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而化之，方可自信
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真正的教育大家，一定在教育以外的某个领域也很优秀，而且不管经历多少事情，仍然过着一种有趣的生活。如果相反，即使来人有再大名头，在我看来都不必与他深谈教育，因为这是在浪费时间。
大量的人物采访印证了这个观点。
我做媒体多年，但不专心，中途各种玩，登山、漂流、赛车、网球、摄影、纪录片、摇滚乐，其间和各类人等厮混。玩得找不着北的时候，七年前机缘巧合创办了《新教育家》——一本教育类人物杂志，于是就认识了钱志龙。
我和钱志龙是这样的，我们都到处飞来飞去，但是只要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就一定要见面，哪怕是匆匆一面。记得201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冒着寒冬北京那不近人情的大风，在黑夜之中找到对方时已经冻僵。好在圣华大哥（资深教育媒体人、《中国教育报》副总编）在家里准备了上好的热茶，于是“寒夜客来茶当酒”，三人热切地聊了起来。
钱刚刚从非洲回来，参与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在贫民窟里，黑人女孩在跳芭蕾……”钱兴奋地讲述他的非洲之行。纪录片剧组奔波于各大洲，用细致的电影语言记录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样态，企图描绘出地球各处文明的传承方式。钱是那种能够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群里面自由穿梭的人，如果他变成一条鱼，一定能在淡水和海水之间来去自如。
第一次见到钱，是钱回国后最低谷的一段时间。当时他的脸上有一种一本正经的忧郁，配上轮廓分明的脸，忧郁看上去很深很牢固。然而忧郁散去的钱有一种刚刚好的自恋。我一直以为有才华的人都应该有那么一点点自恋，否则太不真实。因此，我们很谈得来，最终我们聊到国际教育。钱说其实学习的目标不只是双语，还应包括双文、双文化。
钱志龙在《办学理念和目标》中写道：
我希望培德的孩子们瞻前而不忘古，顾此而不失彼，用既不自大又不自小的态度探究宇宙，并推敲他们的内心。我希望他们不用付出母语和文化母语的代价，去换取一张世界竞技场的入场券，无论将来他们手持什么颜色的护照，选择在哪个洲、哪个国定居，他们都能优雅体面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自信而自豪地展现一个中华儿女的德智修养和审美标准，并能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在中国教育界，有如此多涉外故事的人不多；在海外系统研究教育并以外国人的身份在美国当校长的也很少；面对西方文化如此“文而化之”，使西方文化成为自己无意识的一部分，同时完整保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以此来传播中国文化的人更少。
他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闯荡美国，感受世界，并且让自己拥有多元文化视角和思维，其间的故事和整个民族融入世界的曲线同构。钱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的教育才能真正和国际接轨。
钱志龙这个人，在我看是中国人逐渐找到文化自信的一个社会学样本，值得研究，把他放在手术台上解剖了都值。今天钱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算是一种自我解剖吧，不只是脱光衣服的事情。
读者可以从故事中了解，一个中国人以自信的姿态融入世界的细节。
钱志龙的大学时代比我要晚好几年，在大学几年就是一代啊，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留学美国很少带着自身文化去融入美国社会，去跟老外讲中国历史、讲老庄、讲唐宋八大家，展示水墨画的魅力。只是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基本功在美国安身立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就意味着一生的幸福，你要是拿到全额奖学金和美国签证，立马可以有系花级别的女生不顾一切地跟你走。我们那时把同学分成两拨：出去的和不出去的，似乎出去的同学和不出去的同学就此分道扬镳。而三十年后的分类是这样的：坚持梦想的和放弃梦想的。
我们那时学校有同学亲手做T恤，上印两排字，前胸印着：托福600，后背印着：GRE2000，穿着在校园里招摇，表达出国的决心。记得化学系八四级的一位同学刚刚申请了美国大学，在等消息的时候深情地对我说：“曦哥，说实话，一想到美国就有一种乡愁！”那时候他对美国的了解就是挂在蚊帐旁边的美国地图，这张地图已经被抚摸过无数次，那是他当时的精神支柱。
这本书一旦出版，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找到三十年前化学系的那位同学，送他一本。
姚曦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于川大荷花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