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的葬礼上不哭的人，都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
——阿尔贝·加缪
1956年版序
很久以前我对《局外人》进行了总结，必须承认，其中有一句评论看似非常荒谬：“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一个在母亲的葬礼上不哭的人，都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我只是想说，书中的男主人公是因为不遵循社会规则而被判死刑的。在这方面，他并未融入所生活的社会；他徘徊于社会的边缘，徘徊于他自己的孤独而肉欲的生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读者倾向于把他视为社会的弃儿。然而，你只要问一下，默尔索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拒绝这个社会的规则的话，你就会对这个人物有更为确切的理解，或者说，至少更接近作者的本意。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他拒绝说谎。说谎不仅意味着说假话，更意味着说真实之外的东西；如果我们以人的感情为例的话，说谎就意味着表达超乎你感受之外的情感。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这样做，来使生活简单一些。而默尔索不同，他展现出真正的自我，他拒绝隐藏自己的感受，这立刻使得社会感觉受到了威胁。例如，当被以惯常的方式审问他是否对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恨，他则回答说，他感到的与其说是悔恨，不如说是烦恼。这句话投射出的语义，正是他被判有罪的原因。
因此，对我来说，默尔索不是社会的弃儿，而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迷恋着照不出阴影的阳光。他远非麻木不仁，而是被一种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执着而深沉的激情所鼓舞。这种关于我们的本质以及情感的真实也许不那么高蹈，但是少了它，任何对于我们自身或者我们这个世界的追寻就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如果一个人这样看待《局外人》这本书的话，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是一个毫不装腔作势的、愿意为了真实而死的人的故事。我还要说——也许听起来依旧是荒谬的——我曾经试图把我的主人公刻画成值得我们崇拜的耶稣基督。经过以上解释之后，读者应该能够明白，我说这话并没有亵渎神明的意思，而只是一个艺术家在对他所创造的角色表达那种略带嘲讽意味的怜爱之情罢了。
阿尔贝·加缪
1955年1月8日
第一部
一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搭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需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做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入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的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处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告别我说：“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她走出屋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这使我很不自在。整个房间这时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我觉得困劲上来了。我头也没有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他立即答道：“五年了。”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接着，他大聊特聊起来。在他看来，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那他是苟难认同的。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他说到这里，我打断说：“哦，您不是本地人？”这时，我才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他劝我要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他曾在巴黎待过，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时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么久。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实在叫人习惯不了。他老婆在旁边，提醒他说：“别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立即进行调和，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老头讲得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说，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自己身体结实，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归根结底，他也要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对我这个说法，他表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诧异，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称之为“老人们”，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显然，他以此表示，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饿。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因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之后我想抽烟。但我有所犹豫，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的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弄些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强烈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使我倍感困乏。他回答我说，那根本不可能。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之后，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把一些椅子摆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臂的动作来看，我相信她是在织毛线。屋子里暖烘烘的，咖啡使我发热，从敞开的门中，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我刚才合眼打盹儿，现在更觉屋子里白得发瘆。在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件物体，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轮廓分明，清晰醒目。正在此时，妈妈的院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他们在耀眼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着。他们都坐了下来，没有弄响一把椅子。我盯着他们细看，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人。他们的面相与衣着的细枝末节我都没有漏过。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在腰上的带子使得她们的肚子更为鼓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个个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脸上，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眼睛，但见一大堆皱纹之中有那么一点浑浊的亮光。这些人一落座，大多数人都打量打量我，拘束地点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齿的口腔里，叫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全坐在我对面的门房的周围，轻轻晃动着脑袋。一时，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印象：这些人似乎是专来审判我的。
过了一小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细声饮泣，很有规律，看样子她会这么哭个不停。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哭。他们神情沮丧，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他们盯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但只盯着一样东西。那个女人老在那里哭。我很奇怪，因为我从不认识她。我真不愿意听她这么哭，但是，我不敢去对她讲。门房向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然后又继续按原来的节奏哭下去。门房于是走到我旁边。他靠近我坐下。过了好一阵，他并未正眼瞧我，告诉我说：“她与令堂大人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都没有了。”
屋里的人就这么坐着过了好久。那个女人的叹息与呜咽逐渐减弱了，但抽泣得仍很厉害。终于，她不出声了。我的困劲也全没有了，但感到很疲倦，腰酸背痛。这时，使我心里难受的是所有在场人的寂静无声。偶尔，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搞不清是什么声音。时间一长，我终于听出来，是有那么几个老头子在咂自己的腮腔，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完全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对自己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但现在回忆的时候，我认为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