昨天晚上回来都一点半了，你去了什么不该去的地方了？儿啊，做人要端正啊……”我愣怔了一下，明白了，母亲一定是又一次去查看鞋架上的鞋了，她一定注意到了我那洒过香水、不再有脚臭味的鞋子的反常了。
我无言以对。
无论我的鞋子搀杂在多少鞋子中间，无论我的鞋子被粉饰了多少，母亲永远是可以判断出来哪一双是我的鞋子。那以后，我努力拒绝着一些应酬。遇到推却不掉，而又是晚上的应酬，我也总是尽量早些回家。因为，我知道，家中有母亲在牵挂着我。
母亲是63岁时病逝的。但母亲去世后，我依然保持着早回家的习惯。因为，我总感觉，那清辉的月光是母亲留下的目光，每夜都在凝视着我。
我的母亲在她43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双眼失明，此后便一直生活在无光的世界里。
又是深夜，下了整整一天的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楼外的玻璃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母亲从我的记忆深处蹑手蹑脚地走出她的小屋，走到鞋架前，弯下腰来……我知道，母亲是在查看鞋子，是在看我回家没有。
母爱如花
阿亮
夏日里纵是上午，阳光也如火般炽热，于是，大街上便有了流动的伞。伞盛开成花，再簇拥成团，将夏日的街道，变得姹紫嫣红。
她擎一把伞急急地走。收了伞挤公交车，下了车再把伞打开，伞为她在夏日，制造出一小片阴凉。在一条最繁华最拥挤的街道上，伞们彼此相碰，又不时碰上路边的广告牌。
所以女人没有察觉，她的伞破了一个洞。
洞也许早就有了，也许只是刚才。椭圆形，不大，刚刚能够透过硬币大小的一点儿阳光。女人在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个洞，撇撇嘴，想，该买一把新伞了。
然后，工作，直到中午。
午饭后她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叮嘱母亲不要忘记按时吃药。近来母亲的健忘症变得严重，她总是忘记按时吃药，吃完了，又会忘记到底有没有吃过。挂断电话以前，她顺便告诉母亲，出门时带的那把伞，破了个小洞。
破了个洞？
是。很小一个洞。这样正好可以再买一把新伞。
哦。母亲说，可是你傍晚回家的时候，太阳会晒到你的。
她笑了。小时候越是夏天，她越是喜欢在外面疯跑。太阳把身体烤得汗津津的，将皮肤晒得黑里透红——她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现在呢？现在她成为女人，一切都变得不同。只不过硬币大小的一个洞，有什么大不了呢？她认为母亲有些太过夸张。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变得唠叨，就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
可是下午，母亲却来到她的办公室。
母亲是挤公交车来的，说要去老年人舞蹈协会领一个什么证，顺便来看看她。说话时母亲脸上流着汗，皱纹里亮晶晶一片。她给母亲搬了椅子，又跑到饮水机前为母亲打水。母亲接过水杯，问她，那把伞呢？
她问，您找那把伞干什么？
母亲说，给你补一补。免得下班回家时……
您是说补伞？她惊愕。
前几天看电视，说紫外线能致癌呢……我带着针和线来，还有老花镜，还有顶针……
可是补伞……
没关系我不会打扰你们的。母亲笑笑说，你们忙你们的，我在走廊里补就行……光线还好一些……空气也好。
然后，母亲真的在走廊里为她补那把伞。连吃药都会忘记的母亲，却没有忘记炽热的阳光，没有忘记紫外线，没有忘记一个硬币大小的洞，没有忘记她的针、她的线、她的顶针、她的老花镜……她挤了公交车来，只为给女儿补一把伞，只为不让那硬币大小的一点儿阳光晒到女儿……她把布块剪成一朵花的样子，又在周围添上绿色清凉的叶子。那个下午，老花镜的后面，始终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
所有的同事都被感动。他们小心翼翼地走路，生怕惊扰了补伞的母亲。现在伞花上盛开着另一朵花，那朵花张扬、骄傲，不让伞下的人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那朵花属于母亲的女儿，更属于母亲自己。
谁说母爱只能是千层底布鞋，只能是一碗鸡汤，只能是简单的问候或者关切的眼神？有时候，母爱也会变成花朵，鲜艳绚丽，阳光下烂漫地开放。
等那一抹绿
流念珠
每天傍晚四五点我到楼下，都会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电梯旁的一个小格子间里待着。看他的年龄，和我女儿年纪相仿，估计是在上小学二三年级。在格子间里，他有时做作业，有时发呆，有时蹲在地上逗蚂蚁玩儿。看见的次数多了，我就问他为什么每天这个点都在这个格子间。小男孩似乎不太爱说话，一次也没回答过我。
对这男孩，我有太多的好奇。比如，他是在等妈妈吗？如果是，他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他为什么在这里等，而不是在自家门口？如果真是等妈妈，他妈妈为什么不拿一把钥匙给他，而非要让他等她？
我太想解开这些好奇。那一天我下楼后，和小男孩打了招呼，然后就站在他身边。小男孩还是不说话，但一直看着我。过了几分钟，我从他眼神里读出了他对我的好奇。我就说：“你是不是想知道阿姨为什么也站在这里？”
他点点头。
我说：“因为我在等我的女儿放学。”
男孩破天荒开口了：“我在等我妈妈下班。”
果然是在等妈妈。于是我所有的疑惑都转变成一个问题：他妈妈为什么不拿一把钥匙给他，让他放学后自己开门回家？
这个问题，我没有直接问男孩。我觉得他也不会轻易说。于是，我继续保留这个好奇，每天下楼和小男孩打照面、打招呼。男孩依然不多话。不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
有一天我到楼下，又碰到男孩。他似乎心情很好，看到我时居然喊了句“阿姨好”。我看到，他手里在把玩着什么东西。看到我来，他立刻把手里的东西放进书包。
我始终没见过男孩的妈妈，直到三天之后。那天晚上七点多，我到物业管理处缴纳水电费，看到小男孩居然也在那里。他的手被一个瘦得不成样子的中年女人紧紧牵着。她们的旁边，停着一辆破旧但被擦拭得很干净的绿色自行车。
我站在一旁听了几分钟，了解了小男孩妈妈站在这里的原因。她在下班路上把手机和家里唯一一把钥匙弄丢了，只得向物业求助。我立刻把手机递过去，她感激地冲我笑了笑。之后，她打了一个电话，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还填写了一个长长的单子。十几分钟过后，瘦小女人终于领到了备用钥匙。
她和小男孩都高兴坏了。她要抱男孩上自行车，因为物管处离我们那栋楼有一段距离。男孩却不上，一溜烟跑了，留我们在后面慢慢走。边走边聊中，我得知男孩妈妈在附近一个电子零件厂上班，拿计件工资，工作时间还算自由，可以随时下班。聊了一会儿，我终于有机会问男孩妈妈：“你怎么不拿一把钥匙给他，让他放学后自己进门呢？”
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这孩子，不知怎的，别的事儿心都细，就是管不好钥匙。我给过他三把钥匙，但他没几天就弄丢了。这不，今天我丢了最后一把钥匙，幸好物业那里还有备用的，否则不知怎么是好。”
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三天前，我看到男孩手里玩着的分明是一把钥匙。这楼里每户大门都是开发商统一安装，所以钥匙大同小异，我认得出那把钥匙就是大门钥匙。我决定当面问问男孩。
第二天傍晚我下楼，刚从梯门一出，男孩就迎了上来。我想问的还没说出口，他就拉起我的手，给我手里塞东西。那是三把钥匙，一模一样的三把钥匙。
小男孩低下头，一口气说完了以下这段话：“我妈妈太辛苦了。她给我钥匙，做好饭，让我回家吃完饭等她。可每次我都等睡着了她还没回到家。于是，我就一次一次把钥匙‘弄丢’。只有钥匙丢了，妈妈才会想起我没门进，想着下班回家。”
说完这些，他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然后问我：“阿姨，你帮我保管这三把钥匙，然后别告诉我妈妈，行吗？”
手里握着那三把钥匙，我眼眶湿润了。我用力点了点头。我瞬间明白他为什么每天要在一楼大门等妈妈——站在一楼门口，他远远就能看见妈妈骑着那辆绿色自行车朝家赶来！
为了等妈妈，等那一抹绿，男孩已经“丢”了三把钥匙。他可能还会丢第四把、第五把钥匙。以前我一直觉得孩子撒谎不好，但这一次，我决定不帮同为母亲的那个瘦小女人，而与她的儿子一起，一直骗着她。
因为，他等那一抹绿的每时每刻都是甜蜜，都是温情。
流泪的散沫花
平林漠漠
那是一个寻常的秋日，阳光静静地洒在利比亚的边境小镇德希巴。
哈桑老人踉踉跄跄地走出低矮的房门，颤巍巍地走到大门口，青筋暴起的手，缓缓地抚摸着那两枚炮弹壳做的花盆，微眯着眼睛，看着里面栽种的三株散沫花。似乎那美丽的花瓣，正散着美妙的香味。
那炮弹壳是儿子德萨四年前从山谷里捡回来的，散沫花也是他亲手栽下的。那年，他刚刚十五岁，长得黑瘦，还有些木讷。但是，哈桑记得德萨说过，散沫花又叫指甲花，花和果实都是上好的染料，他还说等花开了，先给母亲的指甲染漂亮了。
哈桑开心地笑了，她知道儿子会做得很棒，尽管儿子的音容笑貌，在她最清晰的记忆中，永远地停留在了他三岁时，她的双眼什么都看不见了，她在黑暗中已摸索了十二年，因为白内障。
她没想到，德萨把散沫花栽下没多久，便在一个雨夜，被一伙拿枪的人连哄带吓地带走了，从此再没回来。在她心中，德萨还是一个需要她照顾的孩子呢。
散沫花开出了淡淡的小花。德萨托人捎信回来，说他加入了一支为和平而战的队伍，说他现在能吃饱饭了，还胖了一点儿，叫她不用牵挂他，只管在家里安心地等他回来。
儿子信里说的很多话，哈桑不明白，因为那些话像广播里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她清楚，儿子的智商明显地低于同龄的孩子，他学说话晚，10岁才去学校，但只念了两个月的书，因受不了小朋友的嘲笑，加上家里又没钱，他就辍学回家了。那信是别人代写的，有些句子，她得慢慢咀嚼，才能似懂非懂。所以，她恳请邻居替她将那封信念了一遍又一遍，才宝贝似的将它塞到床底下。
德萨走后，哈桑经常失眠。聪明、健康的孩子出去当兵，家长都要牵挂，何况儿子还是那个样子。只是，她不能把担心说出来，她还要骄傲地告诉邻里乡亲，她的儿子自立了。
那天，哈桑对着散沫花又说起了心里话。自从德萨离开家以后，她就习惯了和散沫花说话，似乎它们懂得她的心思，能够看得到她的喜怒哀乐，尽管它们始终默默无语。而她，更懂得它们的心思，她与它们可以无话不说。
其实，家里还有一个叫阿莎的女儿。只是阿莎先天痴呆，比德萨还大两岁，却一直需要她照顾。德萨在家时，哈桑可以轻松一些，他一离开，阿莎频频惹祸，先是被热水烫伤了大腿，无钱医治，变成了一个瘸子。接着，她又玩火，把家里的草房点着了，差一点儿把母女二人活活烧死。
最令哈桑难过的，是在她午睡时，阿莎淘气地将三株开得正盛的散沫花全从炮弹壳里薅出来，将它们摊在阳光里曝晒。
待哈桑发现，她赶紧将它们重新栽回去，她还新填了些沙土，浇了水，心里默默地祈祷上苍，让它们重新活过来。
那天，哈桑第一次狠狠地打了女儿两巴掌。打完了，她便抱着女儿一起不停地流泪。
还好，在她精心呵护下，那一株已发蔫的散沫花，又恢复了生机。
哈桑忐忑不安的是，德萨的信断了快两年了。儿子最后一封信里，说他奉命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如果有机会路过家门，他一定回家看看母亲，看看自己栽的散沫花长多高了，开的花多不多。他还说，他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染指甲。
哈桑相信儿子的话，更相信自己涂了散沫花的十指，一定会很漂亮。独自的时候，她就幸福地想象着那个甜蜜的时刻——德萨怎样细心地给她涂指甲，自己又怎么用那漂亮的十指，温柔地抚摸着德萨和阿莎那泛黄、鬈曲的头发，再把他们一一地搂在怀里，听着他们年轻的心跳，嗅他们身上各种好闻的味道，汗味、草味、沙土味……
十年前，她差一点儿随丈夫一同在那场车祸中离开人世。她本来已被放进棺木里了，可固执的德萨哭叫着不让下葬，或许是他太想留住母亲了，不相信她会撇下他和姐姐。而奇迹，真的就发生了，就像那晒蔫的散沫花，昏睡了一整天后，她竟又活了过来。
有人感叹哈桑的命真大，她却轻描淡写道：“我是母亲，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单是为了孩子，我就得努力地活长一点儿……”
尽管医生早就宣布她患了严重的心脏病，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生活始终拮据的她，只是服用过一点点廉价的草药，从未到医院住过一天。她曾两次突然晕倒，不省人事，最终却顽强地从死神那里挣脱出来。
她笑呵呵地告诉邻里，她还不能死，她还得等着儿子回来给她涂指甲，还要帮他娶媳妇，何况女儿也离不开她啊……
然而，她最终没能等到儿子回来。那天，她像往常一样，慢慢地采着散沫花。忽然，她眼前一黑，便一头栽倒在地上。这一次，她没能奇迹般地苏醒过来。
哈桑不知道，一年前，德萨就在执行任务中遇难了。
但愿，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能够遇见朝思暮想的儿子，欣然地将捧在手里的散沫花瓣递给他，微笑着摊开双手，慈爱地望着这个四岁才开口喊妈妈的儿子，看着他将自己的十指涂得漂漂亮亮……
在利比亚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美丽的散沫花。可是，我却愿意将那一株散沫花叫母亲花。听到去利比亚旅游的朋友，向我讲了哈桑老人的故事后，我立刻有了这样的命名冲动。我相信，天堂里的德萨会同意的，人间的阿莎也会同意的。
我家最富有的时候
刘艳杰
我家最富有的时候，是母亲出外拾荒的那五年。
1999年秋，父亲猝然离世，家里的重担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母亲简单地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没几日，我接到河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记得我上学的前天晚上，母亲一夜没合眼，第二天，给我凑足四千块钱学费。我接过钱，没敢瞅母亲一眼，低着头，嗫嚅着说：“娘……你……”母亲说：“家里的事情你甭操心，有娘在呢，只管把书念好，毕业了找份工作，有个窝儿，成个家，娘就安心了。”
母亲去了亳州拾荒。
大一那年暑假，我去了趟亳州。母亲住在一间简易房里，泥土垒的砖墙，石棉瓦铺的房顶，四面透光。一辆褪了颜色的脚蹬拉车，横靠在屋门左侧，右侧堆积着还没来得及卖掉的五颜六色的破烂。走进屋，一张木床占据了大半空间。木床一头，蹲着一口铁桶糊的锅灶，旁边的墙壁上留有一个半尺见方的窟窿，里面放着碗、筷子以及油盐酱醋瓶。“娘，你咋住在这个地方？”“傻孩子，娘住这房子咋啦？一个月才30块钱，在外讲啥，能有个睡的地方就不错了。”光天化日之下，我学着母亲，目光游弋在路边的站台、垃圾桶及人群聚集的地方。我弯腰捡易拉罐，抬头的瞬间，我的脸灼人的烫——大学里同系的一位女孩无意间发现了我。母亲看了看女孩，瞅了瞅我，似乎察觉到我的窘相，忙用身体遮挡女孩的目光。
女孩躲过母亲的身体，好奇地和我搭讪：“你怎么在这儿呀？她，她是……”我语塞：“我……我……”母亲赶快打圆场，微笑着说：“姑娘，他在做好事呢，我和他刚认识不久。”女孩“哦”了一声：“原来是这样呀。”我承受不了母亲为我编造的美丽的谎言，直言不讳地对女孩说：“不，她是我娘！出来拾荒一年了。”
母亲带我转悠几条街，便把拉车停在一家小区的门前，让我守候。
母亲一手提一个蛇皮袋，一手攥把镰刀，伸头向小区张望一下，便走了进去。母亲来到楼下的垃圾池边，费力跳进去，然后用镰刀拨弄、扒拉臭气熏天的垃圾。半个时辰后，母亲满脸笑意地向我走来。这时，一名保安倏地截住母亲的去路，呵斥道：“把你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母亲吓得半弯着腰，抬头仰视保安，迎笑道：“这是……我……我捡的。”
保安面部狰狞地吼道：“我们小区里的破烂有专人捡，懂吗？乡巴佬儿！”保安一把抢过母亲的蛇皮袋子，拎住袋子的底角，往上猛提，再使劲左右摇晃，袋子里的破烂呼啦啦掉了一地。母亲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辛苦捡来的宝贝，被保安倒了一地，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小区。
回到租住的地方，母亲似乎忘记了刚才委屈的一幕。我心情沉重地说：“娘，你经常碰到这种事情吗？”母亲笑着说：“出门在外就这样，哪有事事顺心呢？什么人的脸色都得看，不过还是好人多啊。”
我深信母亲的话。
这天，我和母亲起得很早，每人吃了一个馍，喝一碗稀饭就出发了。巧了，有一户搬迁人家让我们帮他收拾清理出来的垃圾。我和母亲捡得满头大汗，瓶子罐子纸箱子叮叮咣咣地堆满一拉车。阳光下，母亲伸出三个手指头向我示意，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今天可以确保30块钱收入。我只顾卖力往前蹬车，母亲突然喊住我说：“停！”
哦，原来到了横在马路上的一道斜坡前。母亲把我替换下来，弓着脊梁往前蹬，我在车后用力推。当拉车即将越过一个斜坡时，着了魔似的不动了，我不敢掉以轻心，稍有意外，可能造成翻车的危险。
我和母亲与车僵持一分多钟，这时拉车后面突然出现一位中年人。中年人弓着腰，口中喊着“一、二、三，使劲儿”，在中年人的帮助下，拉车终于越过了斜坡。我和母亲慌着给中年人道谢。中年人紧紧握住母亲脏兮兮的手说：“不用谢，大姐，你是最富有的。”中年人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是好样的。”中年人跟我和母亲摆摆手，回头进了宝马车……
大学毕业那年，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是我第一次帮母亲拾荒时发现我的那位女孩。一年后，我被免试进入一家大型企业做项目主管，这家企业的老总是当年帮母亲推车的那位中年人。母亲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得放下手中的瓶子，感叹说：“出来拾荒这几年，总算熬出头了。”
夕阳余晖下，母亲核桃壳似的脸上，泪水肆意流淌……
母爱慧心
马孝军
他先是瞎了，厄运再次降临，他又失语了。
这一年他十岁，十岁的他，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他怕出门，眼不能看，嘴不能说，要是找不着路回来了可怎么办？
见他一整天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病恹恹的，妈妈就给他说：“小华，出去走走啊，走走好，外面的空气好。”
他用手给妈妈比划：“妈妈，我怕丢呀，我怕一下子找不着家的无边的黑暗。”
妈妈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先是一阵地抹泪，然后就给他说，“孩子，你大胆地走出去吧，在你迷路或者丢失了的时候，妈妈随时都会飞到你身边来。”
他不相信，妈妈就给他说：“孩子，你说妈妈会谎你吗？妈妈怎么舍得拿你来开玩笑呀，你是妈妈最亲最亲的人呢！”
想起妈妈在他残疾后对他的那些个爱，他相信了妈妈，也许妈妈真有特异功能呢，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飞到他身边来呢。
他就大着胆地出门了。
他根据眼睛没瞎时的依稀记忆摸到了公园里。站在公园里，芬芳的花香，啾啾的鸟鸣，他一下子觉得心胸舒服了很多，唉，自从眼睛瞎后，可没好好地这样享受了！
回来的时候，他迷路了。
他感觉到无边的黑暗向他袭来，他急得额上沁满了汗珠。
一个他觉到像叔叔的人给他说：“小孩，你别急呀，你等一小会儿，一小会儿，你的妈妈就会来接你啊。”
只能等了，也只能等妈妈飞来了，他心里充满了期望。他睁着看不见的眼睛，他四处转望，他不知道妈妈会从哪一个方向向他飞来。
“孩子，妈妈说得没错吧。”大约十多分钟过去的时候，妈妈果真“飞”到了他身边。
以后，他就走得更远，反正有个会“飞”的妈妈，她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准时飞到他身边来！
他的心情因此变得开朗。他参加了盲文学习班，系统地学习了盲文，半年过去，他都能利用盲文写作文了。
妈妈鼓励他参加了更多的活动，譬如盲人足球，哑人投掷。这些活动，让他生活充满色彩起来，他突然明白，原来失却了眼睛和发声，并不意味着人生都全部失却了。
后来，他取得了成功，年纪轻轻的他就写出了好几部畅销书，还参加了一些残疾人体育比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名次。
他站在领奖台上，有记者采访他：“你如此重度残疾，却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请问你是如何走出黑暗的？”
他打着手势，翻译的人就给翻译出来了：“是因为我妈妈，是因为我有一个会飞的妈妈，她给了我远行的力量，是她让我走得更远。”
他的妈妈，他的那个鬓角也有几许白发的妈妈被请到了领奖台上。
妈妈略带羞涩地一笑：“我哪会飞呢？我只是在他背上贴了张纸条，那张纸条告诉好心的人们，请人们记得在这孩子迷路的时候，打一下我家的电话。”
台下，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为这母爱的慧心……
永远荒凉，如同孤岛
凉月满天
电视上正有一个年少被卖的女人哭诉悲惨遭遇，在夫家吃不饱，丈夫老打她。她酱紫色的脸，宽广高大的额，看着像一个四十多岁的粗朴农妇。说实话，同情是同情的，可是在一个看脸的世界里，若是换成二十来岁楚楚动人的少妇，我的同情会更浓。
主持人问她有什么心愿，她说：“我想找妈妈。”
我的心像被大锤痛揍了一下。人家不但是两个孩子的妈，也曾经是一个有妈疼，希望以后继续被妈疼的娃。“妈妈”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竟让这个农妇变得柔弱、可爱，想让人放在手心，好好疼一下。
又是一年高考季，我开始想念母亲的饺子。二十多年前的中考和高考比现在还不容易，我却是中考一次考过，高考也是一次考过。每每提到此事，我娘就会趾高气扬地说：“我给你吃了饺子，不过咋着？”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听来的科学道理，说是吃饺子能够考试顺利，所以我中考的那天，她天不亮就爬起来给我包饺子。韭菜鸡蛋馅的，韭菜剁得碎碎的，拌上炒熟的鸡蛋，包成一寸来大的小饺儿，嘴大的人吃不着馅。让我吃得饱饱的进考场，然后我就在考语文的时候睡着了——天气太热，肚皮又太饱。居然这样都能成为我们乡中学唯一一名考上县重点高中的应届生。高考前夕，她坐着公交车——当年那种老式的破汽车，屁股后头冒黑烟，颠颠簸簸地行进在坑坑洼洼的乡村柏油路上，车里汽油味儿乱冒，又时不时随着路面的节奏扭扭跳跳，把她颠得七荤八素的，她仍然端着两碗饺子来了——还是韭菜鸡蛋馅的。也是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说法：一定要吃韭菜馅的饺子，才能考得好。还是一寸来大的小饺儿，我紧张得肚子痛，吃不下，看着她满头大汗，晕车吐得脸蜡黄，又不能不吃，咬着牙都给吃了。她心满意足地又坐公交车回去了，回到家胆汁都吐出来了：结果我又考上了。那年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校普遍缩招，分数线上提，我成绩平时在班里并不算很好，居然也考上了一个专科。我娘老自豪了，以至于我当上老师，也开始送毕业生的时候，她还跑到我的宿舍里包饺子，要给我的学生们吃，一边传授经验：一定要吃韭菜饺子啊，肯定能考上学！
如今我开着车载着她走在乡间公路上，一路走一路问她：“晕不晕？晕不晕？”她坐在前排，很自豪地说：“不晕。”她晕车晕怕了，我怕她晕车也怕疼了。车也是在她的建议下买的，她说：“丫头你都四十多岁了，还想奔多大个家业？省着钱干什么？买辆车开吧。”于是我才下决心买了。为了载着她到处走一走、逛一逛，我这个二百五十级的路痴居然也学会了开车。坐在自家女儿开的车里，她觉得自豪极了。
这次是载她去邻县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那边的葬礼也要招待来宾吃饭。开席之前，每人上一碗面条。她坐我对面，隔老远地把胳膊伸得老长，把她碗里做卤用的蒜苔丁往我碗里拨，一边拨一边念叨：“丫头爱吃青菜。”别人都看着她，也都看看我，我的鬓发都白了，她也七十多岁了。我把碗里的青菜丁都挑拣着吃完了，她看着我碗里吃不完的面，又跟别人解释：“她不爱吃面。”过一会儿席面菜上来，鸡鸭鱼肉都有，她眼巴巴看着，过一会儿人家给端上来一盘炒葫芦，她端起来就要往我面前送，送到一半又端回去了，说：“你不爱吃葫芦。”我噗地一笑：“娘你还记得我不爱吃葫芦。”她点点头：“不吃葫芦，不吃茴香，不吃冬瓜。”
——我自己都忘了。我跟生活讲和了，除了茴香仍旧是我惹不起，别的都能下箸了，她却犹然记得我当初的刁嘴头。
我跟她也讲和了。当初我们两个脾气锋芒，丁丁当当，在一起就火花四溅，我只恨不能肋生双翅，随风飞到天尽头。两次大考，都是我跟她生着气，她一大早起来给我包的饺子。
夜来睡不着觉，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最重要。
在没有很多钱的时候，觉得钱真重要，太重要了。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很多的钱，也只是能顾得衣食罢了，就觉得钱这个东西，到这个地步也就可以了。我野心不大，愿望不多。到最后守着一堆股票债券金条宝钞，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才是真荒凉呢。
不是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而是心里一个人也没有，你不知道该想念谁，也不知道该挂念谁。这个时候，是荒凉的。
但也不是最荒凉。别人的心里没有你，谁也不想念你，不记挂你，整个世界人潮汹汹，左牵右连，只有你是独独的一个，身处孤岛。就算这个岛是金子打成的，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真觉得钱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恭喜你，那是因为你缺的只是钱，而不是别的什么。当你咬牙切齿地痛恨自己怎么还没有发财的时候，你还有爹疼妈爱着，有兄弟姐妹牵挂着，有恋人爱人陪伴着，只不过你感觉不到罢了。人只感觉自己缺少的东西，不缺少的东西永远是视而不见的。当你真觉得钱算什么，父母的爱才是最重要的，亲人朋友的关怀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时候，你往往是已经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甚至想拾都拾不回来了：就像我，我还想父亲像以前那样疼我，爱我，顾惜我，包容我，可是他病瘫在床，已经痴呆，不认识我了；我还想让母亲像以前那样烈火性子地骂我，这样起码证明她健康啊，能长命百岁，可是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得要我哄着罩着。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成孤儿了。
我大了，他们老了，我是女儿的妈妈，我也是父母的妈妈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呢，光阴老得也忒快了。
换台，又看见一个青春期的小孩痛诉爸爸妈妈不讲理，自己想学电脑网络专业，父母一定要让自己学汽修。父母说：“我们是怕他又沉迷网络，不好好学习。”他言辞激烈地反驳：“才不是，你们就是看着学汽修挣钱多！你们把我当挣钱机器！”看着他愤恨的表情，我不厚道地想：当你不再这么痛恨你父母的时候，希望你父母还在，你还是被他们强硬照顾的小孩。而不是像我似的，甚至还不如我：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你的心里有一块地方，永远荒凉，如同孤岛。
女儿枕
闫荣霞
母亲抱过来一个枕头，说：给你枕。
我接过来细看，然后大笑。
这枕头，拳头大的蓝圆顶，用数十年前流行的女红工艺“拉锁子”，各勾勒了两片南瓜叶，一朵五瓣花，三根卷须子。蓝顶周围又镶了一圈四指宽的果绿布。大红绒布为身，红布身和绿枕顶接壤的地带，又一头用两块小小的菱形花布缝上去做装饰。整个枕头，两头粗，中间细，娇俏，喜庆，憨态可掬，像个小胖美人掐着小腰肢。
我娘的手极巧，她是飞翔在柳润烟浓土膏肥沃的农耕时代的一只红嘴绿鹦哥，若是出身富贵，那便是整日不出绣楼，绣香袋、描鞋样、给哥哥兄弟做丝绫覆面的鞋；即使出身寒门，纳鞋底啦、绣花啦、用高梁秆做盖帘啦、给小娃娃做老头虎鞋啦，没有不拿得起放得下。
一边纳着鞋底、绣着花，一边入神地哼哼唱唱。那一刻，她忘了囤里没有余粮，炕席底下没有余钱，将近年关，大人娃娃的新衣裳尚且远在天边，猪肉也没得一斤。好像用一根银针穿上五彩丝线，便能够绣出一个明丽如绸的春天。而我那经常被心烦的她呵骂的惊惶的心也踏实下来，无比安定，守在她的身边，像一只猫咪晒着太阳卧在花丛。
今天在家，渐觉烟气笼人，呛咳流泪，“喀嗒”一声门响，母亲从她的卧室里冲出来，连声地说：“坏了坏了！”
不用她说我也知道坏了。
出去看，她又在熬花椒水！又忘了关火！
昨天夜里她熬花椒水熬到干汤，幸亏我先生凑巧进厨房，替她把火关上。看着今天又被烧得通红的铁锅，我摁着疼痛的颈椎，口气怎么也轻松不起来：“花椒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可用可不用，以后把这道工序省了！不要再熬了！”
过一会儿我又问：“你熬花椒水干吗？”她看了我一眼，说：“我想给你做臭豆腐……”
那一眼让我的心霎时间如同刀剜——她那张皱纹纵横的老脸上，是满满的羞惭。
什么时候，她这么老了？从我记事起，她的两颊就酡红平展，像枚光壳的鸡蛋。可是现在她脸色灰黄枯干，脸上是纵横的沟壑，嘴巴可笑地向里瘪着——安了假牙后特有的情状——一副老婆婆相。
她的人生已经结束了征战，她拱手让出生活的所有大权。只保留一点儿根据地小如鸡蛋，在这个鸡蛋壳里竭尽全力做道场。我每天都能享受到“亲娘牌”的丰盛午餐：
一盆腌酸菜，一盘素菜饺，一碗盐腌的白菜根，一碗面片汤——面片是她亲手擀的，辣椒油和蒜瓣炝锅，冰雪寒天，喝上一碗，浑身都暖；一盘豆面儿和小米面混蒸的窝窝头，她亲手蒸的；麻花——她亲自和面，亲自放上黑糖，亲手炸的。样样都是我爱吃的。若不是熬花椒水熬出祸来，过两天，我就能吃上最爱的臭豆腐了。
外面觥筹交错，不抵娘熬的一碗薄粥。
外面山珍海味，不抵娘蒸的一个窝窝头。
可是今天熬花椒水被我禁止，明年，谁知道又会以衰老为由，禁止她的什么技能？我享受娘饭的机会，就像拿在手头的钞票，只能是越花越少，越花越少。
可是我的娘啊你又为什么羞惭？
你觉得你的衰老是可耻的，你的无力让你无能为力，可是你的面前是你亲生亲养的女儿，你情不自禁露出的惭色，是对我的鞭挞和斥责。
一会儿她把注意力转到我脖子上面，试探地揉一下：“疼啊？”
我不在意地说：“没事，老毛病。”
“哦。”她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吃饭，午休，午休完毕起来做事，一气埋头到傍晚。她进来了，抱着这个枕头，说：给你枕。
我抱着它，又笑又疼。天知道她怎么戴着老花镜，拈着绣花针，针走线缔，做这项对于七十岁的老人来说十分浩大的工程？
我娘没学过历史，也没见过“孩儿枕”，不知道有个瓷做的小孩儿，跷着小光脚，洼着小腰，趴在那里眯眯笑；她只是福至心灵，专给我这个四十岁的老姑娘做了一个“女儿枕”。我决定不用它睡觉，要安放茶室，当成清供，明黄的榻上它安详横陈，如同青花瓷盆里水浸白石，九子兰生长娉婷。
可是她说：“要天天枕着睡觉啊，治颈椎病。”
暮色四合，一室俱静。
我搂着枕头，像搂着一笔横财。
我在远远地看着你
西风
一个男孩子，桀骜得像刺猬身上长的刺。他正读高中，却要玩乐队。妈妈说不许，我不想看见一个不务正业的小瘪三，你给我好好考大学，不然就滚出去。
于是，他就背着一把吉他滚了。
两年时间，他的乐队从艰难地崛起，到震撼地亮相，最后，随着主唱被猎头公司挖走演电影，这个组合风流星散。
“回家吧。”爸爸出现在他面前。
身上的刺再坚硬，也硬不过现实那身坚硬的铁甲。他垂头丧气地回了家，继续背起书包读高中，然后考大学。
他的大学生活很刻苦，比高中还刻苦。明明不是英语专业，却过了英语专业的八级，达到了翻译的二级，他心里想的是，好好学，将来风光到国外，继续弹吉他……
当然吉他是没有再弹成了，现实总归是现实嘛。不过他倒真的出了国，几年后娶了个洋妞回来。
哦，忘了说，从他重读高中起，就没有再和妈妈说过一句话。
大学四年，一次家也没回。
他读书的费用一半是靠奖学金，一半是当家教和做翻译。
这次带着洋媳妇回家，在飞机上，他的心里一直在恨恨地念：让你小看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小瘪三！
可以想见，回到家的气氛有多冷硬和尴尬。所幸这个外国媳妇一上来就给公婆一个大大的拥抱，生硬地叫：“爸，妈。”
妈妈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他们回待了十天，一直住在离家一步之遥的宾馆。他假装看不见爸爸失落的笑脸和妈妈那说不清什么滋味的眼神。
直到他们要走时，妈妈在爸爸的陪同下敲开他们宾馆房间的门。
她的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卡，卡上是给他存的钱，每个学期的学费，每个月的零用，都包括在里面，甚至数目精确到了要让他买两双运动鞋，两双皮鞋，二十双男士线袜……他不肯要这钱，爸爸说你要再不拿着我就大巴掌扇你。你知道为什么你能够在辍学两年后又轻易读了原来那所有名的高中吗？那是你妈妈使尽浑身解数，拼命替你保留了学籍，怕你在乐队散了后没地方去……你没要过妈妈一分钱，是，可是你妈妈却一直在想象中拿你当真正需要妈妈来养的儿子来养。
他愤怒地说：那你知道我当初有多难吗？我带家教，死小孩欺负我是大一的新生，我老被他捉弄；那个翻译的活儿干得我都要吐了，才给一点点钱。为什么她当时不肯给我一点点温暖？
妈妈说：“其实，你上大学四年，买了几件新衣服、交了几个好朋友我都知道……妈妈一直在远远地看着你……”
他的泪下来了，又转身抹去，然后拿出一个东西：“这是给你的。”也是一张银行卡，上面按月存钱，自从大学毕业，一个月都不曾缺。“我也很多次回来，躲在一个地方，看着你进门出门。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在家门口跌了一跤，一个男孩跑过来扶你进家，替你打电话给爸爸，又给你拿冰块敷肿起来的脚踝？那是我的同学，和我一起来的，我求他替我照顾你。我也在远远地看着你……”
这样一对脾气同样死臭死硬的母子，时隔多年终于还是拥抱在一起。
原来，亲情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哪怕再痛恨，再疏离，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我也一直在远远地看着你。
偏心妈妈
许冬林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天下的妈妈，都是自私的。
我妈一辈子喜欢赌，当然是赌些小钱了。我长到十几岁之后，像只耀武扬威的小公鸡，开始管事了。其实，就是管我妈赌钱。
三缺一啊，大妈在门口招手。
我就在家里放脸子，说话好大声。到黄昏，估计牌局要散了，赶紧跑去数我妈手边的扑克和蚕豆，那是筹码。一旦发现比别人的少，就回家到爸爸面前报告，大肆渲染：妈妈又输啦！我爸就会阴沉着脸，于是我也配合我爸的表情，阴沉着脸。
我妈腹背受敌，依然屡教不改。她那里，是永远三缺一，所以，她永远要补进去，成全人家。
我想，只能寄希望我外婆了。所以外婆每来我家，我就列数我妈十大罪状，给外婆听，拉她出面惩治我妈。
我外婆就叹息说，唉，你妈这么好赌呢！她先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为我外婆接下来会张弓搭箭，跟我合谋好治我妈的锦囊妙计，结果，我外婆嘴巴三绕两绕的，绕到我头上来了。
“阿晴啊，”外婆叫我的小名，继续说，“听你妈说，你不怎么听话，还经常跟你妈吵嘴。你不能啊，女儿应该听妈的话。”
切，没想到我妈先下手了！我的状还没告，她倒先跟她妈数落我的不是了！
我跟外婆说：“我是听话的，我好好读书，每学期都拿奖状。是她天天赌，还不让我爸管。她怎么不听你话呢？”
我外婆就又温柔地叹息，好像我们深恶痛疾的赌钱在她眼里，根本不能称为缺点。
外婆说：“你妈啊，老大，从小被宠，所以脾气犟，你要让让她……”
太不公平了！您老怎么不叫您女儿让我？我也是老大呢！
我自此知道，我外婆，永远是偏心向着我妈，连我这样嫡亲的外孙女都不可冒犯她女儿。
我自此，再不向我外婆报告我妈的罪状。天下的妈妈，都是自私的，最爱的人，永远是一代产品。后面升级的二代产品，只当玩具一般喜欢着，一旦涉及到原则问题，她们还是退后抱紧她们自己制造的一代产品。
后来，我长大了，我原谅了这些做妈妈的偏心人。
从北京回来，我给我妈买了双绣花的老北京布鞋，送给她，嘱她秋天就穿上，别留着。第二年春天，去看外婆，结果看见那双绣花鞋穿在了外婆的脚上。外婆一派心安理得的样子，毫无霸占我妈鞋子的不安。
回来后，我问我妈：“你怎么把鞋子给外婆了？是我送给你的啊！我以为鞋子太花，外婆不敢穿呢，所以没给外婆买。”
我妈说：“她穿，她喜欢得很。”
我妈比我更懂外婆。当然了，她是她女儿。
一双绣花鞋，我送给我妈，我妈送给她妈。
至于其他吃的用的，芝麻糊啦，蜂蜜啦，围巾啦，毛衣啦，我送我妈妈的，结果都是转移到我外婆那里。除非是保证每件都是双份，并且是同时送出。
我看着我买的那些东西，最后都是外婆笑纳，常常一瞬间恍惚：这一对母女，到底谁是我妈？
每去外婆家，临走会塞一点儿钱给她。人老了，就像小孩，特别喜欢钱，也喜欢别人拿钱给她。
慢慢，外婆就攒了一些钱，留下零头去超市买零食，整的就悄悄给我妈，让我妈帮她存起来。四个舅舅，谁会占她那一点儿零花钱呢！可是，她就信任女儿。
我妈揣了我外婆的私房钱，到我家，又偷偷塞给我。然后，从自己的另一个口袋里再掏出来一些票子，搭在外婆的钱上，凑个大数字，托我给她们母女存起来。
真有趣，好像绕口令一样，这人世间的一对对母女。
2013年夏，外婆昏迷了一个星期之后，走了。我妈伏在水晶棺边哭，我看着我妈哭，泪水也下来了。外婆很老了，可以走了，我只是舍不得我妈哭。
我的妈妈，在2013年夏，失去了大靠山，失去了永远维护她的人，失去了她唯一的妈妈。
还好，我的妈妈，还在。
我以后不欺负她了。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顾晓蕊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天刚微亮，薄雾还挂在树梢上，我坐车前往山村学校支教。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盘旋，直到日影西斜，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一所中学。
看到四面漏风的校舍，我心里一阵酸楚，决意留下来，把梦想的种子播到孩子的心田。事实上，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个叫李想的孩子，就是让我头疼的学生。
我在讲台上念课文，抬头见他两眼走神，心早飞到爪哇国去了。我的火气腾地冒上来，大声说：“李想，我刚才读到哪儿了？”
同桌用胳膊捅了捅他，他这才醒觉过来，挠挠头说：“读的什么？没听到啊。”班上学生哄堂大笑。
我气得不知说什么好，示意他坐下，告诉他认真听讲。这样的事情反复多次，成绩自然好不了。他还和别人打架，黝黑的脸上挂了彩，问是怎么回事，他不肯说。
有一回，我看到几个孩子围着他挥拳乱打，边打边说：“不信你不哭。”泪水在眼眶里晃，他昂着头，愣是不让它落下来。我大喝道：“为什么打人？”他们撒腿跑了，像一群小马驹似的，转眼没了踪影。
我走上前，想说些什么。他看了我一眼，转过身，歪歪跌跌地走了。我心里觉得难过，他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童真哪里去了？
有个周未，我到他家里走访。到那儿一看，我鼻子酸了，破旧的土坯房，屋内光线昏沉。原来，他父母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他和爷爷。
“他父母出去多久了？经常回来吗？”我问。
老人叹气说：“他爹娘走了五年，很少回来。刚开始那会儿，他想起来就哭，躺地上打滚儿，谁也哄不住。连哭了几个月，眼泪都流干了……”
校园里再见到他，他仍旧上课走神，我却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那目光望也望不到底，透着阵阵寒气，充满稚气的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漠然。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听说他的父母回来了，还受了些伤。
事情大致是这样：他的父母坐车回家，赶上下雨，山路湿滑，车翻进了沟里。幸好只是些外伤，他们在医院住了几天，包了些药，打车赶回了家。
我想去他家看看，路上，听见村民在议论：“爹娘出去这么久，回来伤成那样，这孩子跟没事人似的。”作为老师，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走到院里，爷爷正冲他发脾气：“你这孩子，心咋就那么硬呢？看到爹娘遭了罪，连滴眼泪都没流……”话未说完，便听到一声剧烈的咳嗽声。
他倚着门框站着，默不作声。父亲接过话说：“我们出去这些年，他感觉生疏了，这也怨不得孩子。”
母亲走过来，搂着他的肩说：“这次出事后，我和你爹也想了，回头包片果园，不出去打工了。”他低下头，一颗亮晶晶的泪珠，滚落了下来。刚开始是小声啜泣，到后来变成了号啕大哭。
我忽然懂得，这些年来他有多孤单，有多悲伤。所谓的坚强，是因为没有一个能让他依靠着哭泣的肩膀。我眼眶全湿，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上语文课，他坐得直直的，听得很认真。下午是体育课，他跟别的孩子在草地上嘻嘻哈哈地玩闹。金色的阳光倾洒下来，他的脸上焕发着光彩，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
他沿着操场奔跑，轻盈得像一阵风。有同学喊：“李想，你的衣服脏了，后面好几道黑印子。”他头也不回地说：“俺娘……会洗的。”“娘”这个字拖得老长，喊得格外响。
我不知道一滴泪掉下来之前，在他心里奔涌了多久。但我明白从现在开始，一个美丽的生命，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又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