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霸罢学
虽然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留学的事，但故事必须从头说起。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个完全不需要大人操心的小孩，甚至被老师形容成“又红又专”，所以高中就入了党。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我其实并没理解在和平时期“入党”的意味。坦率地说，它更像一枚不容推辞的荣誉奖章，提醒你努力做一个更上进的学生、更好的人。那个年代入党，虽然懵懂，但很纯粹。
入党之后没多久，我就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虽然没亲身经历那场被人嘲笑为“不参加则人生不完整”的高考，但和很多同龄人一样，被十几年的应试教育基本榨干了学习的热情。一进大学校门，什么都想干，就是不太想读书，也不太在意成绩和名次这件事了。再加上远离了父母、远离了家乡之后，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就像刚出笼的雏鸟，四处寻找释放激情的途径。
于是我进了校学生会，从贴海报开始，什么事儿都干，有时候甚至就睡在学生会办公室。后来就有了些职务，还差一点当上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会最大的收获是交到一群跟我学不同专业的朋友，可以和他们聊考试以外的话题，聊人生、聊理想、聊大学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很感恩认识这群特别优秀的朋友，关鹏、贺凯、杨洪、开宇、兆旦、王华、王鹏、志静、简易……以及已经想不起来的好多名字。
“70后”这代人自己没吃过什么大苦，但多少见过别人吃苦。我们错过了乱世出英雄的机会，只道听途说了一些北大前辈热血沸腾的传说。我自己离“豪迈”这个词最近的一次经历，是当北约“误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我高举着拳头跳入了游行的队伍，还写了一篇讨伐北约的檄文，站在人群里大声地念。那种为了一个信念就热血沸腾的场面，现在每天玩手机的孩子恐怕无法想象。
“70后”是不耻于谈“理想”的，而北大又是一个允许你谈理想的地方，一个可以在寒冬腊月喝了大酒，踩到刚冻结实的未名湖上，脱光了上衣拍着胸脯大声喊出“我爱中国”而不会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的地方。回想起来，那种踌躇满志的激情是如此的青春、赤诚和壮烈。
学生会主席竞选资格被剥夺（详情见《校长日记：我在美国当校长》（钱志龙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后，我消沉了一阵子，辞去了所有的社会工作，回到求知求学的状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大的这块金字招牌还是吸引了国内外不少的大咖来做讲座。那段时间听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讲座，感觉校园外的世界好大。在对专业课的热情无可救药地消退的同时，却对其他院系的课充满了兴趣，比如广告系的朱青生教授讲的“当代艺术”，比如英语系的“美国文化”。
美国文化课的讲师叫Angela Goding，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开阔了我的眼界，带给了我很多新思想，我在心里一直叫她“天使姐姐”。她因为喜欢燕园的环境而来北大兼职授课，她正经的工作在北京四合院画廊，很有可能她是中国第一家地下画廊的执行总监。
说“地下”，是因为画廊展出的都是不可能进入主流画廊的前卫作品，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像艾未未那样伟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另一个原因是它开在地下室，带着一点类似地下党的神秘感，而楼上是家同名法国餐馆——一家当年京城为数不多的能做出正宗法国料理的餐厅。
主厨是个华裔美国人，叫Paul，厨艺精湛，人又风趣，不忙的时候经常戴着他那顶高得夸张的白帽子走到前面跟客人搭讪。他喜欢跟我聊天，我猜他享受教一个乡土气息浓厚的大学生如何正确使用刀叉的成就感。我非常感谢他让我知道真正的西餐是什么样子。
Angela还介绍了他的助理Peter Black给我做朋友。Peter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中国明清艺术史，临毕业前在中国实习。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文流利得会吓人一跳的白人。我们一见如故，并决定用一种特殊而公平的方式沟通——他说中文，我说英文，谁也不占谁的便宜。我领着他，确切地说是跟着他一起探索我也并不太了解的北京，而他则点点滴滴地给我介绍他在那儿出生长大的美利坚。
他住在交道口，对于不怎么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感觉好遥远。Peter是个非常体贴细心的人，有时候我们聊得太晚了，地铁停了，他会硬往我兜里塞五十块钱，让我打车回去。当他发现我舍不得打车还是坐公交的时候，就索性让我在他家睡上一晚，第二天再回学校。我的家训是“无功不受禄”，实在推辞不过，我就加倍努力地帮助Peter学中文。甚至在他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自己研发出课程去给他上课，还给他布置作业。
我也会挑一些很经典的中国电影陪他看，比如《霸王别姬》《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他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买盗版碟这件事，那时候穷，正版碟我是真的买不起。但我知道他是对的。
Peter脾气很好，但也有暴躁的时候，有一次他重重地把书丢在地上，抱怨中文难得太没天理，质问我为什么中南海和北海都不是海。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也没有百度，我还不能动动食指就回答他——“当年给这些湖命名的统治者是蒙古人，在蒙古语里‘海（海子）’就是‘湖’的意思”，只能自作聪明地反诘他为什么Mr.Black是个白人。
我们就是在这种彼此欣赏、互相嘲弄的交流中，建立起一种惺惺相惜的友谊。可惜几个月之后，他就结束实习回国了。那个年代别说社交软件，连电话都没普及，很容易断了和一个人的联系。多年之后，我妈告诉我，有个人用奇怪的语气打电话到家，说：“你有一个很聪明的儿子，我很想念他。”Peter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不知他现在何处，是否安好。
上Angela的课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常常忘记我们在上课。她很随性，有时候放一部电影，有时候讨论一些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没有课本，唯一的纸质教材是一九九五年版的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影印章节。Angela出生在旧金山，所以常常提起这个城市。当她聊旧金山的时候，也不会传授任何硬性知识，比如金门大桥的高度、淘金热的年代，而是聊她的生活，所以用得最多的教学工具是她的生活照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流行PPT（PowerPoint，演示文稿软件，其中的每一页就叫“幻灯片”。），她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幻灯片”——用照片底片做成的小方格子，在一个黑色机器上码成一个圈，像时钟一样依次轮动。在熄了灯的教室，伴随着韵律感十足的“咔嚓”声，一明一暗中，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她的家人朋友，旁若无人的笑脸，她的厨房和她的狗，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台下我们这群懵懵懂懂的大学生听得凝神屏息，如醉如痴。
当她提到“Paradise of gay people”这个名词之前，我们这些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英汉字典》深信不疑的学生们都还以为“gay”只是一个表示“欢快”“愉悦”的形容词。当我们看到完美身材的男孩子和面容姣好的男孩子手拉着手甚至亲吻的图片，教室里顿时充满了唏嘘声和怪叫声。
2 “新东方”灯塔
Angela的美国文化课以及与Peter的交往，彻底点燃了我对这个国家一发不可收拾的好奇心，也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我要去美国。当时校园里已经开始有了“出国留学”这个选项，大三、大四的学生群体里也有了这种互相感染的气氛。我跟班主任付志明老师说了我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和祝福之后，开始疯狂加大学习英语的力度。
Peter走之后，我才意识到有个英语母语者陪我说英语，随时把我从课本里背下来的生硬词汇变成地道的美国口语，是件多么奢侈而幸福的事，也让我意识到聊天是如此有效的学习方法。跟Peter交往的短短几个月，不但让我的发音和用词更加精准地道，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我用英语交流的意愿和自信。
我每周六会骑车到人民大学，参加当时北京唯一的一个“英语角”。其实英语角算不上一个学习英语的地方，它只是为一群希望练口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而不受裁决的场所。在那里没人会嘲笑你“假洋鬼子”什么的。去那里的男女老少水平参差不齐，如果实在找不到一个程度匹配的人，就索性鸡同鸭讲，扯开喉咙各聊各的好了。
除了英语角，我还做了一件现在想想非常疯狂的事。我会徘徊在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的门口，看到面善的学生就屁颠屁颠地凑上去问：“Can I help you？”没有人会无缘无故陪你练口语，但我相信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琐事需要帮忙，为别人提供援助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一种交友方式：I scratch your back,you scratch mine。
那个年代学校管得很严，十一点宿舍就熄灯锁门。为了能熬夜准备非人的GRE（GRE，全称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中文名称为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适用于除法律与商业外的各专业，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主办。GRE是世界各地的大学各类研究生院（除管理类学院，法学院）要求申请者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考试成绩，也是教授对申请者是否授予奖学金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标准。）考试，我一狠心，撇下兄弟们从宿舍搬了出去，在北大西边的万柳公寓租了间小屋子。虽然号称“公寓”，其实更像监狱的设计。三四通长长的平房像瑞士卷一样被均匀地隔成不到七平方米一间的十几间小屋子，推开门就是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紧挨着床的书桌，椅背抵在床沿上。
虽然狭小逼仄，但却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拥有的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第一次触摸这个年纪早该拥有的自由和私隐的快乐。我从新华书店买了一张美国地图挂在墙上，每天用手指去摩挲那一个个细小而陌生的地理名词，想象着几个月后可能会在其中的一个城市读书生活，心跳都会不自觉地加快。
那时候没有留学中介这个行业，只有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学校有一个带着维新变法气息的名字——“新东方”。俞敏洪校长不光是我们的导师，更是我们的英雄，他自己没能留学，却像古老神话里的英雄一样化身为一座灯塔。在那个留学还是少数人追求的梦想并在夜色中摸索的年代，一群不满中国研究生教育现状，也不甘于适应现状的大学生，就借着灯塔里微弱的光，沿着前辈踩出来的泥泞小路，像一群刚刚被打开笼子的小鸡一样，探头探脑地迈出国门。
新东方那时候规模还不大，条件也很简陋，没有自己的教学楼，基本是租用别的学校周末或放学后的教室，甚至厂房里的大会议室。大夏天也没有空调，满满地挤了一屋子互不相识的学生，埋头做那一摞摞的GRE真题。真题大都是影印本，字迹模糊，但那就是我们“过河”时唯一摸得着的“石头”。
“出国帮”成员人手一本“红宝书”——从五千到三万词汇量的GRE词典。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背单词的方法，也明知这种学习不是学习，但对于一群母语非英语的孩子，突然要去和所有的美国本科生竞争有限的研究生院录取名额，以及更有限的奖学金名额，这就是我们唯一的路径。之所以说“这种学习不是学习”，因为GRE考完不消三个月，那些曾经拥有的傲人的词汇量便会如独立日的焰火般烟消云散。
那时候的GRE分三个部分，有三个奇怪的名字：“Verbal”指的是文字文学素养，“Quantitative”指的是数学素养，“Analytical”顾名思义是逻辑（分析）能力。对于中国孩子，语法题还算好，中国的英语课教的最多的就是语法。但因为阅读理解的文章话题涉及天文地理、生化科学、医药百科、音乐美术，即使拥有了几万字的词汇量，要读懂所有文章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新东方老师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学生考出高分，于是他们传授的一个重要技能就是答题技巧。老师们花大量时间总结了出题老师四选一的规律，学生们似懂非懂、将信将疑地按部就班，也确实能在绝望中找到一丝希望。我当年考得是800分满分里的640分，分数不高，但好像打败了83%的对手。
美国人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理解基本概念，数学考试从某种程度上很接近考驾照，而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成天训练如何破解疑难怪题。所以在“黄沙百战穿金甲”的中国学生面前，数学部分就像《水果忍者》游戏。虽然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得意的，但至少在攻坚的堡垒中这是敌人最薄弱的一环。理科生们不考满分是奇耻大辱，都不好意思跟人说；我考了770分，对于一个四年大学没沾过数学一根鸡毛的文科生来说，也足以自我宽慰了。
逻辑题目要看懂也不容易，要蒙对主要靠人品。但因为并不是每所大学都看这个分数，很多人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死磕。我当时考了670分，也算是够交代了。好在GRE考试没有写作，也没有口试，所以很多英文实战能力差的人也可以蒙混过关。
那个年代“水未涨，船未高”，总分过了2 000分就可以自信满满地申请大学了，不像后来每年都爆出考满分的天（疯）才（子），也让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分数产生了质疑。能不质疑吗？一群中国孩子打败一群美国精英学子，你就想象一下，一个从没来过中国也没有中国籍汉语老师指点的美国学生，竟然拿了高考状元——这绝对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
于是，很多有脑子的名校开始行动起来，“封杀”GRE满分生，他们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无论是因为聪明还是努力，你花如此多的时间和心力，只是为应付一场考试，你一定也错过了什么。而那些你错过的，极有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与人沟通、思考人生、锻炼身体、结交朋友、公益劳动、周游世界、兴趣爱好……
GRE虽然难得没天理，但我却不觉得它是最大的挑战，毕竟那个年代想出国、能出国的都是学霸级别的应试高手。考试说到底只是门技术活儿，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熟能生巧，一定能做得好。ETS的出题官们虽然赚足了中国学生的钱，但也是吃足了苦头。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拓展并更新题库，降低学生撞上熟题的可能。还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跟中国考生斗智斗勇，甚至几度取消考试成绩。
经受了考GRE的魔鬼训练之后，再去准备托福考试就易如反掌了，毕竟托福的听力、口语考试，主要是衡量一个人所掌握的英语能否在美国生活。我没有花钱去报托福班学习答题技巧，几乎没怎么准备就考了个接近满分。之后借着自己胸有成竹的应试经验，还模仿着新东方老师们的谐谑风格，去给别的学生上过一阵托福课。那时候仗着年轻，一天站着连讲七八个小时都不是个事儿。第一批新东方的老师就是这样发家致富的。
申请美国大学的第二座大山是PS，不是考你怎么把脸变瘦、把腿拉长的修图技巧，而是撰写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其实就是用有限的文字，回答大学招生官“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学校？”“学校为什么应该录取你？”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既考验你英语写作能力，又挑战你讲故事水平的大门槛。
在中国的英语课上，很少有机会练习英语写作，因为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教，最多帮学生改改单复数，第三人称加个s什么的。就算学生词汇量再大再偏，因为缺少“熟读唐诗三百首”的海量有效输入，写出来的东西也大多带着浓浓的“最炫民族风”，不知所云的Chinglish（“中国式英语”）常常让外国招生官一头雾水。回看我十七年前写的PS，用词晦涩，肉麻做作，不堪卒读。
但真正被招生官果断弃之的还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作文内容。即使文字再拙，只要故事真实、感情诚挚，还是能打动人的。怕就怕中国学生习作例文看得太多，已经不会讲自己的故事了。当然，中国学生这十几年的光阴全用在应付考试上了，也根本没什么有趣有料的故事可讲。
于是，为了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能把招生官弄哭，他们就开始编故事，或者生硬地背诵别人的故事。世界上没有比“哭而无泪”“无景生情”的虚假文字更让人反胃的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19世纪，一定有这些PS的功劳。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身残志坚、含辛茹苦，拉扯孩子长大的寡母和那么多卖身葬父、寒窑苦读，最终金榜题名的儿女？
申请路上的第三座大山是推荐信，其实这一项要求挺为难中国学生的。因为中国但并没有这样的“推荐文化”，而且绝大部分大学教授用英语写作也是有心无力。
最常规的做法是老师用中文写，学生自己翻译。话说要把教授们的魏晋文风翻译成外国教授能读懂的英文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有学生把自己夸一通，然后讪讪地摸着后脑勺去找教授签字。
我听说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自己写、自己签，反正基本上都是死无对证。那个年代，电子邮件和手机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普及，经常不在办公室待着的教授们的电话还得用总机转。就算你中彩票般地遇到一个较真儿的招生官，克服万难打通了教授的电话，估计也是鸡同鸭讲。别说中国教授的英语不知所云，老外能把中国孩子的名字念得让大家知道说的是谁就已是不易。
最后一道难关是大学成绩单，倒不是说你需要做什么特殊的努力，都大四了，一切都晚了。无论你喜不喜欢，成绩就在那里，不增不减。还好有奖学金要求的约束和班主任付老师的叮咛，我没让成绩太难看，但并不是全A，尤其是那些我打心眼里不认同的死记硬背的公共课。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该考的试都考完了，把材料都集齐了，才开始撸起袖子找学校。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得去大学电脑教室排队等待那些586的电脑在隆隆的配音中缓缓启动。所有信息来自半天才能打开的国外网站和师兄师姐们在MIT BBS（论坛最早于1997年以bbs.mit.edu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因此得“MIT”之名。然而，其历史可追溯到另外两个较早的论坛：1996—1997年中国北京大学的“未名BBS”以及后来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中心的“空间BBS”。与位于中国的两个前身不同，MIT BBS（未名空间）较少受到中国大陆网络审查制度影响，在海外留学生中声望渐增。）上七嘴八舌、戏谑怒骂的留言。
我们系里那年只有我一个人打算出国，大家都忙着准备各种工作面试。阿拉伯语专业对口的机构无非就是外交部、经贸部、新华社，以及华为、北方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我对这些根本提不起任何兴趣。虽然老师劝我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是我当时心意决绝，也不想利用党员身份白白占用了这些本来有限的推荐名额。
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和奋斗目标，让我经常跟英语系的人混在一起，不知不觉疏远了同班同学。出国这种事是需要搭档的，不光是互相敦促鼓励，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事情需要彼此助力。
有一天，在友谊宾馆举行了一个超大规模的部长级国际会议，所有北大外语系的老师学生全部出动，担任现场翻译兼志愿者。在那次实习活动中，我跟英语系的粟春科相谈甚欢，经常约好了一起去查资料，互相帮着在图书馆占座熬夜背单词。他科班出身，英文还胜我一筹，自然我沾光的机会多些。很羡慕春科和他们英语系的学生，过半都在准备出国，而且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什么专业都能申请，都敢申请。
其实当时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语专业早已没有了激情，只是看在四年“同眠共枕”的情分上还在勉力维持着“婚姻”，明明已经动了“红杏出墙”的念头，还是没有勇气迈出跨专业申请那一步。也可能是还没遇到让我一见倾心的“人”，我当时申请的都是中近东研究、阿拉伯文学方面的硕博士项目。可想而知，开设这些生冷专业的大学本来就不多，而且文科研究专业大多没有充裕的资金，即使是博士生都不一定能拿到全额奖学金。那时候也有点抠门，每申请一所大学就意味着五十美元到一百美元的报名费，所以最后我只申请了六所大学。
把厚厚的申请材料包一一寄出去之后，身体从紧张繁重的工作中解脱，但精神上的煎熬才刚刚开始。因为没有参加过高考，没有那种等待放榜的焦虑经验，这一次的等待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望眼欲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别人一声声的惊喜尖叫，我的心越揪越紧。美国大学哪怕不录取，也会非常礼貌地寄一封信给你，以表达他们的惋惜之情。
录取通知因为随信附上了一摞《报到须知》而显得格外厚重，而拒信通常是很薄的一页纸，所以从门房大爷那里接过信封的瞬间，不用拆就知道是祸是福。但最折磨人的是同样厚厚的信封里却塞着没有奖学金的录取通知，让你一下子从杨过哥哥的大雕背上直接跌落绝情谷底。
最可恨各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不是同时到达，前后要持续几个月。钝刀割肉，比高考放榜残忍多了。直到收到最后一封信，所有六所大学的回复集齐，虽然我拿到了三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但没有一所学校能够提供全额奖学金。没有全奖，别说学费交不起，连签证也拿不到。
于是，留学计划宣告落空。别的小伙伴已经开始讨论接下来做签证、找旅伴、订机票、租房子的计划了，我只能黯然离开这个曾经一起奋斗的小群体。对于我这个一路保送的学霸而言，这算是人生第一次遭受被人拒绝的挫折，但现在回头想想，也是一种难得的珍贵体验。
当时因为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中介公司，所有的事情，哪怕是填一张表格，盖一个公章都得自己做。但也正因为如此，你朝着自己的目标，用自己的双脚踩下每一个坚实稳妥的脚印，你参与并拥有整个过程，留学这件事才因此而变得完整而更有意义。
就好像旅行一样，你大摇大摆地走进旅行社，喊一声：“老子要出去玩一个月，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旅行社的职员恭恭敬敬地帮你沏上一壶茶，在电脑上“剔剔挞挞”帮你选好目的地，订好头等舱机票，安排好空调大巴和专车接送，订好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有双语导游兼翻译全程陪同，照顾你吃喝拉撒睡，帮你选好餐厅点好菜，替你购物，为你砍价，帮你骂人。听上去是不是好省心？然而，这样的旅行还有意义吗？
同样道理，如果别人帮你找好学校，选好专业，替你撰写个人自述，帮你搜集乃至伪造成绩单和推荐信，甚至找人替你考试，冒充你面试，然后还帮你申请签证、订机票、安排美国的接机、租房子……那就很容易导致这一服务的继续延伸：找人代你去上课、帮你做作业、替你写论文，最后再给你造一份假文凭……功德圆满。但这样的留学还有意义吗？
3 爸爸安东
我得一辈子感谢李嵘——我青梅竹马的中学同学，当时她在人民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的硕士。在她的导师——杨恒达教授的引荐下，我得到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给一位神父做助理。这并不是一份神职工作，Ron Anton（安东）神父的世俗身份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在旅居中国的十几年里，他做了两个了不起的项目，我觉得是可以被写进中国教育史的。
第一个是和林毅夫先生一起在北大后海边的朗润园里创办的Beijing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北大国际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的简称。）），简称BiMBA。授课老师除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本土资深海归教授，如杨壮、海闻、胡大元等，就是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Fordham University（福坦莫大学）是一所坐落在美国纽约市的私立非营利研究型大学，于1841年由耶稣会的神父创立，后来虽被世俗的董事会接管，但仍然继承了耶稣会严谨而开明的治学精神。））商学院的教授们。
北大国际商学院的全职MBA项目和兼职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的简称。）项目，常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MBA综合排名第二，仅次于北大的光华商学院，在职MBA薪酬和EMBA校友满意度常常名列榜首。《商业周刊》形容它是中国最有“良知”的MBA项目。BiMBA让中国的学生接触到了美国乃至世界最好的企业管理方法及商业伦理。很多中国优秀的企业家都曾求学于此，比起其他商学院，少了很多沽名钓誉的官员或花钱让秘书来上课的老板。
除了享誉全国的BiMBA，安东神父同时也是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北京中国学中心，简称TBC）的创始人和终身荣誉院长。如果说BiMBA项目是用国际化的商学院成就中国的企业家，那么TBC就是这条双向车道的另一边——专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TBC每年开办长、短期项目，把AJCU（Association of Jesui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JCU）是由美国28个耶稣会开设的学院、大学以及两个神学中心构成，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特区。虽然每个学院和大学都有独立的教学系统，但它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耶稣传统以及许多合作项目。）遍布全球大学的学生、教授、管理者和学者团体带到中国来学习语言和文化课程，以期下一代的西方人更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
为了让这些人了解最真实的中国，安东神父利用他在中国潜心搭建的人脉，把最好的老师、教授请来，我第一次排课表的时候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给TBC授课的是清一色的北大、清华、人大的副校长、院长以及系主任级别的超大牌教授，来给这些美国本科生上课。也难怪直到今天，TBC仍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海外留学项目。
我作为安东神父任期最长的助理，目睹了他为促进和加深中美之间学术、文化、教育交流所付出的努力和卓越贡献。为了能不受干预、低调地完成他的使命，在中国他一直穿西装或便装。与十六世纪千里迢迢为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利玛窦神父一样，他在中国的使命并不是传教，而是借助教会的资源和人脉，把教育和光明带给发展中的中国。
安东神父是Society of Jesus（Society of Jesus是天主教的一个主要男修会之一。1534年成立于巴黎，是天主教会里的维新派，专向年轻人传教，重视神学教育，誓守三诺：安贫、守贞和服从。罗马现任教皇方济各神父就是耶稣会会士，是首位耶稣会出身的教皇。）（耶稣会）的会士，除了协助祈祷、从事社工慈善、拯救贫困之外，耶稣会的神父们一向视教育为最高使命，相信可以通过开启智慧让人们获得救赎，在这一点上跟佛教殊途同归。他们在全世界大小城镇创办了许多大学和高中，比较有名的大学有北京的辅仁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可惜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设置大调整之后，一批世界级大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培养的人才都成了北大、清华、北师大、复旦等大学的建校地基。
以利玛窦、罗明坚、南怀仁、汤若望为代表的一大批驻华神父不但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了解中国、对中国感情最深的人。他们为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启蒙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耶稣会在历史不同时期屡遭迫害，曾盛极一时的耶稣会今天仅剩两万名成员，在一百多个国家修行惠众。加入耶稣会比加入其他修会困难得多，要受到更长时间的考验并获得更高的学历。所以大多数耶稣会的修士是大学或研究所的教授，我先后交往过的十几位神父都是集学问和仁爱于一身的贤德长者。
第一次跟安东神父去美国，跟他一起住在修道院。当管风琴古老的乐声呜咽响起，他第一次穿着圣洁的白色神袍出现在我面前，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好多之前不能解释的疑惑也都找到答案了：一个人可以扛住各种压力和委屈，不知疲倦地做自己相信的事，对我这个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小跟班责罚有度、疼爱有加，没有些大爱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TBC这样的西式工作环境，本来就不提倡加班，我当时年轻贪玩，到了下班的点儿就关上电脑走人。但安东神父永远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锁门离开的人。为此我还经常说他是“工作狂”，劝他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要这么拼。他通常只是笑而不语，但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朝我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回应过这个你常常用在我身上的绰号，因为我不认为它精确地描述了我做的事。人们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是在用一种负面的情绪描述工作，因为在他们心里，工作是辛苦而无聊的事，是乐趣和幸福的反面。然而，对于我来说，我真的很热爱我做的事。我也是一具肉身，当然和所有人一样会感到疲惫，就像足球运动员，他们都累瘫了，但他们会一直踢下去。有时候工作可能会有挑战，但我从来不会觉得它辛苦或无聊。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于我，工作就是我真实享受的生活。这也是我每天一睁眼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办公室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喜欢用到这个后缀的话，你不如叫我“生活狂”。
安东神父这段话，说得我面红耳赤，高山仰止，铭记在心，永生不忘，也成为我从此以后对待工作的态度。感谢安东神父，我终身的人生导师，在我应对第一份工作时，就教会了我如此重要的工作伦理，也让我更明白，选择一份自己真正钟爱的工作作为事业是多么重要。
和其他学富五车的耶稣会士一样，安东神父有七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他在学术论坛上挥斥方遒，在谈判场上寸土不让，但素日里却平易近人，跟看门的大爷勾肩搭背，掏钱送卖水果的小伙儿去上学。只会十几个中文词汇的他和只会十几个英文单词的图书馆馆长单衍荣老师两个人手舞足蹈地比画半天，就算最后不得不求助于翻译，他也不会因此而着急发脾气。
安东神父毫不介意晚辈没大没小直呼他Ron，但我无论如何叫不出口。在英语里，天主教的神父本来就被称为Father。但我又不想跟别人一样叫他Fr.Ron或Fr.Anton。我索性就叫他Father，貌似很生分，一般记不住神父的名字才这么叫。但是对于我来说，安东神父对我的疼爱和教诲早就超越了老板对雇员、老师对徒弟。他和我的父亲同龄，我直接叫“爸爸”反倒是更顺口顺心。我暗自瞎想，哪天安东神父百年，我是愿意为他披麻戴孝的，只要教会不反对的话（历史上耶稣会在中国曾遭到重创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礼仪之争”，教皇不同意中国的教徒拜祖先。）。
有人问我既然这么崇拜安东爸爸，怎么跟了他三年也没皈依天主教，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第一，为了能在中国继续做他热爱的教育工作，他从不主动为中国人布道，尤其是身边亲近的人，弄不好要被贴封条的。他只是偶尔会在自己的房间给美国孩子讲讲《圣经》，带领弥撒，并回答任何人对宗教产生的疑问。而我那个时候幼稚愚钝，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感兴趣，现在后悔得要死。
当然最关键的是，我并不认同天主教神父要遵从的三大戒律：安贫、守贞和服从。神父们虽然也会根据他们在世俗世界的岗位拿到相应的工资，可以用这些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家具放在办公室里，或买一些礼物送给他们关爱的人。但是他们名下没有任何财产，走的时候生前用过的东西全都要留给教会。
对很多人来说，老板出差回来就意味着逍遥的日子到头了，但每次安东神父从美国回来，我都特别开心。他在美国的日程通常按小时安排，但他每次都会记得给我带个小礼物，要么是大学球队的棒球帽，或非政府机构的T恤。他知道我不太舍得花钱买衣服，也会把他穿不下的衣服送给我。我从小是穿表哥表姐的旧衣服长大的，不但不会嫌弃，反倒满心欢喜。美国的旧衣服质量也很好，而且一定不会在马路上跟别人撞衫。
其实我是接受“君子固穷”的，我的生活很简单，一台苹果电脑是我所有财产里最贵重的东西。我也天生不喜欢大房子、大车子或者所谓大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一无所有，如何去尽我的责任去照顾我的亲人和其他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第二，我无法放弃情爱和性爱带给我的幸福和欢愉。爱情是排他的，对主的爱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赤条条来，赤条条走，父母终将离我们而去，儿女自会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和人生，每个人注定孤单。在人生旅途上，如果还不能有个贴心的人相伴相偕走一长段或一小段路程，那真是太寂寞凄凉了，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最难的还是“服从”，我虽然对神明心有敬畏，但我生性自以为是、桀骜不驯、无视权威，绝不可能因为任何人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小时候太乖了，成年以后反倒变得叛逆，对自由的渴望大过任何东西。中文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英文里特别对应的一句话就是：Live free or die hard（要么自由地活，要么“狠狠”地死。这句话出自二〇〇七年出品的美国动作片《虎胆龙威》系列第四部。），完全不敢想象由别人支配、规划的人生。
4 拉卜楞的熊孩子
虽然没有皈依，但是在爸爸安东身边的这三年，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离信仰更近，时时被它的光芒普照、濡染、润泽。所以，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有没有信仰，我会说我是agnostic（中文常被翻译成“不可知论者”，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泛神论者”，atheist是指无神论者。），而不是atheist。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是有神明的，只是人类还无法用有限的科学观察、解释、验证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但这个或这些神的名字不一定是穆罕默德，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不一定是耶和华，甚至不一定是个男性，不一定不会说广东话。我们不一定要顶礼膜拜，但一定要心存敬畏。独处时亦不做神明不认可的事情，对人类及人类以外的所有生命心存仁爱和悲悯。
到目前为止，如果纯粹按喜欢和受益程度来排列，我所有曾从事过的工作，TBC仍然排名第一，它让我学到了很多在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作为项目助理，我的首要职责是照顾好这几十个半大不小的美国孩子。叫他们“孩子”，其实也就是比我小两三岁，都是大二、大三的学生。但是刚来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一句中文，也没有在美国之外的地方独立生活过（很多年前，TBC的学生可以得到Freeman奖学金的资助减免学费，但拿到该奖学金的条件除了品学兼优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从未来过亚洲。），很多问题都不能自己解决。我和他们住在一起，相当于美国大学的宿舍管理助理，有时候大半夜也会被不懂事的孩子敲门叫醒，让我帮他们叫个外卖。
一开始我乐此不疲地宠着他们，几乎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因为从交互翻译和助人为乐中我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人的惰性就是这么被宠出来的，小孩子是这样，大学生也不例外。这样“随叫随到”的服务并不利于他们学中文，更不利于他们学做人。而且长此以往，他们反倒会把我当成一个公用“仆人”，言语中反倒少了几分敬重。我更希望成为他们的“老师”，不光教他们中文，也支持他们探索中国，了解中国人。
除了长期的本科生项目，TBC也承接大学校长、院长、系主任和教授的短期访学项目。因为只有这些长官们真正对中国发生了兴趣，才有可能鼓励乃至发动学生来中国留学。三年中，我有幸接待了几十位这样的在常规情况下身份卑微的我不可能接触到的贵客。
也因为我在他们的访学中扮演“万能人”的角色，照顾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各种需求，他们对我也是礼貌有加，宠爱无限。茶余饭后也会跟我聊些美国的文化和习俗，慢慢地开阔我的眼界、增长我的学识，让我逐渐了解那个大部分国人只能从影视作品里了解的国家。
这些校长完全没有架子，他们通常是拖家带口，校长职务之外又同时扮演着父母亲的角色，这也让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父母如何与子女相处。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理解什么叫“好的家庭教育胜过一切”，什么叫“好的行为习惯都是父母亲的言传身教”的。
几乎是毫无例外的，无论多大来头，在他们回国几天到几周之内，我就会收到一封真诚的感谢电邮或是一张手写的卡片，有时候还会夹带一张他们的全家照或在旅途中偷拍的我的镜头，甚至是一份小礼物。这份温暖的心思，让我唏嘘不已，多年之后依然难忘。
这份工作最幸福的事，就是花别人的钱，走遍了自己的国家。我们选的都是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光丝绸之路就去了两次，非常震撼。“上海及周边的水乡小镇”这条线路是我个人最动情的返乡线，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云南那条线。云南省有中国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风光、美食、风土人情都让我流连忘返。
2000年的时候，旅游业还没有过度开发，商业味没有这么重，民风淳朴得很，当地的民俗文化也展现得原汁原味，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常态。但在我们这些第一次见识到的外人眼里，步步是景，节节如戏。最有艺术天分和慈悲心的学术主任Gene Geinzer神父总是随身带着他的素描本，走到哪儿，画到哪儿。他送给我的画和他送给我的话，我都将永远珍藏。
为了让这些美国学生的旅行更有教育意义，我们会给旅行社提很多要求，包括坚决不能安排购物。为此，我几乎逼疯了那些多少要通过拿点回扣养活自己的旅行社，同时旅行社也几乎逼疯了我。一些人对待契约精神的无意识实在是令人抓狂，天天都会给我些小“惊喜”：什么车子少了一个座位建议我们挤挤啦，导游的山寨英语完全不知所云啦，说好的素食还拌着小鱼小虾啦……
安东神父有一大半的德国血统，对待细节一丝不苟，在很多人眼里会觉得有点不通情达理。而且语言又不通，导致他在旅行中脾气就没平时那么好，经常为了一些事情急红了脸。我夹在中间既是翻译，又是买办；既是被告，又是原告；既是协调者，又是出气筒。
好在后来及时遇到了我的救星“碧山旅行”——中国最早的一家主要面向外国游客提供私人定制旅行计划的公司。他们精选了一些还不大为人熟知但非常值得走的路线，并通过深度了解，让旅途变得更顺畅、更有教育意义。
他们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解决了我们的许多切实需求，这让我非常欣赏。首先，他们把教育元素融入旅行中，打破了很多旅行团“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停车撒尿”的走马观花式套路。导游多是当地大学的教授、民间的传奇艺人，而不是像其他旅行社只提供一些会讲荤段子、一不留神就带你去购物的职业导游；其次，他们也会下大力气安排互动环节，且绝不仅仅限于跟当地人一起点个篝火、烤个全羊、围圈跳个舞、仰头喝个米酒等浅层互动，更有比如陪地震遗孤院的孩子们待上一个下午，或者住在寄宿家庭并参与当地人的劳动等深层浸染。
还记得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四十几个美国学生从停在村口的大巴上鱼贯而出，然后像孤儿院的孩子一样，被我和村长喊着名字陆续由寄宿家庭领走。他们走的时候一步一回头，脸上露出惊恐而不知所措的复杂表情，我则一边幸灾乐祸地笑，一边点着钞票，完成我“助理人贩子”的使命。
刚下车的时候，村长用看骗子的眼神瞪着我说：“不都说好了是美国人吗？”我手里捏着几十本蓝皮护照，当然胸有成竹，但顺着他的手指仔细打量这一车熊孩子，自己都笑出了声——真像一个国际马戏团，或明教教主在光明顶组织的武林大会。我天天跟他们一起生活，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二〇〇一年，我们去的大部分地方，村民们还没见过太多外国人，在村民们有限的想象中，美国人就应该长成《火烧圆明园》里那些金发碧眼老毛子的样子。
大家别忘了美国是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光肤色就凑齐了由浅到深的整个色谱，更不用说还有充满个性的奇装异服：有的扎着牙买加的卷毛脏辫儿；有的用推子在头发上剃出闪电的图案；有的上半身羽绒服下面短裤衩；有的披着哈利·波特时代的斗篷；有的鼻子耳朵上穿环打孔吓得孩子哇哇大哭；有的巨乳丰臀看得村里刚发育的小伙子口干舌燥；有的光头绑一根色彩炫目的头巾；有的年纪轻轻满脸满身的毛看上去像我们的远古长辈；有的沉迷在自己的减噪大耳机里随着乐声闭着眼睛忘情扭动；有的躲在车边跟刚交往一周的女友旁若无人地法式深吻；有的男生虎背熊腰长宽高都两倍于我们瘦小的傣族村长，有的越南裔女生却比娇小的村长夫人更小鸟依人……
他们也强调动手参与，让学生们有机会全方位去感知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她灿烂的文化。在苏州的丝绸博物馆里，在同里的手工抄纸坊里，在纳西族女人的织布机边，在农人整齐如画的梯田间，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汗水……
有几个平时就爱耍宝的孩子常常能做出各种你意想不到的蠢事，要么把你气死，要么把你笑死。有个孩子在我说话的时候打瞌睡，没听到我说的中国的厕所绝大多数不提供厕纸这件事，结果很快就现世报了。等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袜子不见了一只。
这还不算是最糟的。有一次我们正在甘肃夏河藏区的牧民家里喝香甜的酥油茶，一个熊孩子出门瞥见藏包外面拴着一匹马，哭着闹着非要骑。可牧民说这是耕地拉货的马，从来没人骑过。
“不管不管，我就要骑马。”
哎，牧民就是淳朴热情好说话，你非要骑那就骑吧。
“马鞍呢？”
这又不是公园里给孩子骑上去拍照的马，怎么会有马鞍？
“不管不管，这马老子今天是骑定了，就算没有马鞍也要骑。”
牧民实在没办法，只好从藏包里捧出一块厚重的毯子搭在马背上。这个孩子围着马绕了两圈，却发现没有脚蹬。
“那我怎么上去？”
牧民叫来他的儿子，两个人奋力把那个想骑马却没本事爬上马背的孩子抬上了马背。没想到马竟然一动不动。
“这马怎么不走啊？怎么能让他走啊？”
牧民虽然有点不放心，但还是轻轻在马背上拍了一下……马一下飞奔出去，所有人都没想到，包括马背上的那个熊孩子。
接下来的画面就是：
一匹没有鞍的马在草原上飞奔，
一个熊孩子无依无靠地坐在马背上吱哇尖叫，
几个藏族小伙在后面边追边试图吆喝马停下来，
一群没心没肺的美国佬拿着手机在录像、拍照……
话说那熊孩子在马背上也不知道该抓哪里，但他很怕被甩下来。听说上次就有个女生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一路坐马车，换拖拉机，换汽车，再坐飞机才被送到法国医院，疼得叫了一路，差点震碎窗玻璃。
熊孩子试图去抓马鬃，结果马吃痛猛烈摇头，这样更容易被晃下来。他只好趴下来抱着马脖子，一开始还行，随着马的步伐变得均匀，他甚至开始享受在草原上驰骋的感觉。但好景不长，突然感到裆下一阵剧痛，原来屁股下的毯子被颠掉了。我们平时从下面看马背，觉得高大魁梧，甚至以为它是平坦的。等你裸坐在上面才知道，哈利波特坐在扫把上面飞什么的，全是编出来骗小孩子的。
牧民的马每天辛苦劳作，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肥肉，骑马其实就等于你就坐在马的脊椎骨上，感觉更像是一根单杠。你别小看那一层毯子，他保护着男人身上最娇嫩的地方。失去了毯子之后，每一次马腿着地都是他下半身和单杠的一次剧烈碰撞，而且这个时候已经不要指望牧民能追上来了，一望无际的草原，那是骏马的诗和远方。
还好，故事的结局还不算最悲惨，马儿并没有离家出走，孩子也没有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断四肢。当牧民父子气喘吁吁赶到把他从正安详地吃草的马背上抱下来时，他的下半身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走路的背影就像是一只企鹅。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能把整个过程和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如此生动逼真——对，你猜得没错——故事里这个熊孩子，就是“少年不识痛之味，为赋新词强作死”的我。
也不记得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和情绪，记得当年还给自己写过一首题为《自画像》的诗，貌似可以作为这个故事的注解：
一个来自大城市却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
一个附庸风雅却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
一个喜欢思考却没有什么思想的人；
一个胆子不小却没有什么魄力的人；
一个热衷读书却读不出什么名堂的人；
一个标榜奋斗却没有明确目标的人；
一个感情丰富却讷于表达的人；
一个自诩理智却时常犯傻的人；
一个逞强好胜却一无所长的人；
一个空怀抱负却患得患失的人；
一个表面乖巧却骨子里叛逆不羁的人；
一个自命清高却未停止追慕虚荣的人；
一个人畜无害却没有完全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夏河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有拉卜楞寺——全世界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也是藏传佛教第二大庙，仅次于布达拉宫。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去夏河，那时候还没有直飞机场，也没有粉色的香格里拉，小镇中心的咖啡馆是整个镇子信息的枢纽和交易的口岸。门口间或有一辆轿车开过，扬起的尘土在空中要飘好一阵子才落下来。
夏天，人们披着露一半肩背的大棉袄席地而坐，讨论艺术和宗教、牲口和收成、待嫁的闺女和朝觐的梦。冬天，人们围坐在烧着牛粪的火炉边，抓一把青稞炒面，裹上金黄的酥油，再蘸点奶渣子和白糖，不停地搓捏，不一会儿就团成一个香喷喷的糌粑，再喝上一口咸咸热热的酥油奶茶，一天天过着宠辱不惊的生活。
学生们住宾馆，我特意要求住在寺庙里跟喇嘛们一起作息。拉卜楞寺非常大，有好多院子和数不清的佛堂。每一座幽暗的大殿里都点着成千上万盏油灯，信徒们千里迢迢前来叩拜，奉上他们经年省下的酥油，让这些油灯常年不灭，保佑天下生灵免遭灾殃。
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弥漫在夏河的每一个角落——牧民的毡房里，喇嘛的袈裟上以及餐馆热气腾腾的牦牛肉包子和羊肉汤里。这还不算，对于我这种南方长大的孩子，一连几天吃不上一口正常的米饭才是最痛苦的。
这里并不是买不到米，但每次端上来的总觉得没煮熟。上海话用来形容一个人脾气不好就说“你吃饱生米饭啦？”，可见吃生米是很容易让人着急上火的。我也终于忍不住去质问老板娘了。但人家一解释你就没脾气了——因为夏河的海拔高，气压低，水烧不到沸腾，所以饭会夹生。
夏河的海拔三千多米，我并没有出现之前一直担心的高原反应，听说只有那些身体特别好的人才会有明显的症状，那就难怪了。白天只要不跑，就不至于影响呼吸。但晚上醒来，有时会觉得胸口憋气，还以为是鬼压床，但也极有可能是没盖惯这里极其厚重的大棉被的关系。
有天早上我睡得正酣，突然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循着声音走去，原来是传说中的辩经大会。想象一下几百个喇嘛在院子里大声讨论的场面是何等壮观。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但隐约觉得这才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僧侣的修行并不仅仅是把流传千年的经文背得滚瓜烂熟，更要用自己的理解去诠释佛祖智慧凝练的外语。只可惜这种高效的学习方法在当下的教育里已经踪迹难寻。
说到吃喝拉撒睡，我在夏河还闹过一个大笑话。有一天我见着五六个当地人齐齐地蹲在路边，表情自在，神态悠闲。我以为他们就跟村口的农民们一样，喜欢蹲在一起晒着太阳唠嗑。最喜欢入乡随俗的我就摆出一副平易近人的姿态凑过去蹲在他们旁边，还故作潇洒地给自己点上根烟。他们朝我微笑，用比汉语流利的英语跟我寒暄。
聊了没一会儿，我烟还没抽完，他们竟然一一站起身走了，而路边齐齐地多出一排热气腾腾的大便，还有齐齐的一排尿液顺着路的斜坡裹着沙土淌下去。一切发生得如此自然而然，而且没有任何预警，留下我一个人傻傻地守望着这堆“不速之客”。这幅惊悚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
后来我跟当地朋友聊天，把这个离奇又尴尬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都笑疯了。他们告诉我三个常识，帮助我消化这次奇妙的体验：
第一，在青藏高原，大家都很少吃蔬菜水果，主要是干粮和肉，连喇嘛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他们的大便跟狗狗的一样干燥，干干脆脆，瓜熟蒂落，一般不需要用手纸擦拭。
第二，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所以大家爱穿宽大厚实的藏袍或袈裟。上半身可以随时脱下一半袖子降温，下面也通常不穿底裤，无论大号小号，蹲下来就可以随时方便。
第三，当地人信奉天人合一、人神共好、自然而然，没有所谓文明社会的那些繁文缛节。
5 推开通向世界的门
这三年中，我带着一批批的美国孩子去了很多美丽的地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翻开当年的纸质相册，一幅幅珍贵的照片瞬间把我带回那些美好的回忆中：
黄河岸边由整张羊皮充气再编连起来的渡河筏子；
傣族山寨楼下养的黑皮猪彻夜的深喉呼噜；
紫禁城里我和学生们扮成没有胡子的皇帝和他穿着短裤的妃嫔；
嘉峪关的城头上遥望那片胡马不归的苍茫；
周庄古镇烟雨中几百年写意的小桥流水；
西安兵马俑二号坑里武士们脸上各不相同的复杂表情；
苏州缫丝厂高温煮蚕茧那略带残忍的特殊味道；
新疆天池边那散养马驹宠辱不惊的悠闲淡定……
九寨沟、成都、桂林、阳朔、龙胜这几个地方，我都是在“非典”期间去的。当时北京城已经完全戒严，很多人说我胆儿大，不只自己，还撺掇了三个朋友，一起感受了一次“包机”“包火车”的便捷奢侈和几乎没有游客的5A级景区：在漓江边扎帐篷，在五花海里裸泳，在千亩梯田上长歌当“笑”，和萤火虫群一起翩跹起舞，仰望星河时泪流满面，都是一生只能有一次的完美体验。
我无比感恩这些旅程，让我在缺少文化情怀且急功近利的旅游业彻底毁掉原汁原味的当地文化之前，看到了中国最壮阔斑斓的大好河山和最地道淳朴的风土人情。让我一次次见证了教科书里描述的“地大物博，源远流长”如何在现实中鲜活柔软地呈现。这些画面已经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轻易不敢去触碰，更不敢故地重游，生怕物是人非的现实撕碎我记忆里馆藏的善本珍卷。
带着这些外国教授和学生一起行走中国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那就是让我通过外国人的眼反观并反思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当导游捉襟见肘的英语把外国客人说得七荤八素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挺身而出。但自己也常常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
这些经历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看到国际友人在领略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时，眼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仰慕之情；这种经历也让我变得无比谦卑，我的客人中也不乏来自美国高等学府的“中国通”或在北大拿到博士学位、专攻明清史的汉学家。当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如数家珍般将我一无所知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珍贵文物娓娓道来的时候，我既佩服得五体投地，又窘迫得无地自容。
当时我就咬牙切齿地发下宏愿：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世界公民，不光要用原汁原味的外语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和民族，也得想办法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十五年后，我有幸出任培德书院总校长，草拟了培德的办学理念和目标：
我希望培德的孩子们瞻前而不忘古，顾此而不失彼，用既不自大、又不自小的态度探究宇宙，并推敲他们的内心。我希望他们不用付出母语和文化母语的代价，去换取一张世界竞技场的入场券。无论将来他们手持什么颜色的护照，选择在哪个国家定居，他们都能优雅体面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自信而自豪地展现一个中华儿女的德智修养和审美标准，并能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听了这段话很多人频频点头，尤其是那些全家移民或者后悔过早把孩子送出国的家长。其实这段话的起心动念就来自我在TBC三年的工作经历和亲身感受。
后来在美国生活的九年中，一有机会我就会刻意去练习这种本领，包括如何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向国际友人解释，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国情和无奈，以及当代中国正如何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我一直认为，爱国主义不是喊出来的。
当一个中国孩子被“丢”在国外，无须提醒，爱国情怀就会油然而生。自己的国家纵有千般不好，你可以关起门来痛心疾首地批评，捋起袖子促成力所能及的改变，但绝不会允许外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断章取义地妄加评判。同时你也会不自觉地承担起让外国人爱上中国的这份责任。
在我接待的第一批客人里，有一位来自罗耀拉马里兰大学的女士，叫Peg McKinbin，她在学校负责学生管理工作，跟我们走了一趟丝绸之路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中国。回国后用最短的时间把房子卖了，把狗也送了人，加入TBC成了我的同事，这一待就整整十年。我们在外教公寓里是邻居，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吐槽学生、抱怨老板，偶尔骂几句脏话解解压，成了最好的“闺蜜”、酒友和烟友。
在有她眷顾的十年里，那些学生是最幸福的。她幽默风趣、恩威并施的管理风格，让学生们在她面前服服帖帖，闯祸的也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帮助和推动下，他们开始主动去了解中国，包括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美食。
Peg来北京工作那天，送了我一本英文版的纪伯伦散文诗集《先知》。我一拿到书就爱不释手，这本巴掌大的小书伴我漂洋过海走过很多国家。Peg退休后回到巴尔的摩的老家，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她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又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现在在一个TBC的学生开的留学服务公司帮忙——在巴尔的摩为中国留学生找合适的寄宿家庭。
当年我们为了让美国学生最大限度地接触中国人，还特意发起了“中国同屋”计划。在Host School的校园里招募并通过面试筛选中国大学生，作为回报，会免费提供住宿和一切TBC学生可以享用的教学资源。
至于同屋的两个人会成为终生朋友，或者只是临时伙伴，还得看他们的爱好和性格是否匹配，交流是否足够主动和真诚。如果一心只想找个“英语陪练”或“中国买办”互相利用，关系则不会长久。第二学期，中文好的学生还可以选择中国寄宿家庭。
在TBC所有的资产里，最值钱的是图书馆，这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收藏有关中国的英文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甚至还收藏了一些很珍贵的善本、孤本以及传教士们几百年前呕心沥血制成的手绘地图。很多中外大学的学者一旦发现了这个宝藏都爱不释手，流连忘返。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图书馆是安东神父花了十几年时间一本一本从无到有攒起来的。过海关时还需要经受严苛而漫长的审查。安东无论从哪里回中国，旅行箱里除了寥寥几件换洗衣服，塞得满满的都是书。我很荣幸成为第一个摸到这些书的人，因为当时没有别人，就我们爷儿俩，他负责把书买回来，我负责把它们编入资料库。当时也是为了省钱，没有购买专业的图书管理系统，只用了微软自带的一个叫Access的资料库软件，用我们自己设计的分类编目。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我做得很辛苦，尤其是看书名就要猜出一本书该如何归档，并设置交叉检索关键词，对于一个母语非英语者是有挑战的。我一有空就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有时会敲到手抽筋。但一想到那么多伟人（老子、芈月、毛泽东、莫言、比尔·盖茨等）都是图书管理员出身，突然就有了动力。
可能就像厨子一般对自己做的饭菜没什么胃口一样，我并没有利用这近水楼台的优势阅读这些书籍，当然主要是因为自己懒，现在很后悔。而我的继任者——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陈鑫就是一个爱读书尤其爱读原版书的学者胚子，他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后来去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读了科学史和现象学的博士。
当时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的工作，管吃管住，办公地点就在宿舍隔壁的楼，上下班不用奔波，不用打卡，能接触到中美两国教育界的大咖，每天有人陪我练英语，还能免费到处玩儿。二〇〇〇年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本科生拿三千元的税后工资，两年后涨到六千元——这不是命好是什么？
而且，我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每一位在TBC工作过的年轻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因而彼此有接近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很容易成为朋友。有些甚至没在一起工作过，只是相互听了各自的故事就成了好朋友。谢谢Chen,Miranda,Billy,James,Andrea,Meg,Chris,Jon,Justin,Charles,Alan,Bill,Sally,Wendy,Arthur，让我每一次回来都觉得很亲切。
我是二〇〇三年离开TBC的，其实我特别不舍得走，是安东神父逼我走的。哪有这样的老板？老板和助理之间的磨合成本是很高的，一旦有了默契，一般都不舍得换人，因为那意味着所有培训要重来一遍。那安东神父是怎么想的呢？他觉得这三年我付出了很多，但能学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已经开始有点按部就班了，这样下去很容易原地踏步。我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学习和体验。尤其对于一个“学霸”来说，本科学历对我来说也远远不够。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You have helped many American students know about China,now it's time for you to see what America is all about.
（你帮助很多美国学生了解了中国，现在该轮到你去看看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了。）
安东神父就有这个本事，只用一句话就让别人眼泪滚出来。
那一年我的生日礼物不再是T恤衫和棒球帽，而是一张去美国东西海岸的往返机票。而且细致到每一站每一个城市在哪里吃住，游览哪些景点，参观哪些学校，由谁接待都帮我安排好了。就是以前那些我带着他们爬长城、逛故宫的老朋友，也就是那些日理万机的校长和院长们。安东把中国传统里的“投桃报李，礼尚往来”教给了美国人。但对于一个根本没指望大校长记住我是谁的小助理来说，实在是受宠若惊，也由衷地佩服美国人不分尊卑的平等文化。
虽然行程中安排了各种不容错过的旅游景点，但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观光，安东神父希望我亲眼去看看美国的大学。了解大学和大学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哪个大学更适合我。可能之前跟他聊留学的时候，对美国大学的想象和印象都太幼稚了，他都懒得跟我解释，说你必须自己去看看才会明白。
我在美国一共待了两个多星期，去了纽约、华盛顿、巴尔的摩、旧金山、蒙特雷等五六个城市。安东神父知道我喜欢语言，特意让我拜访了福坦莫大学、乔治城大学、罗耀拉马里兰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国防语言学院和旧金山大学。他没让我住酒店，我要么住在我接待过的教授、院长家里，要么住在耶稣会大学的修道院里，深度体验美国的教育现场。
我因为犯倔，不愿通过他的关系申请大学，没去这份名单里的任何一所学校，也没有去任何一所耶稣会大学。但那是一次设计缜密、让我终生难忘的旅程，让我对美国大学的了解从网站和论坛上的文字，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和鲜活的校园文化，对我后来的择校乃至人生路途中大大小小的抉择也有很大帮助。
最终离开TBC时，非常不舍。我陪着这个机构搬过三次家，从一开始十几个孩子蜗居在北京体育大学简陋的宿舍楼里，到凑合搬进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的三星级酒店，再到鼎盛时期，百来个孩子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门边的宁远楼有了一层相对稳定且独立的空间。
虽然TBC是一个美国学生来上学的地方，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印着我的成长足迹，为我刚刚启航的人生灌满了温柔有力的风。三年里我送走了十几批学生，每一次分别都很难过。在第一批朝夕相伴了一年的学生回国的那天，我含泪吟成了一首诗，以此致敬安东神父以及TBC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
Heartbroken Goodbye 2001.5
Hey,Mr.David Lee
You know how much I hate you
Why don't you book the tickets for'em All at the same day same time
Have you ever seen a silkworm eat?
Their food called mulberry tree leaf
They gnaw into it bit by bit
Until nothing is finally left
That's how I feel now and later
My heart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I also feel there's a hole in the bottom
From it my tears are dripping without a STOP button I wish I could control myself better
Not to be embarrassed like a loser
I know how ugly I look when I cry
When people call me ugly I'd rather die
But at this moment I have no extra room in my brain To feel nothing but the pain
My head is pounding like a band
And my legs are shaking that I can hardly stand
I was born sensitive
And it could even become addictive
I'm afraid I will have to quit this job soon
Hope I can recover before tomorrow noon
Now I try in vain to remember
How many times I've called you trouble maker
But all that came to my mind
Is how you have been nice and kind
Never mind never mind
It doesn't take long to find
What a splendid future everyone is heading to
And so many things also waiting for me to do
There's at least one thing I can be sure
And it will probably be the cure
Time flies and days gone by
Rainbows show up before the land is dry
Age gained and knowledge obtained
Something stays if not increased
Our friendship and love
Is as beautiful as a dove
One day we'll all be seeing it in the sky
Which will bring us back together somewhere some time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I believe in this and hope it does the same to thee
—Done in tears twenty minutes after the third group left TBC
两年前，很意外地接到新上任的院长柯忠信神父的邀请，他是在安东爸爸离开后的历任院长中我最喜欢的一位。他的敬业、专注、直率和幽默让我对他充满信心，也给了我常常回来看看的理由。见了几次面后，他竟然邀请我出任TBC董事，同在董事会的有AJCU主席以及亚洲大主教、中国大主教、美国大学校长、美国中国商会会长、跨国公司老总等十来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我们每年开三次大会，一起商量如何让TBC更好地服务于它的创办初衷。
我没有问董事会选我的理由，但拷问了自己何德何能担此重任。是我对TBC理念的认同，对TBC大小事务的全面了解，还是这些年来我对中美文化和教育的亲身体验和深度思考？我想让我有勇气承担这份责任的理由是——TBC有恩于我，我和它缘分未尽。虽然我并未在此读书，但它毫无疑问是我排名第一的母校，我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让我受用终生。
从十七年前的一个小助理到今天的高层决策者，协助并监督院长的工作，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份荣耀，更意味着莫大的责任和信任，同时也践行了教育事业的薪火相传。现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TBC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濒临关门的危机。我希望可以尽我所能地帮助它，也希望可以聚集一群同样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感兴趣、有实力的人，让四百多年前利玛窦神父亲手搭建的这艘友谊的小船，驶向更远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