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鼠疫》完成于1946年，1947年6月在巴黎出版。一问世，它就取得极大的成功，深受读者欢迎，并获得了当年的文学批评奖，两年之内重印八次，总共将近二十万册。
作品完成、出版于战后，酝酿创作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早在1941年，加缪即已经开始研究过瘟疫流行病问题，但对于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对荒诞不幸的世界加以一般审视的一部分，真正引发小说创作的，是1939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祸一起，德国法西斯势力即席卷西欧，法军溃败，加缪被迫离开巴黎，先到里昂，后又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阿赫兰，直到1942年夏才结束流离的生活。而1941年到1942年期间，阿尔及利亚正广泛流行瘟疫。正是在这种时代与环境的背景下，加缪在1941年完成了《西西弗神话》后不久，即开始酝酿《鼠疫》的创作，沿着原有的荒诞哲理观，战争灾祸、恶势力猖獗，自然就和可怕的瘟疫、鼠疫联系在一起了。
《鼠疫》是一部象征小说，在加缪那里，促使时代历史的基本内容与鼠疫故事催化在一起的，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著名的长篇小说《白鲸》。其中白鲸是邪恶的象征，人与它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加缪曾深受这部作品的影响，特别赞赏麦尔维尔“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全凭幻想来进行创造”[7]的才能，他便是“以现实的厚度为依据”写出这部象征小说的。这里，“现实的厚度”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一个层面上它是以严格真实的细节描绘构制出一个鼠疫流行、即将毁灭全城的象征故事；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个象征故事则明确而具体地影射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势力在全欧逞凶肆虐的严酷历史现实。
小说与时代历史的贴切程度犹如影之随形，不论是在历史的真实上还是在历史的走向上都是如此。瘟疫狂袭，人大批大批死亡的阿赫兰城，是纳粹阴影下的欧洲的真实写照，阿赫兰城里的人们在面临毁灭的危机中奋起与瘟疫做斗争，团结一致、齐心合力的篇章，是40年代国际民主阵营与法国抵抗力量全力抗击法西斯侵略奴役的斗争的生动反映，最后，阿赫兰城的人们战胜了鼠疫则昭示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说，《鼠疫》是人类20世纪一次命运攸关的严重历史斗争的缩影，它是一个时代人性力量战胜恶势力的史诗，加缪自己就曾明确指出：“《鼠疫》显而易见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
对于《鼠疫》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与如此重要的现实指定，就足以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所具有的哲理深度。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固然有其社会进步的借鉴价值，而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隽永的哲理则更有其持久的人文启迪意义，《鼠疫》就具有这种双重的力量。而以《鼠疫》的哲理价值而言，它显然来自对加缪荒诞哲理的发展与突破，特别是关于人类该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哲理的发展与突破。
如果要对哲学上的荒诞世界做一个典型的、形象化的比喻，那么，一个鼠疫肆虐、人的生存面临着极大威胁的城市也许就是最有表现力的比喻了。加缪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象征深化了他对荒诞世界的阐释，如他所说的那样，“我试图通过鼠疫来表现我们所遭受的窒息以及我们所承受的威胁着人、将人流放的环境”。在这部小说里，荒诞不再只像《西西弗神话》中所概括的那么抽象，不仅仅是“人的呼声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冲突”，“人与生活，演员与布景的分离”，“人得不到解救的流放”等等这些费解的词语，而是活生生的形象的现实生活，是违反人的愿望与理性的痛苦不幸的生活。在这里，加缪特别突出了三种生活象征性的境况：一是分离的境况，包括亲属的分离、夫妻的分离、情人的分离，这些意味着隔离、封锁、囚禁、流亡、集中营，小说中对种种生离死别的描写是着力而动人的，构成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篇章。二是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境况，这意味着失衡、畸形、苦涩，没有生机，没有激情，没有希望，没有未来。当然，小说中最恐怖的氛围与境况还是死亡，它不言而喻意味着极度的痛苦，完全的黑暗，彻底的毁灭。这种种境况就是加缪在小说里所认定、所描绘出来的荒诞世界图景——与人的生存愿望、正常人性要求合理的社会理想完全相反的反人道的荒诞世界图景。这种荒诞正是恶势力鼠疫所造成的。而鼠疫象征着什么，加缪又有明确的社会指定性与政治指定性。特别是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塔鲁与里厄分别指出：“每个人身上都带有鼠疫，世界上没有人是清白的”，“鼠疫杆菌不会灭亡也不会永远消失，它可以沉睡几十年，也许有一天，鼠疫又要制造人类的苦难。”这样，加缪在《鼠疫》中也就把他关于荒诞世界的哲理大大拓宽了一步，加深了一步，并将荒诞的根由指向人类自身的过失与人类社会。
在《鼠疫》中，关于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诞的哲理，显然比加缪以前任何一部作品都表现得更为明确、清晰、有力度。小说中阿赫兰城人团结斗争、战胜鼠疫的整个故事框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把《西西弗神话》中艰苦卓绝与命运抗争的哲理更深广、充分透彻地阐释与发挥出来，加缪在《鼠疫》中安排了一系列人物，让他们在互相辨析中、在自身的发展变化中，将这个哲理展示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主人公贝尔纳·里厄医生，是加缪反抗哲理的形象载体，是他理念的诠释者，这个人物鲜明而突出地体现了对荒诞命运坚挺不屈、奋力抗争的精神。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灭鼠疫，但他仍尽医生的本分，忠于职守，医治病人。为控制鼠疫继续流行，他日夜奔波，不辞劳苦与危险，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其劳顿、其坚忍、其无畏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如果他与西西弗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身上的抗争精神，与荒诞、邪恶进行斗争的精神更为突出，而且，他还是一个从个人抗争到集体行动的人物，他从精神上影响周围的人不放弃、不屈服、不投降，团结一致，齐心合力，一道投入对鼠疫的斗争。西西弗那种抗争的人生态度到这里发展成为明确的反抗意识、进击的反抗行为，甚至集体的反抗事业。
与贝尔纳·里厄相对照或相补充的人物则有帕纳鲁、塔鲁与约瑟夫·格朗、雷蒙·朗贝尔等。帕纳鲁是个善良而正直的神父，他从宗教世界观出发，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切听凭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赖虚妄的神而放弃现实抗争的消极人生态度，正是《西西弗神话》中所批判的那种面对荒诞世界而采取的“哲学自杀”。但最后，在事实的教育下，他也投入了反鼠疫的斗争。塔鲁是与贝尔纳·里厄并肩向鼠疫进行斗争的战友，他认为鼠疫与人性中的原罪有关，他一直致力于社会政治斗争，但以非暴力的方式抗恶；约瑟夫·格朗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对鼠疫的斗争中坚守岗位，埋头工作，要算“一个默默无闻、无关紧要的英雄”，堪称“榜样与模范”；雷蒙·朗贝尔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热恋中的青年，但面对着鼠疫的猖獗，他毅然把个人的爱情与幸福放在第二位，而担负起自己崇高的责任，与大家共同战斗。小说中所有这些人物描写都突出了整个小说中“面对鼠疫，人唯一的口号是反抗”的精神，而这些人物也补充了贝尔纳·里厄这个主人公而共同构成人类反抗荒诞、反抗恶的精神风貌，使这个抗恶的故事具有了一种崇高的格调。
令人深思的是，《鼠疫》这样一部主题极为肃穆、缺乏个人化生活内容、毫无文学佐料的作品，在20世纪中竟达到了畅销书广为流传的程度，其发行量将近五百万册，在法国小说中，与《局外人》皆居首位。这两部作品是加缪文学创作中光华闪耀的双璧，也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不朽的经典。
柳鸣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