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前山后是青草，尽日出门还掩门。每思骨肉在天畔，来看野翁怜子孙。”不是只有女人晓得柔情，男人做了父亲，一样揣了满怀的如水柔情，只是他不愿教你看见，所以常常硬要绷着一个脸，动不动就要教育你。谁知道他在心里偷偷回忆过多少次你初降人世时的小脸蛋，又偷偷握过多少次你的莹白柔嫩的小手。他爱你，爱到世界都想交给你；他爱你，爱到不肯纵容你。
那些年，我做了偷爹贼
胡识
我到家的那个上午，家里空荡荡的。只有瘦骨嶙峋的爷爷躺在椅子上晒着太阳养病，旁边是一只装满脏衣服的水桶。“爷爷，我爸妈呢？”我问。爷爷慢慢地睁开眼睛轻声细语地说：“哦，你回来了，你爸妈一大早就出去下地了，好十几亩田呢。”“十几亩田？爸妈越来越老，为何种的田却越来越多？”我注视着水桶，像纳闷的公鸡盯着喇叭花一样。
喇叭花是一种开在泡桐树上的有着喇叭形状的白色花朵，每年春耕时期，落地的一片白总会洗劫我家的院子。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会为抢一朵精致的喇叭花而和弟弟大展拳脚。那时，母亲便会举起扫帚追打着我说：“你怎么当哥哥的，你吃点亏会死啊？”
“嗯，就是因为会死嘛！”
“还嘴硬，罚你把今天的衣服都洗了！”母亲丢下扫帚，便把满满的一桶衣服塞进我的怀里。
“洗就洗，谁怕谁！”说完，我就捧着水桶摇摇晃晃地朝屋后的池塘走去。
因为那时家里的劳务多而繁杂，所以每次我做错了事，母亲便会罚我做洗衣服、烧菜、下田种地之类的农活。对于母亲的那些刑具，我是比较麻木于洗衣服的，尤其是洗父亲的衣服。因为父亲是个粗心大意的农村汉子，对于身上的零钱从来只主张搜了左口袋而不摸右口袋的。所以每次洗到父亲的衣服时，我总会偷得一些外快。
可洗衣服的“惩罚”终究滋生了我的贪念。从那以后我总会狡猾地想着怎样才能把父亲口袋里更多的钱占为己有。最终我采取的办法是偷钱，也叫做偷爹。
凭着我每天起床比父亲要早的优势，我便拿着扫帚走进父亲的房间里，装模作样地扫地。当接触到放在凳子上的衣服时，我便会以惊人的速度把它带到堂前，麻利地翻着父亲的口袋，抽出一两张小面额的纸币或两三个硬币，紧捏在手上。然后又偷偷地跑进房间里，将衣服放在凳子的边沿上，又故意用身子重重地撞击一下凳子，使得衣服落地的声音比较响亮，与此同时将手上的钱扔到凳子底下。再将衣服捡起放回凳子上，离开房间。等父亲离开家后，我便会跑进房间里捡起父亲那没有看见的钱，最后才开心地将它们装进自己的存钱罐里。
每当父母交不起我和弟弟的学费时，我才会可怜巴巴地将自己的存钱罐交到父母手上。那时，父母总睁大着眼睛问我：“儿呀！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我给你的零花钱，你一分都没有花过吗？”我点了点头，将流不出的泪水拼命地往肚子里咽。不久，一阵阵潮热伴我成长到今天。
当我再次木讷地挽着水桶出现在父母的眼前时，我看见有那么一朵喇叭花落在了父亲的帽子上。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不停地敲打着父亲的脑袋说：“老爹啊！如果我还想偷你口袋里的钱了，你还会假装不知道吗？你真的不怕把我养成一个贼啊？”
每一份父爱都是雨落成的河流
后天男孩
如果是风，有刮的时候，也就有停的时候。而二伯不是风，他不渴望流浪，只懂得东西落下来就得有根，会为云埋头赶路。像飘落的黄叶，走完自己的旅程，等待化身成泥土，再潜心滋养另一个生命。黄泥离不开雨，二伯便喜欢下雨，每当下雨时，二伯就会扛起锄头，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去山里种地。二伯在雨里埋下种子，种子便会贪婪地吮吸着从二伯脊背里抖落的金津玉液，在山里悄悄长大。二伯背靠种子长成的大树，点一根旱烟，默默地守在孩子回家的必经之路。只可惜这世上的很多棵大树，一旦树冠朝向了城里的方向，就很少有再想长在村庄的了。二伯的大树就是因为这样，才一棵一棵消失，最后剩下的只有二伯，还有他手头上播不完的种子。
那天我在县城碰到他，他踩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型自行车，头埋得很低，快要贴紧车的扶把。像驼背了的老头，把手放在屋檐下接滴落的雨水，那种突如其来的冰凉与承压感让我感觉到老的不仅仅是雨逐渐变小的时光，更是二伯的身影。他用一张干瘪的脸蛋，枯瘦的手掌支撑着城里孩子的每一份想念。每一份想念，都骨瘦如柴。
堂哥很喜欢吃二伯做的腌菜，但他工作忙，抽不出空回家，每次打电话回来总会叫二伯寄点腌菜过去。二伯是岁月拼成的一台农用机，他挂完电话便麻利地将山里的雪里蕻（一种蔬菜）收回家，反复地洗上好几遍，晾晒，然后用大大小小的陶土罐存封一段时间。等屋内的电话又响了，二伯便会急急忙忙将腌菜装进蛇皮袋，推出他在结婚时买的自行车，载着它往县城快递公司奔跑。
他每次寄完快递，总要对送快递的小伙子再三强调：“这些东西是我寄到上海的，我娃在那，等着吃，得快，越快越好，可千万莫出一些儿乱子哟。”
那次我喊了他一声，他就像中了大奖的彩民，跳下车，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寄快递。我便带他找了一家最近、特快的快递。在我帮他填写快递单时，他一个劲地夸我的字写得好看。我便问他，我的字好看还是堂哥的字好看？他笑了笑说，当然是你堂哥的字更好看啊。然后他又对我讲起堂哥读书时的英雄事迹，那些故事我现在都能倒背如流。
这世上的每一份父爱，都是雨落成的河流。他们虽然时常当我们的面沉默或结巴得厉害，但他们总在背后哗啦啦地说个不停。我们要去他乡旅行或是安家了，他们就会站在不近不远的山头为我们送别，然后巴不得我们每天打个电话回家，吩咐他再往城里寄一些东西。
这个人，恨不得将自己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把生命都寄给我们。
亲爱的，您一直与众不同
张亚凌
四十年前，在我们那个山沟沟里，您使我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不一样得让我们既骄傲又不好意思：
别的孩子都管自己的父亲叫大，您让我们管你叫爸。在那个山沟沟里，只有父亲吃商品粮在外面工作的家庭，孩子才管自己的父亲叫爸。可您只是一个木匠，却执意让我们管您叫爸。从小叫习惯了，长大后知道了这些讲究，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叫您的声音便很小很小。而您，倒声音很大地爸来爸去，“叫爸爸给我娃说……”“给爸爸取铁锨去。”好像天底下所有的骄傲都在那个“爸”字上！
一次，当着那么多人，槐树叔戏虐您：“叫娃喊你爸，你到底是锄把锨把还是瓷锤把？”您笑了，回了句“娃叫你大，你到底是头大肚大还是脚大管到鞋外了”，至此，再也没人自找没趣嘲笑我们管您叫爸了。
您曾说，叫大出门一听就是山沟野洼里出来的人，叫爸脆生生的多好听，知道好就要学好，学好就不怕人笑话。
也记得您从外面做活回来，给我们姐妹一人买了条裙子。山沟沟里的人只是在一年半载才看一次的电影里见过裙子，我们穿上裙子后，被伙伴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连老师们也瞪大了眼睛，满眼掩饰不住的羡慕。
您满脸骄傲地看着我们，说穿上城里娃的衣服，就得走到城里去，知道不？
年幼的我们自然不知道您的话是啥意思，可总是很小心地保持着裙子的干净，努力让自己的言行跟裙子配套起来，竟然真的与别的孩子有了很大的差距。
您是个很张扬的人？让我们叫您爸，让我们穿裙子，让山沟沟里的乡亲既嫉妒又羡慕，表现出来的却是不屑，不屑于您的显摆。
你倒好，变本加厉地与众不同。
您给我妈做的针线筐外雕刻着跃出水面的鱼儿，挺立在荷叶上的鸟儿，我妈端起它满脸都是骄傲，活儿再多，都是越做越有劲。我妈说炕头有个柜子多好，东西就能摆放整齐，取放也方便。您立马就动手做，连里面都用砂纸打磨得光溜顺滑，更不用说每一个边边角角。
别人家是“家有木匠，全是凑合”——木匠们总说自己带着手，迟早都能给自家做出最好的，先凑合凑合。或是东西不好了，顺手敲打几下就过去了。因为您，巷子里所有的木匠都成了家里女人声讨的对象。
就连小弟要个木猴耍，你也会做得很精致，您从不敷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凳子，凳面上是自己的属相。拎着凳子出门，我们骄傲得眼睛都跑头顶了！
事实上，您是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的木匠。就像您说的，给自己都不能用心做出最好的，还能为了钱给别人做出好的？
您的与众不同还表现在我们姐妹的出嫁上。按乡俗得向男方要不少彩礼钱，可您一分没要，理由是“我娃金贵得就没价”，还照样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您说，好女不在嫁妆，可也不能叫人看不起。
母亲曾说起你们的姻缘，说不是你爸那张好嘴，把满天星星都说转了，我能从大平原嫁到山沟沟里？至于您怎样将满天星星说转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您一直与众不同。
亲爱的，您一直与众不同，我这样叫，您自然能接受。
科林的圣诞蜡烛
[英]拉夫特里·芭芭拉/文
庞启帆/编译
科林慢吞吞地从学校往家走。不远处是一个座落在山上的爱尔兰小渔村，他的家就在那里。今天已经是圣诞节前夕，但科林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圣诞的气氛。也许是因为没有下雪。
但科林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他产生了这种感觉，这是一个他甚至不敢在心里承认的原因。
他看着远处灰色的大海，地平线上一艘船的影子也没有。七天前他的父亲就已出海捕鱼，至今没有回来。
“我会带一条牧羊犬回来给你。”科林的父亲在出海的那天早上这样对儿子说，“在圣诞节前一周你就会得到它，我保证。”
但现在已经是圣诞节前夕。科林朝山上的灯塔看去。一场暴风雨已摧毁灯塔的电线。明亮的灯塔之光已经熄灭。七天了，没有灯光指引他的父亲的渔船。
科林推开家门。“科林，我们需要更多的泥炭来生火。”科林一进门，他的母亲就对他说，“家里的泥炭已经烧完，并且快到点亮圣诞蜡烛的时间了。”
“我不太想关心点亮蜡烛的事，妈妈。”科林回答母亲。
“是，我也不太想关心。”他的母亲答道，“但是每一个爱尔兰人在平安夜都会点亮蜡烛，即使是在最伤心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家现在充满了悲伤，但我们必须点亮蜡烛。明亮的蜡烛表示我们的家和心扉向陌生人敞开。去吧，孩子。我有两根蜡烛。我们一人一根。如果你捡一些泥炭回来，我们待会儿就做晚饭。”科林点点头，走出了家门。
科林牵着驮泥炭的驴子来到山上。“谁会关心一根微不足道的蜡烛？”他看着灯塔说，“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点亮灯光，指引渔船回家？”驴子摇摇头，悲伤地叫了几声，似乎它能听懂科林的话。
科林凝望着灯塔，叹了一口气。忽然，他的脑袋灵光一闪。“对，就这样。”他狂喜着向山顶跑去。到达灯塔，科林使劲地敲门。
看守人达非先生打开门。“你来这里干什么，年轻人？你吓了我一大跳。你要知道，平安夜就要降临了。”
“达非先生，”科林喘着气说道，“你以前是如何让灯塔亮起来的？”
“嗯，用电池。但它们现在已经没有电了，孩子。新年后才有新电池。”
“不，我的意思是，在使用电池这种东西之前，如何点亮灯塔？”
“用汽油灯，这盏灯现在放在地下室里。但我们现在没有汽油，孩子。”
“用煤油行吗？”科林屏住呼吸问。
“我想可以，”达非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但是，小伙子，我们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愚蠢的方法。因为在这个村庄你不会找到一丁点儿多余的煤油。今年大家都没什么钱……”
达非先生还没说完，科林已经跑出很远。
回到山下的家里。科林从厨房里拿了四个桶，然后又跑出了家门。
这时，几乎每一家都已经点亮了蜡烛。在平安夜，一盏烛光意味着一个陌生人会受到欢迎，无论他要求什么，都会得到满足。科林加快脚步，飞奔到第一间亮着烛光的房子前。
“你可以从你的煤油灯里分给我半杯煤油吗？”他问。科林去了每一间有烛光从窗口透出的房子。
在一小时内，他讨到了两桶煤油。他费力地把两桶煤油提到了灯塔门前，然后又使劲地敲门。
看到煤油，达非先生非常惊讶，但是他摇着头说道：“这点煤油最多能让灯塔的灯燃烧一个小时。”
“我会带更多煤油来。时间还早呢！”话没说完，科林又向山下飞奔。
在三个多小时后，科林已经收集了五桶多煤油。在他往山上运送第六桶煤油的时候，灯塔上突然亮起了火光。火光迅速在整个山谷扩散开来。同时，它向大海的黑暗心脏处延伸，就像一根手指指着家的方向。达非先生重新点亮了灯塔上的灯。
科林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他母亲从火炉旁的椅子上跳起来。
“科林，你去哪里了？你没吃晚饭，也没点亮你的蜡烛！”
“哦，妈妈。我已经点亮了一根蜡烛，并且是一根大蜡烛！这是一个秘密，我还不能告诉你。但它的确是一根很大的蜡烛。”
那晚，科林睡得很香，梦里亮着无数根蜡烛。突然，一声惊叫吵醒了他。
“船！船回来了！”
然后，科林听到了：“灯光！他们说是灯光，灯塔上的灯光。他们其实只在十英里外，船在迷雾中迷失了方向。灯塔上的灯光让他们找到了回家的方向。”
曙光从窗口射进来。科林跑到窗口。他的母亲和邻居正冲向码头。是真的！在灰色的海面上，他父亲的双桅帆船正徐徐驶进码头。
科林跑出家门，也向码头飞奔。他感到一股潮湿的风吹在脸上。就要下雪了。
这才是真正的圣诞节早晨。
活着的理由
[美]莫尼卡·温希普/文
周美芳/编译
我开着一辆红色的跑车，行驶在这个边远小镇的公路上，这就是我的家乡。我是来接我的父亲去城里享受富裕生活的。
小镇的公路有些崎岖，我将速度放慢了，一边打量着小镇的面貌，一边想着父亲在公路边上摆摊卖杂货的情景。我去城里创业十年了，也由原来一个穷人家的丑小鸭，变成了如今人人羡慕的白天鹅，可小镇的变化却不大。这让我一下子便找到了家，我想，父亲再也不用过以前的那种穷日子了。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见到我今天的变化之后，并没有表现出我想象中惊喜的神情。不但如此，我仿佛还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某种担忧和失落。我不明白，我今天的成功，不是父亲一直在期待的吗，如今，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为什么又不高兴了呢？我强烈要求父亲将他的百货摊丢弃后，跟我去城里生活，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只是，令我稍感欣慰的是，在我独自回城的时候，他还是对我表示出了赞许。他不住地说，我的女儿长大了，再也不需要爸爸去摆杂货摊了。我说，是的，爸爸，您再也不用去摆杂货摊了，如果您真的不想跟我去城里生活，您就留在这里，留在您熟悉的小镇，我会定期给您寄来生活费的。
半年后，我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父亲在电话里说，孩子，你就放心吧，能看到你今天的成功，已经是上帝的眷顾了，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哭着说，爸爸，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不久，我的公司破产了。我是背着当年父亲送我出门时，那个破旧的旅行包并坐公交车回家的。一回家，我便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声哭了起来。我说，爸爸，我的公司破产了，我又变成了一个人人看不起的丑小鸭。
我看到父亲的眼神突然变亮了。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扫病中的萎靡，竟然精神了许多。他一边帮我抹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爸爸在呢，你还怕什么？从小，我就是听着父亲的这句话长大的，但是，现在我似乎有点不敢相信了，我知道年老的父亲，只不过是在说着力不从心的话语，来安慰我而已。
但是，我错了。原本躺在床上的父亲，居然在第二天的早上就下了床。他见我还在熟睡，便一个人推着杂货摊上街了。当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从镇上回来了，他高兴地从怀里拿出一包煎饼，说，你猜猜，爸爸今天又赚了多少钱？我接过煎饼，香香地咬了一口，然后问，多少？父亲笑着说，整整20美元呢！我惊叫一声，什么，那么多？父亲得意地说，怎么，不相信吗？
从此，我们又过上了过去那种简单的生活。每天大清早，父亲便会推着他的杂货摊上街，然后给我带回来一袋煎饼，我的工作便是欢天喜地地接过父亲的煎饼，猛吃起来，然后在家里干些家务活，为父亲明天出摊做准备。生活虽然简单，但父亲却生活得很快乐。转眼，十年过去了。父亲一直不知道，我其实没有破产，虽然我跟父亲依然过着过去那种简单的生活，但我的公司却在我的遥控下发展得越来越大了。
后来，父亲又在这种简单的生活中活了十多年，才在平静中去世了。直到去世，他也不知道我拥有一份庞大的产业。于是，很多人不理解，我既然拥有那么庞大的产业，为什么还要让父亲过那种简单的生活，而不将他接去城里过富裕的日子呢？
小镇上唯一知道我秘密的医生哈里，道出了我的心声：如果我早早地将父亲接去了城里，他很可能在20年前就去世了。因为女儿的成功，让他一下子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所以，我的“破产”只不过是给他找了一个活着的理由而已。这也是我唯一能够给父亲的东西，那就是接受父亲的爱护。
牺牲才华的男人
水云媒
《爸爸去哪儿3》节目的开始，要求所有父亲与孩子在一个房间封闭一小时，其余父亲都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姑且忍耐，渐渐地，翻墙而过者有之，踹门而出者有之，唯有加拿大人夏克立父女，其乐融融，在那个“孤岛”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游戏，一个小时之后，居然余兴未尽，要求工作人员再给他们一点儿时间。
在中国，人们似乎很久不适应这样的亲子关系了，中国人唯一不认可的成功就是平凡的家庭生活。在中国这个语境下，如果让哪个男人牺牲自己的事业花大量时间陪伴孩子，他多会留下一个“完败”的背影。而夏立克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带女儿的法则就是陪伴，“我一直住在台湾，基本做完工作就回家陪她，而且每个夏天我都要带她回加拿大，如果有节目在夏天找我，我都拒绝。”之所以接下在夏天拍的《爸爸去哪儿3》，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亲子节目，可以跟女儿在一起。
这个带孩子的外籍男人，让中国人心头一颤，百般滋味。
无独有偶，过去的一年中，网上疯传一张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为女儿换尿片的照片。所有人都被他那温柔的充满爱意的眼神深深打动，而他宣布休两个月“陪产假”，更是羡煞全球的女人。毕竟，对于一个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的CEO，这绝非易事。绝大多数他这个级别的人物，不可能缺席公司的管理和运营这么久。故而，尽管在西方，他的这个举动虽珍贵，依然有些意外。
而在中国，女人可以将自己的才情牺牲得云淡风轻，男人，家庭，才是她们的终极。多少才华横溢横刀立马的女子因为一个“白马王子”而放弃蒸蒸日上的事业欣然回归家庭，相夫教子成为她们新的事业，乐此不疲，也因此受到公众赞誉，至少不是“异类”。对于她们来说，事业牺牲不算痛苦，长久耍单才欠体面。家庭、夫君、孩子，才是最大、最体面的事业。
可是，如果客观环境需要哪个男人为了家庭，为了妻儿，放弃他正在经营的事业，而他也真的做到了，那么他必“有毛病”。
中外这种观念差异颇耐寻味。西方的爸爸几乎都是奶爸，买菜做饭带娃什么都做，家庭等同于中国男人的事业。他们认为让爸爸带宝宝，宝宝会更勇敢健康地成长。而宝妈们也有了更多时间经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圈子，宝妈越自信、独立，对宝宝的影响也会更为积极正面。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来自欧美的类似消息：
贝克汉姆和妻子坚决不雇保姆，而是自己照料儿子，“因为一想到布鲁克林会跑到保姆而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寻求慰藉，就觉得可怕。”他甚至宣布：怀抱儿子的感觉是他一生中最感动的时刻，而这个生命比最重要的足球还要重要。只要时间允许，贝克汉姆会尽可能照料婴儿，给婴儿喂食、换尿片。他经常花上几个小时凝视儿子。由于儿子发高烧，贝克汉姆甚至干脆缺席曼联的训练。
想起一部美国电影《神勇奶爸》，身材威猛、肌肉强健的海豹特遣队员肖恩，乐于接受各种非凡挑战，完成了无数高难度的残酷任务，但他万分意外的是，他被赋予的一项新任务竟然必须化身为一位“超级奶爸”，保护五名刚刚失去父亲的幼童不受一伙恶人的伤害。为了履行军人的天职，肖恩只好牺牲他作为军人在战场的才干，转移到另一个特殊战场，充当一群调皮小孩的保姆，演绎着“大块头大智慧”。
《上海滩》里的许文强一身本领，纵横大上海，凭他的才智，他可以在那个花花世界呼风唤雨。但他为了内心深处那条人格底线，以及对冯程程神圣的爱情，甘愿废掉百般武艺，退出江湖，到香港娶一个餐馆老板的女儿……
这些，当我们见多了，才恍然：原来，牺牲才华，转身去爱的男人，更别具魅力。因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讲，牺牲生命很容易，牺牲爱情也不算难，然，让他牺牲才能，则无异于慢镜头的凌迟。
除非，他心怀博大深沉的爱。
我给你在心里留了位置
闫荣霞
他曾经是一个患抑郁症的男孩，在十六七岁时染上网瘾，体重达到一百八十斤。医生说：“他为什么胖？因为他要靠吃来压抑自己的愤怒。”他不喜欢父亲，说：“他从来就没有鼓励过我，我并不喜欢上网，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没有寄托。”
父亲那时和他在家里几乎不说话，说对待他像对一个凳子一样，绕过去就是，“不理他，恨不得让他早点出事，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他曾经有一次拿着菜刀砍姐姐，幸亏被人拦住。可是他平时在生活里几乎是懦弱的，在抑郁症治疗中心，当着众人面连上台去念一句诗都做不到。他说：“我内心是有仇恨的，因为大人老说我，老说我姐姐好，老拿我们俩比，所以我就要砍她。”
在做心理治疗时，他对大夫说起小时候被人欺负，父亲不管他、不帮他，用拳捶打墙说“我恨你”，把手都打出了血。父亲去了墙边，拉儿子的手。他说：“这感觉非常奇妙，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接触过。”他觉得有点原谅父亲了。
那天，他要正式登台朗诵。父亲说好要来，临时有工作没来。他急了，又捶着墙，不肯上台演：“既然他不来，你说让我干吗来呀？”他父亲后来赶到了现场，说事儿没处理好，“今后一定改……”他打断父亲：“能自然点儿吗？改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以前怎么冷落我的？我不愿说，一说就来气。”他父亲神色难堪，压不住火，说了句“二十年后你就明白了”，转身要走，走到门边又控制住自己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一位带着女儿来治疗的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这都是那个记者记录下来的。这个母亲说的实在太对了。再对的道路也不见得就是唯一的道路。天底下多少父母觉得自己说得对做得对，以致孩子心里有委屈。又有多少孩子觉得自己说得对做得对，以致父母心里有委屈。
委屈是心里握紧的一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自己出不去，也不许别人进来。不光是父母，还有兄弟姐妹，还有朋友，还有同学，还有同事，还有路上走的行人。彼此都有委屈，就都大家进不来出不去，原地卡死，谁也转不过身，看不见别人的无助和委屈。
负责给他治疗的心理医生说自己三岁之前，被母亲寄养在别处，母亲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先那只养了六年的狗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这个抱那个，这个不肯挪窝，那个也就上不来，她体会到当年母亲和姐姐的难受劲。原来“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
她说，知道了这一点，就原谅了母亲。
这个曾经患抑郁症的男孩后来上了厨师学校，当过兵，交了女朋友，在一个环保机构工作，瘦了四十斤。成了很有公义感的一个人，常常给当年采访他的记者提供污染事件的报道线索。他现在夹在女友和母亲之间，多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和父亲在心里真正达成和解。
原来所谓的和解，不是忍耐，不是容忍，不是被一时的感动鼓动着握握手、拥抱一下；而是理解，是理解基础上的宽容，是在心里留一个位置，让那个原来不被原谅的人可以进来，使你体会到他的感受，使他得到被你原谅的机会。
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就像水。水是软的，所以它能容纳一切，净化一切。它最没有性格，却是最强大的那一个，因为它给一切都在心里留了位置。
我不敢老
凉月满天
我爹老了。
躺在炕上，眨巴眨巴大眼睛，不认识来的都是谁。他不久前才从城里的我家搬回乡下——工作原因，我不能再照顾他，只好叫一辆救护车把他和母亲送回村子里。堂哥堂姐堂弟堂妹堂嫂弟媳，还有他的八十多岁的上了年纪的老嫂子和六七十岁的老兄弟，都来看他，挨个问他：“我是谁呀？”他就嘿嘿地笑，笑着笑着又咧开大嘴哭。我娘在旁边说：“傻子。”
我也照样问：“爹，我是谁呀？”
他翻着眼睛看我，我也歪着头看他。
他想啊想啊。
我伤心了：“你真把我忘了啊？”
他很吃力地喉咙一动一动，僵硬的舌头在嘴里打转，好像一条庞大的狗在狭窄的狗舍里打转，含含糊糊地说：“哪……哪有。”
“那我是谁？”
“你是……是……荣霞！”
吓我一跳。
外面下着大雨，我睡得香甜，哗哗的雨声正好助眠。迷迷糊糊听见嘭嘭的声音，好像沉在水底的人听着岸上打鼓，响动遥远而模糊。猛然间一声大喝：“荣霞！”我一哆嗦，激灵一下醒过来：我爹趴在窗户外面，手遮着光往里张望，一脸焦急和张皇。我哎呀一声叫，爬起来拽开门闩就往外跑——要迟到了！
穷人命贱，我生来就只被家里人“丫头”、“丫头”地叫，上学后老师才给我起学名叫“荣霞”，却从不被家里人承认，只在学校通用。这一声“荣霞”好像上课的钟声，让我清醒得不能再清醒。学校离家远，又没有自行车，中午跑回来吃口饭，原本想着躺躺就走，哪想到睡这么沉！我爹忙着把一块透明塑料布对折，用绳往中间一穿，然后往我脖子上一绑，就是一个雨披。头顶被他扣上一顶旧得发黑的草帽——我家没伞，在他的目送下我冲进茫茫雨幕。
事后我娘跟我说：你爹叫你一声“荣霞”，浑身发冷。
——其时我十三岁，读初二。如今我已经四十三，时隔三十年，我又听见他叫第二声。
然后他看着我惊骇的表情，嘿嘿地笑，嘴里的牙已经掉得只剩两三颗，调皮地露着。谁说我爹傻，他还逗我！
一年多以前，他和我娘还在我家住着。前夫出轨，为遮掩过错，反咬一口，说我不良，挑动一家十口把我打到腰椎骨折。半个月后，我从医院扶着腰回到家里，父亲拄着拐杖从他的房间出来迎我——真怀念啊，那个时候，他还能站得起来呢。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不动，不说话。我笑着说：“爹，我没事，放心吧。”他还是看着我，不说话。
自始至终，没有对此事评论一句。他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我倒宁愿他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我被一干壮汉围殴，在楼下团团打滚的时候，正是夜里，他在自己的房间，坐着看电视。我躺在医院里，已经叮嘱过女儿，别让你姥爷知道，若他问起，就说我出差了。可是为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神，竟然那样悲伤。我娘说：“你出来干什么，别摔着，赶紧回屋去。”他就一步一蹭地往自己房间挪，塌着肩，像扛了一座无形的山。
小的时候，他带我去地里，说：“丫头，把这片棉花锄一锄。”于是我就乖乖地把所有刚出土的棉苗都给锄下来了。他看着一地棉苗，叹口长气：“嗐——”
我上高中的时候，全乡中只有我一个应届生考入县一中，他套着大马车送我。
议婚的时候，小孩的爷爷（我被群殴的时候，他是现场总指挥）说：“荣霞过了门，我们一定会好好待她，不让她受一点儿委屈……”我爹回来后黑着脸，说：“还没订婚呢，先说起过门的事来了！”我娘说：“不舍得了吧。再不舍得你闺女也得出嫁。”
生了小孩，满月回娘家，他套着大马车来接我。回去一看，母亲和嫂子正吵架，我恨这不太平，收拾包袱要走，我爹怔怔地看一会儿我，扭头去了西屋。我赶过去一看，他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眼泪一滴一滴地砸下来，像大血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他哭。
夫妻分崩后的第一个大年初一，还是在我家，吃过饺子，换过衣服，我走进去，对父亲说：“我给您老人家磕个头吧。”然后趴下，恭恭敬敬的，磕头。父亲老泪纵横。
他三十多岁才生下来的小女儿，被娇养长大的小女儿，从来不舍得骂过一句、捅过一指头的小女儿，千辛万苦才供出来的大学生小女儿，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给他磕过一个头，我给他磕第一个头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五岁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憨厚而沉默，我一直叛逆和孤独。我好像生下来就已经四十岁；又好像虽然四十岁，心里还关着一个耷拉着脸的别扭小孩。可是我和他在一起，虽然沉默，却不尴尬，好像静水流深，水上是静默的长脖子鹅。这种感觉让我们俩都很享受，他就很自在地端坐着，我就很自在地嗑瓜子。
直到去年冬天，他从床上摔下来。我一个人在家，背也背不动，抱也抱不动，没奈何揽着他在凉地上坐着。还没供暖，给他围上被子，像拥着婴儿。猫咪在门边探头探脑，他就说：“看，猫想来搭把手呢。”又跟我分析，说：“一个人抬不动我，得两个人。”我说爹，你看你的黑头发比我的还多，长寿眉没白长。他说：“长寿眉还管这个呀？”我说长长寿眉的人能活大岁数，头发就白的长成黑的了。他又说：“动不了是个麻烦事。”印象中，这是我和他交流最多的一次。
后来，他就彻底卧床，神智越来越退缩，好几天晚上喊叫着要起床锄地，又骂我娘：“天亮了，还不做饭，你想饿死我？”我娘说你去说说他！我就去跟他讲：“爹，你晚上闹，我睡不好，白天打瞌睡，上班老挨骂。”从此他再没有晚上闹过，越来越安静，像一个听话的大婴儿，让睡就睡，让吃就吃。我娘说：“你爹就听你的话。”我长长叹口气。我倒宁愿他闹啊。
现在，他差不多算是彻底回归到婴儿状态，绑在他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绳绳索索纷纷解体，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大小便也不加控制，苦的累的是我的娘，我娘骂他，他就那样“嘻嘻嘻，嘻嘻嘻”。我争取尽量多地回去，可到底不能像以前，转个身就能看见，推开门就能看见，下个班就能看见。每次回娘家，我都歪着头逗他，他也识逗，乐得嘎嘎的。近来的保留节目就是问：“我是谁呀？”
他就一如既往地回答：“荣霞呀。”
我要走的时候，就跟他招手，说：“爹，再见，再见。”他傻看着，我走过去，举起他的手摇晃，说：“再见，再见。”他学会了，就冲我缓慢地举起手，五指一张一蜷，说：“再见，再见。”我笑着出门，又回头警告他：“我再来不许认不得我啊。”
“哦，哦。”他乖乖地点头。
坐在回程的车上，全身好像被抽了筋，脸上摆不出一点儿表情，什么也不想干，就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几声。傻子都知道他在一步步迈向黑暗的死亡——对他来说未必黑暗，说不定走过黑暗的深渊，灵魂可以自由飞翔，可对我是深不见底的墓坑。没有人再把我像他那样疼，我的世界很快就会没有温暖和光。
可是我必须笑，只能笑。四十多岁的女人，疲惫得只恨不得快快卸下一切重担，可是还要逗爹玩。如今才明白“斑衣戏彩娱亲”的心情，他何尝不累，却是双亲在，不敢老。
爹呀，我也不敢老。
半碗月亮
顾晓蕊
我去参观画展，在一幅画前驻足，仰头久久凝望——淡墨勾染出的矮墙，院内繁花似锦，墙外一条弯曲的土路伸向远方，一轮皎洁温润的圆月斜挂在天上。这是一轮乡下的月亮，细看果然题名：乡间月色。
这幅画将我的记忆带回遥远的童年，那样明晃晃、清亮亮的月亮是来自乡村的，是从吟诵千年的《诗经》中走出来的，脚步轻盈，姿态清朗。不似城里的月光，隔着灰蒙蒙的云层，躲躲闪闪，显得那么晦暗不明。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有月亮的晚上，乡下是不用点灯的。在田间劳作了一天的村民踏着月光归来，烧火做饭，而后端起碗聚在路边树下。在月光的映衬下，每张清秀的、粗粝的、沧桑的、褶皱的、年轻或年老的脸上都泛着光亮，吃着聊着，扯谈着田间的活计。
一群孩子在月光下疯跑玩耍，我很少参与其中，尤其金枝、银枝两姐妹在时。我那时六岁，性格内向孤僻，经常或倚或坐在矮墙上，一个人看月亮。我觉得他们是一伙的，我跟月亮是一伙的，要不怎么我笑它也笑。一缕缕饭香钻入鼻中，我不停地朝路上张望。待到母亲披着银白色的月光，扛着锄头缓步走来，我便跳下墙飞奔上前。
那年初春，我患了病，咳嗽得很厉害。母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十几里外的乡医院看病。药吃了不少，病却不见好转。那天母亲又带我去乡里看病，回来天色已晚。站到院墙外，我捂着心口剧烈地咳嗽着，一只鸟惊飞在月色中。
柴门突然开了，门里站着位身穿军装的清瘦男人，是父亲。他挟带着海风的气息风尘仆仆地归来，听邻居说母亲带我看病去了，下厨把饭做好，等候我们回来。母亲惊喜又慌张，目光温柔而甜蜜地缠绕在父亲身上，看他进灶间把汤盛好，端到院中石桌上。
我冷冷地看着父亲，心里说不出是怨是恼。他成年不在家，把地里的活儿撂给母亲，偶尔回来住几天又走了。我恨隔壁家的金枝、银枝，她们的眼睛很大，可心是盲的，脑袋里装满了恶作剧，不时爆出一串嘲笑，但我羡慕她们有个壮如黑塔般强悍的爹，两人经常骄傲地跟随其后。
碗里装大半碗粥，稀得照见人影，我心里更觉委屈，干脆坐着不动。父亲轻叹一声，愧疚地垂头，旋即兴奋地说道：“快看，碗里有什么？”我低头看，什么也没发现。“碗里有个月亮。”父亲又说。可不是吗？碗里有一个白胖的月亮，连母亲也看呆了，分外惊喜，说：“像个剥皮的鸡蛋。”
为了给我治病，母亲卖掉家中积存半年的鸡蛋。我心情好起来，捧起碗小口地抿着，直到把碗底舔了个干净。
饭后，父亲端出碗水煮大蒜，笑着说：“里面放了冰糖，能治咳嗽的，就着月亮喝下去吧。”那时冰糖稀缺，市面上买不到，是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那夜我睡得酣甜，仿佛肚子里真的卧个月亮。
随后几天的晚上，我喝着稀粥外加冰糖水，父亲陪我一起赏月，看碗中的月亮碎了又圆了。一周后，他匆忙返回时，我的咳嗽竟完全好了。
随着父亲转业，我们家搬进城里。我是在多年以后，才懂得父亲用意之深——心有明月自澄净。只是我至今未曾问过，坚守海岛的那些艰苦又寂寥的夜晚，他是否有“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思潮起伏？
在静寂的夜里，我又梦见小山村，碗中的月亮轻轻地晃荡着，洒落一枕思念。朦胧间月亮从碗中升起来，变得又大又亮悬在空中，使我放下纠结与挂碍，心中一片空明清澈。
心尖的肉，心头的船
诗雨
这个世界上不幸的孩子很多，他算得上一个。
十三岁时父母离婚，父亲另娶，母亲别嫁，他是被姥姥带大的，而姥姥，也在他考上高中的那一年去世了。
至今，他一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通常是习惯性地说：“hello,this is……嫁给外国人了，还又生了两个娃娃。至今，他没给父亲打过电话，因为后母根本不许父亲接，他小小年纪一边读书一边做家教，营养不良到现在都长不起个子。”
说实话，妈妈和爸爸都是有寄钱给他的，如果把他的账户上的钱支出来，恐怕当一个小小的富翁都有余，但是他不肯，一分钱都不动。他不是省，他是恨。
恨父亲和母亲的不负责任，既相爱又不好好相爱，既结婚又随随便便离婚，既生了他又抛弃了他，既抛弃了他又徒然想用金钱温暖他缺乏温情照耀的心。
这个孩子的恨没有化成长在身上的尖针，扎向任何一个试图靠近他的人，他的恨却化成一团硬冰，把自己变成冰里包裹着的一粒核，谁来都暖不透，谁来都摸不到，他在里面冻得发抖——他伤己，不伤人。
所以，即使工作之后，他也不肯恋爱，不肯结婚，而且不肯去国外探望妈妈，也不肯在国内陪父亲过春节，到生病的父亲打来的电话实在让他推托不过去，就连异母的小弟弟都出面劝说的时候，他才勉强回去一趟，却是待了五天，在外边和高中同学疯跑了四天半，回家只说了两句话：“我来了。”“我走了。”
说到底，还是恨啊。
我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请他给我当“卧底”的，我的小孩喜欢上网聊天，我请他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以陌生人的身份加上她，既对她有一个监控的作用，又能替她树立一个奋斗的榜样。
我喋喋不休地说孩子的“劣迹”，他在那边苦笑着听，然后说：“我觉得，你们当爸爸妈妈的，太操心了。孩子哪那么容易就变坏了。”我只有慨叹他不养儿不知父母心，他在那头沉默。
再一次在网上给他留言的时候，我的小孩居然因为和她爸爸一言不和，吃了一整板西药玩自杀，大年三十，我们在医院度过，我的心情既愤怒又绝望，对他倾诉说十分羡慕丁克家庭，养儿不如不养儿，结果他说：“唉，做父母的，不容易。”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这样温情的话，平时他都是既冷静又客观，把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进深不见底的黑暗。
昨天晚上，我派爱人星夜回娘家接来侄子的小娃娃，因为村里正闹口蹄疫，村里的小孩接二连三地死伤。小孩妈妈跟着一起来了，随行的还有一堆包袱，吃用俱全。我在网上跟他讲这事，他说：“生养个小孩，真费心……”
然后今天，我收到他的留言，说母亲要回国看他，他答应了，问我五十岁的女人喜欢什么礼物。我说你不要问五十岁的女人喜欢什么礼物，你只问一个当妈妈的和儿子分别有年，喜欢什么礼物——你的一个拥抱，胜过金宫银殿。他沉默了一会儿，问：那，爸爸呢？
“一样。”
现在，他应该见到妈妈，并且送上一个略显生涩的拥抱了吧，将来总有一天，他也会拥抱年迈的爸爸的吧？其实哪个孩子都是父母心尖的肉，哪个父母都是孩子心头的船，尘世漂染，泥滓俱尽，总有一天，儿女和父母会顶着和解带来的痒痛，坐在一起，诉说过往和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