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兵法
太平天国领兵诸王，虽非宿将，而作战常合兵法。清军屡屡吃亏，口头上却不服输，总是说：“兵法战策，草野罕有。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有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我军堂堂正正，岂屑为之？”彼时正人君子瞧不起《三国演义》《水浒》，概归诸诲淫诲盗之列。胡林翼尝云：“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殆即此意。
不过，湘军中一线带兵的大将不这么看。譬如鲍超，他的军事训练正得益于此。弱冠时，他好听“说部所载云台、凌烟诸将相及郭汾阳（子仪）岳忠武（飞）事迹，时时招文士讲说，一入耳即识其词不忘，并悟彻当日成败得失之故”。此与太平军的兵法都“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如出一辙。
以胡林翼为代表的清代高官瞧不起《三国演义》《水浒》的兵法，其实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要知道，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三国演义》《水浒》的忠实读者，且命人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供臣下参习其中的文韬武略。即如袁崇焕之被戮，据说就是皇太极对《三国演义》中的离间计学以致用的结果。可见，满洲立国，《三国演义》之功莫可掩。而清国几被同样善学《三国演义》的太平军颠覆，若讲报应的话，则明人罗贯中编次《三国演义》，可视作胜国为新朝埋下的定时炸弹。
然而，太平军所向有功，则又必非毫无技艺者。经深入考察和分析，湘军情报人员终于搞清楚太平军的常训科目只有三项，而这三项就构成了太平军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曰“声”“万人大呼‘杀妖’”，其声震天，入耳惊心。
其一曰“色”“衣巾旗帜，一片红黄”，视觉刺激十分强烈。
其一曰“奔走”“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急趋，以捷走不脱落为合式”。此处提及之“牵线”，是太平军最常用的行军列阵之法。一军之卒“肤相挨，足相蹑”，接续而行，队列中间以大旗数面，各领千余人。数万人行军，亦用此法，故常常“首尾蜿蜒二三十里”。清军侦探见辄丧胆，每报“贼军排列数十里”，其实不过是“一线单行”（大路亦用双行），并无旌旗蔽野的规模。“牵线”行军，纪律极严，“凡行走乱其列者，斩”；即体力不支欲稍息路旁者，其上司亦毫不留情“手刃之”。以故，数万人之伍，数十百里之途，亦能“鱼贯以进，斩然不紊”。行军途中，若遇敌军来袭，众卒唯视各队“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后”，故能保持队形，临危不乱。
于是，仅凭“奔走”“声”“色”的技术，本应是乌合之众的太平军，居然成了劲旅。甚至在散处村馆民舍之时，一经下令，兵卒各觅队旗，实时成队，转瞬即由寄居之民变成肃杀之阵。对太平军的训练成果，湘军无可奈何；欲稍稍减弱这种民兵合一战法的威力，就只剩下烧民房这一条办法。胡林翼曾下令：“打仗之时”“派人先焚贼居”。“见屋即烧”“无论是民居，是贼馆”“凡大屋，尤须密烧”。也是无奈得很。
谜之女馆
太平天国有“女营”与“女馆”制度。战时设置女营，营中多为将士的家属，多做后勤工作，也偶有出战致捷的时候。平时设置女馆，将占领区内妇女收置一区，禁与男子往来，即丈夫、儿子、兄弟亦不许接触。天京城内的女馆，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十万人。
执行女馆制度很严格，一般平民不必说，夫妻、母子犯了规，俱受杖责，甚至杀头。即使是太平天国的高官，犯规也要受罚。这是天王定下的“天条”，可想而知，犯了天条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
据当时“陷贼”的士人说，有两位侯爵，因犯天条，俱获严谴。其一“系与其妻私通”，因此革职。天条高于法律，亦高于人情，所以才出现“与其妻私通”的奇葩罪行。另一位，是秋官丞相陈宗扬，偷至女馆“与其妻私会”，不知怎么想的，竟联合其妻将同馆的东殿女承宣官（东王杨秀清之妹），“用酒灌醉，将其奸淫”。案发，秀清“谎谓天父下凡，将陈宗扬夫妇杀害，又将其妹责二百板，以为虽系酒醉，究竟不应从也”。
立法这事，其实无所谓善法恶法，只要人人守法，无人枉法，禁止例外，则是法治。一旦有例外，则世界最美之法，也是恶法。对太平天国的女馆制度，若仅从违背人伦、虐待妇女去批评，实未挠到痒处，应该批评的是，天国之内，是否人人都遵守了“严别男行女行”的法律。事实是，有五个人不必遵守。
“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五逆，各该犯处均有妇女在内，或千百人，或百余人。”诸处王府的女性，“美丽粗恶皆有”，长得美的多是从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处掳来的妇女，“恶者皆系广西真贼女眷，能于持刀拒敌，则为该犯等贴身女兵”。记录者于此或抱地域歧视，掳来的几乎都是美女，固然可信，然谓桂产皆系“恶者”，恐非事实。不过，关键问题不在地域攻击，而在不平等。“除此五逆以外，余贼虽伪官至丞相名目，不许有妇女同处，即母子亦必别居，违者即为犯天条，贼法当斩。”
试问，所谓天条就是不可丝毫违反的法律，那么，天王以下这五家是怎么回事，他们守的另有天条不成？以此，当日在天京城里的围观群众要问一个朴素的问题：“何以群贼肯甘心输服？此等贼理，殊不可解。”
很快就有了答案，女馆制度实行不到一年，即告废除。违背伦常固应为人唾弃，废除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是另一种隐忧，即因此造成的不平等导致人心摇动，为敌所乘，适如围城中人所设想的：“倘有间谍者使之因此内讧，俾大兵得以乘机剿灭，亦殊快事。”
太平军里的“湘军”
以湘军为主力的清军战胜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从最高领袖到骨干官兵多为广西人，以地域论，湘桂似为敌国，然而，有不少湖南人参加了太平军，为建都天京，抵抗清军，做了不小的贡献。譬如地道攻城，不论太平军攻破南京，还是湘军克复天京，都有湖南郴州人的功劳。郴州在清代已是著名矿区，有很多地道与爆破专家，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克郴州，就让很多矿工加入队伍。这些人在未来攻克武昌、南京诸名城时，开掘地道，填埋炸药，测算时间，布置引线，对于攻城的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湘军最终以地道轰塌天京城墙，工兵也几乎都是郴州人。
据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做的供述，太平军攻陷南京，并没有在此定都的计划，而是想“分军镇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为业”。当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在座船上讨论北伐，被一位“老年湖南水手”听到，他“大声扬言”，说不能去河南，因为“（黄）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今日既得南京，“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而且，从古以来，“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秀清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时他是太平天国的实际控制人，遂定下建都南京之计。
这位建议定都天京的水手是湖南人，而初期太平军水师的统帅也是湖南人。唐正才，湖南道州人，原是漕运粮船里的水手。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从南方一路杀过湖南，已克岳州，拟攻武昌，正需要熟悉水战的人才，正才遂以专家身份参加革命，被东王封为典水匠，职同将军。当时太平军先克汉阳，进攻武昌，江汉风波险阻，幸得正才指挥水手在长江搭建浮桥，横渡大军，才能顺利拿下武昌。
而自正才入职，组织船舶，训练水手，太平军始立水营。第二年正月，挥师下江南，“全军战斗员和非战斗员以及老人儿童共计五十万人，辎重无数，正才把这一个庞大队伍的运输工作迅速做好，艨艟万艘，帆帜如云，沿江直下，二月，就攻克南京。论功行赏，擢职同指挥。五月，封恩赏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本传）。
正才在天京的官邸，位于“下关大王庙旁査盐卡内”“出入乘舆，早晚奏乐”。据见过他的人描述，正才“四十余岁，面黑有须，齿微露，外粗内诈，颇能笼络人心，各船水手船户多愿依附”。（按，以“外粗内诈”四字，形容当日主动参与太平军的人，真是生动而深刻。）太平天国固属“叛逆”，而又不尊孔子，因此，即有“甘心从逆”的读书人，亦不得其门而入，只能让没读过书（“粗”）而富有才能、不甘沦落（“诈”）的人进入队伍，横下心赌一把富贵。像正才这样的人并不少。譬如，其时有湖南安化人李汝昭，偷偷写了部《镜山野史》，说大清国“可恨者，君明臣不良，官贪民不安”“上下相蒙，理数应乱”“故一时变取（起）”“并出一班英伟文武全才，辅佐太平王，积草储粮，招军养马，收聚天下勇众，如蜂蚁从王”。评其文笔，也是一个“粗”字，然而敢对造反点赞，其“诈”可知。
正才的副手，水营木一正将军许斌升，也是湖南人，原是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二人管理水营，制造兵舰，既能圆满完成东王的命令，又能体恤下属的苦衷。譬如，正才曾外调至芜湖，督运木簰至天京，“为城中首逆营造房屋”，可想而知必能讨好领袖。而东王命将“下关江口内船户水手等有千余人”俱行造册登记，正才却隐匿大半，使实在不适合参战的人“不致调拨”，稍减征戍之苦。以此治军，上下相孚，战斗力自然大增。所以有曾经“陷贼”的士人向清廷建议，“如将唐逆先行擒获，贼之水营不难立破矣”（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天京城里还有一位湖南人，多方设法，庇护平民，令人感动。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湖南人周才大，任巡查，“性不好杀，见老而无依者辄怜之。请于老长毛贼，议立牌尾馆。残废使守馆，老病使扫街道拾字纸，亦不打仗。于是佯病入牌尾馆者又七八千人”。（按，所谓牌尾，大概指十六岁以下与五十岁以上男子及残病不能服兵役的人。）入馆后，由天国“逐日发米谷，每人三四两”，可算是乱世里勉强安身的处所。不过，后来“以周才大为贼首带赴安徽，此馆又难安身”。可见此馆之设，并非天国正规制度，几乎全赖才大的一片善心。才大又为女性难民设立掩埋馆，“为女馆中抬埋死尸，先葬于城内”，后来也“可以抬尸出城”“随又令馆中妇女自抬，遂有妇女藉抬尸逃窜。此端一开，妇女得生甚众”。以此，虽然写字还称他“周逆”，记事却要说才大所设诸馆，“皆城中难民难逃出城者不得已藉此藏身之计也”，显然是褒扬了。
而进入天国体制的湖南人，大致充任如下职位。如绣锦馆，“两湖贼有知画者，为伪绣锦。为之画旗、画伞、画轿衣，各贼首巢穴门扇墙壁，无一不画，登高上壁，勉为设色，笔墨遭难矣”。如诸王簿书，“系写贼文者”。如诸王典舆，“名为抬轿，亦可挑抬做工，贼目皆两广两湖”。如丞相检点指挥属下的“伪职书使，两湖人谓之头子”。如典天牢、监斩衙，“皆广西两湖残忍之贼为之”。又监造船舶，如监造金龙船总制、监造战船总制，这些职位几乎全是“湖广人为之”。而在天国建立之初，也有不甘被掳的湖南人，发动叛乱，“反戈杀贼”，不幸在铁匠馆密谋的时候，“立书歃血”，兼又痛饮，以至于喝得太嗨，被东王发觉，“执其书，按名悉杀之”。
据时人统计，在天京的湖南人，咸丰三四年间，男性最多时过万，最少时有三千人，女性先有四百人，后来不满三百人。除了江苏人与湖北人，天京城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就是湖南人。这只是在京坐馆的统计，在外为天国征战的人数也不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