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载，当时正值盛夏，暑气逼人，蒙古军队只行进了数里路，就觉得气喘神疲、汗流不止，有不少士兵还因中了暑不能行军作战。酷热的气候使得剽悍的蒙古兵顿时丧失了斗志。而印度兵却对这种气候习以为常。迫于环境的限制，蒙古兵在这里完全失去了优势，他们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再也没有在高原草地上纵横驰骋的气势和战斗力了。
气候原因可能是促使蒙古军队折回的主要原因，但还有一点很可能就是耶律楚材知道印度战象的可怕。
印度的大象很多，在那里大象不仅可以用来劳作，而且人们还将大象组织成军队以协助战争，印度人对大象怀有很特殊的感情，他们称呼大象为“哈第”。在印度人看来，这种动物是力量、智慧和善良的象征。经过训练，大象很容易就能成为人们的好朋友。而在战场上，大象往往凭借它们的身高、体积和力量优势占领战场的主动权。
高的战象可达2.7米，这使得架在它背脊上的塔楼可以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射箭、投枪。在众多的动物中，大象力大无穷，而且又可以驯化，如果在战场上排开象阵，那将会所向披靡。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军事力量就已经依靠战象了，现在出土的当时的钱币上就有战象的图样。据记载，孔雀王朝还支援伊朗王朝和亚历山大大帝500头战象，帮助他们战胜马其顿王朝。
而战象和战马的配合就更是天衣无缝，象马并肩作战，由象开道，战马就能冲锋陷阵；而有了马冲锋，象就可以冲杀践踏。根据印度文献记载，当时印度的部队包括四种，象兵名列旗手，其次才是马兵、战车兵、步兵。可见印度是将象兵放到了制胜的地位。如果两军交战，蒙古骑兵很可能要遭遇象战，蒙古骑兵将很难应付，这一点成吉思汗的后代就尝到了印度象兵的苦果。
1397年，成吉思汗的后代帖木儿决定完成先祖的大业，排除众议发兵印度。他先命令其孙贾汗吉率领三万骑兵作为远征军的先锋队，贾汗吉在1397年成功渡过印度河，并于1398年5月攻占了木尔坦。随后，帖木儿亲率十万远征军，横越兴都库什山脉到达了喀布尔。1398年9月，帖木儿特意选择了当年扎兰丁过河的同一地点渡过印度河，意为完成成吉思汗未完之事业。帖木儿与贾汗吉会师索特里粟河，然后继续前进，一路上所向无敌，直到遭遇了印度的象兵。
当时印度军派出了120头战象，每头象的背上背负一个战楼，楼内有战士12~14人不等，他们以箭为武器，处在几米高的战象上可以居高临下地从战楼中向脚下和远方的敌人发箭。印度军的这种作战方法蒙古人从未见过。蒙古军队的战马见到这等庞然大物，任凭怎么鞭打也不上前。顿时军中一片混乱，象背战楼里的箭如雨飞，蒙古骑兵死伤不少，不得不马上回头撤退。帖木儿见识到了战象的威力，他的进军计划遂被这种庞然大物打乱了。尽管之后他想出了用火攻的方式来制伏象群，但之前的战斗在蒙古骑兵中已留下了阴影。所以说如果当初成吉思汗的骑兵强行攻进印度也势必会遭遇象战，那对于已十分疲倦的蒙古骑兵是不是致命的就不知道了。
没有人知道蒙古骑兵要是强行攻进了印度，历史将怎样续写，但最后成吉思汗决定从印度撤军，从而保住了蒙古军的主要力量，大元王朝最终得以在东方屹立才是真正的史实！
张献忠屠川秘事
张献忠屠川，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是的话，又真的像历史上说的那么惨无人道吗？是张献忠真的生性残暴，还是清代的统治者在撒谎？
众所周知，四川是个移民大省，历史上曾有五次人口大迁移。而张献忠屠川是民间传说还是历史，就隐藏在了元末明初和清初的两次人口迁移当中。历史似乎就肯定了张献忠在1639~1646年间，曾屠杀了四川的350多万百姓。蜀人一下子由战前的400万降至到战后的50万。之后这才有了湖广填四川的历史。
张献忠屠川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先后攻取了重庆和成都，并在那里大肆烧杀淫掠，给四川带来了毁灭性的大灾难——富裕的巴蜀之国，竟被屠为空城。
据《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而在《流寇传》中则说扫荡陕西、湖广、江西的张献忠嗜血，入川杀应考士子、坑成都民、杀各卫籍军98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州县，草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民尽。在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中也列举了张献忠屠川的事实，如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当时的民谚也表明似乎真有屠川一事，谚语提到“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
有人说，历史不过是成功者的历史，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成功者为了掩饰负面影响必然想着用一些所谓的“史实”来掩盖真相。史料毕竟是人记录下来的，它难免带有个人的情感，也会因为其他的原因产生误差，如果不加取舍而一味相信，那么这比不去了解历史更让人觉得可悲。但我们也不能说史料就是完全错误的而对其全盘否定，我们不可能回到那个过去的时代，唯有这些珍贵的史料是我们获得真相的主要来源。哪怕史料记载的是谎言，拨开千百个谎言，我们仍可以辨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张献忠曾经屠川，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当然不能像南京大屠杀一般可以追溯，因为毕竟是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我们仍然能从这些史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张献忠屠川之思考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出于种族主义，那么张献忠何以要屠川？也是因种族问题？显然不可能。因为陕西人和四川人相邻，而且同为汉人，两地自古就联系十分紧密，早在三国时期，蜀国和魏国就将汉中作为主要的战场，两地民众中还有着许多自发迁移通婚的情况，由于两地仅一山相隔，因此在语言文化上也有很多共性，族群对立恐怕不是可信的因素。那是不是像“七杀碑”所表现的那样纯粹是因为愤世呢？这是个诱人的答案。
张献忠的父亲死于内江绅粮陷害，嫂嫂寻短于钟氏官绅家的强暴，家乡的落魄秀才慨叹人世间的不平，向他道出了“天损有余补不足，人劫不足富有余。恶！恶！恶！恶！恶！恶！恶！”的积怨，从而引发了张献忠惊世骇俗的“七杀碑”。碑文这样写道：“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满眼望去，真是杀气腾腾，这杀气是向何人而发？他是想要杀尽天下的压迫者，还是愤世嫉俗形成了心理畸变而想要杀掉天下人？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愤世的人，可能会在地铁释放沙林毒气，也可能会开车冲向人群，或者带上燃料去点燃公交车，更或者带上手枪去餐馆枪杀他认为可以枪杀的人，但是会有一个已经愤世嫉俗的人去耐心地组建一支军队并逐渐发展壮大它，然后再在若干年后带领这支军队到曾经受过迫害的地方去滥杀吗？古今中外，也无法找到这样一个例子来佐证这一论断。而且就“七杀碑”的作者是否就是张献忠这一问题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难道说他是为了报复四川人？
有可能，毕竟他的惨痛遭遇是发生在四川，在那里他被弄得家破人亡。但毋庸置疑，迫害他的是那群掌权的贪官，普通百姓和他受着同样的苦，他带领的起义军也是因受着贪官污吏的盘剥，最后才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如果是这样，他们又何以对同样处在苦难中的贫苦百姓下手？就算是在战争年代，相信基本的人性还是存在的，面对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人，不说同情，至少不会如此痛下杀手。就算他能下得了手，他又凭什么让众多的士兵肯下毒手呢？仅凭借他与生俱来的霸气？
那么是不是清政府在说谎？
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不难想象，历代统治者永远不会将那些敢于向他们造反并双手沾满血迹的“刽子手”视为英雄。清朝的“文字狱”，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不必说张献忠这个曾经和清军交战过的人，任何一种有违清政府意愿的资料和思想都会遭到清除，哪怕说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能被灭族，有谁还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呢？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可能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湮没篡涂。于是，那个把张献忠视为“恶魔”和“逆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明史·张献忠》，就是在几任清帝的授意下根据《绥寇纪略》的史料炮制的。而《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当过成都知县又因罪被张献忠所杀的吴继善的好友和族弟，人们便不难理解《明史·张献忠》的真伪了。这一本似乎并不够，更多帝王家的御用文人开始了幻想。为了使这个杀人狂魔的形象根深蒂固，于是明朝“专剿”督师杨嗣昌的儿子杨山松写了《孤儿呼天录》；明朝华阳县令沈云祚（被大西军所杀）的儿子沈荀蔚写了《蜀难叙略》；生于仕宦之家又参与过颠覆大西政权战斗的费密写了《荒书》；欧阳直写了《蜀乱》；彭遵泗写了《蜀碧》……从此张献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罪行就此奠定——“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史料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只能自己去辨别真伪，甚至还有一种更荒诞的说法演绎张献忠屠川。是说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例如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此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厚约三四寸的高底绣鞋，鞋跟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雏花，并放进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下就会漏出一朵雏花状的香末。这些极度奢靡的行为触怒了上天，于是上天便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但这种附会于神灵的传言，不可能真正成为他屠川的理由。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献忠攻进四川之后，担心粮草不够，便每日派人屠杀平民，甚至到最后要杀掉自己军中的士兵。如果说张献忠考虑到粮草不够，那么他的目的是要保证部队的实力，但他却反过来大量屠杀自己的士兵，削弱自己的实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为张献忠正名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张献忠鸣不平，在现代的历史教材中也将张献忠称之为一位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甚至有人说，在中国，一个关于农民起义军领袖的传说能够不畏高压封锁、不惧诬陷、代代相传，张献忠是第一个。
至今在四川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张献忠和大西军的故事。如“烈马坪”、“艾狗”、“白马庙”、“撒金石”、“罗锅山”……特别是传颂了三个世纪的重庆“杨柳街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据说，张献忠攻重庆时，被一位年轻女子的善良和大义所折服，遂叫这女子回家去，在门上插上柳枝，保她一家平安。女子回家后，向邻居们传递了这一消息，于是家家门上插起了柳枝，重庆城百姓也免于了兵燹。
关于端午节挂艾草的习俗据说也和张献忠有关。四川人都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要挂上艾草，老人们说这是为了辟邪保平安。据说当年张献忠入川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婆，背上背着一个大一点儿的孩子，手上牵着一个小一点儿的孩子，就觉得很奇怪，便上前问其原因。没想到老人的回答让他大吃了一惊。原来老人背上背的是别人的儿子，由于父母都被乱军杀了，只剩下一根独苗，因此要好好保护；而自己手上牵着的小一点儿的孩子才是自己的孙子。张献忠有感于老人的善良，便在路边顺手扯了一把野草交给老太婆，叫她把这把草挂在门口，并传令“凡是门口挂有此草的一律不杀”。这把草就是艾蒿。老人回家后将此事告述了乡里人，张献忠的军队到达后一看，全村的房门上皆是艾蒿，便离开了这个村子。
这些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民间故事，都说明了张献忠不可能真正残忍到将整个四川都屠尽了。但史料和民间传说可以说明张献忠的“屠杀”这一点应该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屠杀。理由是史料的复杂性和漏洞百出，更像是清朝御用文人在既有传言和记录下加工的“成果”。
很可能张献忠真正想屠杀的是那些士绅和文人。
张献忠杀了端王和蜀王，因为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由于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张献忠也和大多数农民起义军领袖一样，极度憎恶文人、盘剥人的官吏和士绅。他开科取士可能也想过要好好利用一下文人，要搞好自己的大西政权。可是大明朝的文人虽然未必真正忠于大明，但他们对于君主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在明代八股文熏陶过的文人脑子里总有着某种固定的思维，君要有君样，臣当有臣责。但他们用这一套对待明朝皇帝的手段对付张献忠，只会招来杀身之祸，而且一杀就不是一个人，而是有着同样思维的整个群体。
张献忠屠杀士子的行动，使得在四川乡村占统治地位的士绅阶层对他又恨又怕，从而拒绝同他合作。任何封建王朝，失去士绅的合作就意味着失去从农村征收赋税、劳役的正常途径。张献忠的大西朝立刻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于是才有人说，张献忠屠川是为了解决粮饷。既然无法正常征收税赋，那就只有抢了。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张献忠的军队会乐于执行所谓的“屠杀”命令。因为他们只是去“征收”税赋，出于无奈得向士绅们征收，必然会遭到抵抗，那么就很可能引发杀人、抢劫、强奸等种种暴行。
连锁反应是持续的抢劫使农民开始逃亡，然后是对剩下来的人更严重的抢劫，紧接着的是更多的逃亡。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躲避灾祸，出现的大逃亡不在少数，那么千里无人烟的景象也就并不奇特了。
城市里的居民，除了张献忠的军队、军属外，也只有逃亡那一条路了。因为没有农民会到城里出售农产品了，除非能分到张献忠军队抢来的粮食，居民们不想饿死只有逃亡。
不需要对成都进行大屠杀，成都自然会在张献忠部离开后成为空城。这并不是多么特别的景象，所有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侵者在初期都会这么干，叫做“打草谷”（官兵以牧马为名，四处劫掠，充为军饷，俗称打草谷）。其受难者只会更多更惨。不少其他农民起义也是如此，没法给占领区带来安定，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最重要的是“饥饿”可能导致他们全部逃离。
然而为何张献忠背上屠川的骂名？那自然是清朝刻意嫁祸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