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个套房公寓挨家挨户拜访，从顶楼开始一层层往下。大部分住户都不在。我跟六个房客谈过话，一无所获。谈过话的房客中，只有一个认得出照片里的保拉，但她根本不知道保拉已经搬走了。
我结束访问，临走时停在管理员的门前。她正在看一个电视猜谜节目，一直等到广告时间才招呼我。“这节目不错，”她说着，把电视声音关小，“他们找来上节目的人都很聪明，反应都很快。”
我问她保拉的房间是哪一个。
“她以前住十二号房间，应该是吧，”她查了查，“没错，十二号，就在二楼。”
“现在应该不是空的吧。”
她笑笑：“我不是告诉过你，现在没有空房间吗？还不到一天就租出去了。我想想，那个姓普赖斯的女孩在七月十八日租下这个房间。我之前说保拉是什么时候搬走的？”
“不确定，不过你是在十六日发现她已经走掉的。”
“呃，查到了，房间是十六号空下来的，十八号租了出去。或许是在十七号租出去的，但房客第二天才搬进来。空房间根本不用去推销，我的单子上就有半打排队等着要租的人。”
“你刚刚说新房客姓普赖斯？”
“乔治娅·普赖斯。她是个跳舞的，过去一年多我的房客里有很多是跳舞的。”
“我想我会去看看她在不在。”我给了她一张照片。“如果你想到什么，”我说，“背后有我的电话号码。”
她说：“这是保拉，照得很好。你姓斯卡德？等一下，我给你一张名片。”
她的名片上印着：弗洛伦斯·艾德琳，套房招租。
“大家都叫我弗洛，”她说，“或者弗洛伦斯，都可以。”
乔治娅·普赖斯不在家，那天我也敲够门了，就在去戒酒聚会路上的一家熟食店买了个三明治边走边吃。
第二天我把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支票存进银行，提了一些现金出来，包括一百张一元钞票。我在裤子右侧兜里塞了几张。
走到哪里都会被讨钱，有时候我会拒绝，有时候我会伸手到口袋里拿一元给他们。
几年前我辞掉警察工作，离开妻子和儿子搬进现在住的旅社。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出去，不管是什么样的收入，我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给我刚好碰到的随便哪个教堂。有一阵子我常常去教堂，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寻找什么，也说不出自己是否找到了什么，但把我从随便什么人身上赚来的十分之一交出来，似乎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心。
戒酒之后，我又继续把十分之一收入捐给教堂，但那不再让我觉得心里好过，于是我就停了。可是这样心里也不好过，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把钱捐给匿名戒酒会，可是匿名戒酒会并不募集捐款，他们会传帽子让大家丢点零钱以支付开销，可也只希望你每次聚会交个一块钱之类的就够了。
所以我开始把钱散给街上来跟我乞讨的人。这样似乎并不会让我安心，可是我还没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确定某些人把我的施舍拿去买酒或买毒品，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会把钱花在你最需要的东西上头。一开始我逢人就给，可是很快就放弃这种做法了。一方面是我觉得这样好像太嚣张了，同时感觉这样做好像成了一种工作，一种瞬间侦察的形式。我把钱给教堂的话，就不必去查明他们怎么用那些钱，他们花钱也不必经过我批准。就算他们拿那些钱去给教会的某个高层人员买凯迪拉克，我也乐意得很。那为什么我现在不乐意替毒贩的保时捷提供赞助呢？
我带着散财的心情，走到中城北区分局，拿五十元给乔·德金警探。
我先打过电话了，因此他在集合室等着我。我已经一年多没见过他了，可是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胖了一点，不过还好。长年喝酒的影响已浮现在他的脸上，不过没理由戒酒，谁会因为几根血管破裂、脸颊微微泛红而戒酒呢？
他说：“不知道那个本田车商找到你了没。他有个德国名字，可是我不记得了。”
“赫尔德特克。另外他是斯巴鲁车商，不是本田。”
“是哦，还差得真多。管他的，马修，你还好吧？”
“不坏。”
“你看起来不错。过着干净的生活，对吧？”
“那就是我的秘诀。”
“早睡早起？多吃高纤维食物？”
“有时我会去公园把树皮啃下来。”
“我也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他伸手顺了顺头发。他的头发是深棕色的，接近黑色，而且根本不需要用手去捋，梳好以后就能一直在头皮上服服帖帖的。“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思吧？”
“看到你真好，乔。”
我们握了手，我手心里放了一张十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握手时移到他手上。接着他的手不见了一下子，然后又空着出现了。他说：“我想你从他那儿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
“不知道，”我说，“我从他那儿拿了点钱，敲了几户门。我不知道这么做能有什么帮助。”
“你让他安心，就这样。至少他已经尽力了，你懂吧？你又没坑他的钱。”
“是没有。”
“我从他那儿拿了张照片，拿去停尸房比对。那儿有几具从六月至今都无人指认的白人女性尸体，不过都跟她的特征不符。”
“我猜到你会这么做。”
“是啊，我也只能做这些。这又不是警方的责任。”
“我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去找你。”
“我知道，很感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你现在理出什么头绪了吗？”
“现在还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
“哦，那很好，”他说，“她还活着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头绪。你说你去停尸房查过了，那医院呢？”
“你猜她是昏迷了？”
“有可能。”
“她家人最后一次跟她联络是在什么时候？六月？这也昏迷太久了吧。”
“有的人会昏迷好几年。”
“唔，那倒是真的。”
“她最后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来，总共是两个多月。”
“还是很久。”
“对昏迷的人来说不算久，眨个眼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现在带着一点恶意的戏谑。“眨个眼就过去了，”他说，“她从公寓搬出来，然后就搬进医院了。”
“只需要一点巧合，”我说，“她搬出来，在搬迁途中，或者一两天之后，发生了一点意外。一些‘热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识时偷走了她的皮包，于是她身上没有证件，现在用简·多伊（注：简·多伊（Jane Doe），美国法律程序上把不知名的男性称为John Doe,女性则是Jane Doe.）的名字住在哪个病房里。意外发生得太快，她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给父母说她搬家了。我不是说她发生了意外，只是说有可能。”
“我想是。你去医院查过了吗？”
“我想我会去附近的几家医院查一下，比如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
“当然意外有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我知道。”
“如果她搬走了，就可能搬到任何地方，所以她可能在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应该印了些她的照片，哦，你的电话印在背后，那就很方便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发一些出去吧，问问那些医院有没有没名字的人。”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
“一定会的。花一件外套的代价可以查到不少。”
一件外套，这是警方的黑话，表示一百元。一顶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这些术语是在多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衣服比现在便宜多了。我说：“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我刚刚只给了你两顶帽子而已。”
“老天，”他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真他妈的小气？”
她不在医院，纽约五个区的各级医院都没有。我也没期望她会在医院里，但这种事情还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过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别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来几天我又去拜访了几次弗洛伦斯·艾德琳的公寓，又敲了几扇门，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户谈过。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纽约人也有外地人，不过艾德琳太太有一大堆像保拉·赫尔德特克一样的房客——年轻女性，来这个城市不算太久，期望太多，钱太少。
虽然他们大半都认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为自己认得，可是没几个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样，他们大半时间都不待在公寓，即使在也是独自锁在房里。“我觉得这里应该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一个女孩告诉我，“俏皮女房东和一堆小孩聚在客厅，谈着男朋友和试镜，互相帮忙做头发。这儿以前有个客厅的，不过几年前隔成两个房间租出去了。有几个人我见了面会点点头笑一笑，不过这栋公寓里我真正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见过这个女孩——她叫保拉吗？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连她搬走都不知道。”
一天早晨我到演员平权协会的办公室，在那儿我确定了保拉·赫尔德特克从来不是这个组织的会员。帮我查名单的那个年轻人问我，她是不是美国电视与广播艺术者联合会或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我说不知道，他就很周到地帮我打电话给这两个工会。两家工会的名册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除非她是用别的名字，”他说，“以她的姓来说有可能。事实上，这个姓光是看还挺好的，可是很多人会念错，或至少会没把握念对。她会不会改成保拉·霍尔登或其他比较好念的姓？”
“她没跟她父母亲提过。”
“这种事情不会急着跟父母提的，特别是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姓氏有强烈的情感的话。做父母的常常会这样。”
“你说得没错，不过她曾使用她原来的姓参与过两场戏剧演出。”
“我可以看看吗？”他把那两张戏单拿过去，“噢，这可能有帮助。是了，找到了，保拉·赫尔德特克。我这样念正确吗？”
“没错。”
“太好了。事实上，我想不出其他的念法，不过总觉得不确定。她可以改成别的拼法，不过看起来就不对劲了，是吧？我看看，‘保拉·赫尔德特克毕业于鲍尔大学，主修戏剧艺术。’——噢，可怜——‘她曾参与《桃花盛开》和《格雷戈里的花园》的演出。’《桃花盛开》是奥德茨的作品，可是《格雷戈里的花园》是哪个鬼的？我看是学生作品吧。这就是关于保拉·赫尔德特克的所有介绍。管他的，这是什么？《城市另一边》，店前广场的展演挑这出戏真奇怪。她饰演莫莉。我不太记得这出戏，不过我想这不是主角。”
“她告诉过她父母亲，她演的是个小角色。”
“我想她并没有夸大。这出戏还有其他人吗？哦，‘演员平权协会的阿克塞尔·戈丁’，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我可以帮你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他演奥利弗，所以他大概是很有资历的了，可是展演很难说，演员阵容往往很出人意料。她喜欢老一点的男人吗？”
“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亲密好友》，戏名不坏，他们在哪儿演？樱桃巷？奇怪我怎么没听说过。哦，那是个念台词的排演，只有一次演出。戏名不坏，《亲密好友》，有点暗示性，但是不下流。哦，是杰拉尔德·卡梅伦写的剧本，他很棒。我很好奇她怎么有机会参与这出戏。”
“这很不寻常吗？”
“噢，可以这么说，我想这种戏通常没有公开选角。是这样的，剧作家很可能想知道他的作品演出效果如何，所以剧作家或指派的导演就会找些适合的演员，让他们念念台词，可能会找些有意赞助的人，也可能没有。最近某些念台词的排演会变得相当复杂，还有相当正式的排演和很多舞台动作。否则一般就只是演员坐在椅子上念念台词，就好像演广播剧似的。导演是谁？哦，我们走运了。”
“你认识的人吗？”
“没错。”他说。他找出一个电话号码，拿起电话拨了号。他说：“请找大卫·匡特里尔。大卫吗？我是阿龙·斯托沃斯。你好吗？哦，真的？是啊，我听说了。”他掩着话筒，眼珠子朝上盯着天花板。“大卫，猜猜我手上现在拿着什么。不，别猜了，是《亲密好友》舞台排演的节目单。后来这出戏台词排演通过了吗？我懂了，是，我懂了。我没听说。哦，那真是太糟了。”他的脸色暗了下来，沉默地听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大卫，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现在我这里有个家伙，他在查这出戏舞台朗读会的一个演员，叫保拉·赫尔德特克，戏单说她负责念马西的台词。能不能谈谈你为什么刚好会找她演这个角色？我懂了，哦，这样吧，你看我的朋友可不可以过去跟你谈一谈？他有点问题要问，看来我们的保拉从地球上消失了，可想而知她父母亲快急坏了。这样可以吗？很好，我让他马上过去。不，我想不是。要不要我问他一声？哦，我明白。谢了，大卫。”
他挂上电话，两个指尖按着前额中央，好像在试着抑制头痛似的。他的目光回到我身上。“那出戏还没正式演出，因为杰拉尔德·卡梅伦在台词排演之后还想改，可是他没办法，因为他病了，”他看着我，“病得很重。”
“我懂了。”
“每个人都快死了，你注意到了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这些的。大卫住在切尔西，我把地址抄下来给你。我想与其让我当传话人，你宁可自己去问他。他刚才想知道你是不是同性恋，我跟他说我看不是。”
“我不是。”
“我猜他只是出于习惯问一下。毕竟，是不是又有什么差别？谁也不能怎么样。你也不必去问谁是同性恋谁又不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个几年，看看谁还活着。”他看着我：“你看过那些海豹的新闻吗？”
“对不起，你指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说，“海豹。”他的手肘紧贴肋骨，双手同时拍击像海豹的鳍，还学海豹把球顶在鼻尖上的样子。“在北海，沿欧洲的海岸线，那儿的海豹都快死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哦，他们得了一种病，可是有好些年了，那是一种引起狗瘟疫的病毒，不可能是因为某些罗威纳犬跑来跑去咬海豹。一般猜测那是由污染引起的，北海污染得很严重，专家认为海豹的免疫系统因此减弱了，使得它们无法抵抗任何随之而来的病毒。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怎么想？”
“地球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们都快乐地卷入了垂死星球的空虚之中。同性恋只是照样过日子，像他们以前一样无耻地赶时髦。就连死亡都要领先一步。”
大卫·匡特里尔住在西二十二街一栋厂房改装的仓库式住宅的九楼。那儿有个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大块木板铺成的地板漆成亮白色，墙壁则是暗黑色，还有几笔色彩鲜明的抽象油画。家具则是白色柳条木，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
匡特里尔四十来岁，身材矮胖，头大半秃了。还剩下的一点头发留得很长，自然卷，长度盖过衣领。他边抽着欧石楠烟斗，边试着回忆有关保拉·赫尔德特克的事情。
“那几乎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说，“我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注意过她。她怎么会参加这出戏的演出？是因为有人认识她，可是是谁呢？”
他花了几秒钟试图触发回忆。他原来是找了另一个叫吉妮·萨克利夫的女演员演马西。“后来到了最后关头，吉妮才打电话给我，说她得到一个演《跷跷板》的机会，两个星期，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巴尔的摩吧？也不重要了。反正，她就说她有多爱我等等，又说她表演班上有个女孩，她发誓很适合演马西。我就说我会见她，后来她就来念了台词给我听，还可以。”他拿起照片。“她很漂亮，不是吗？不过她的脸没有那种天生的吸引力。她的舞台表演也是，不过还过得去，我反正也没空拿着玻璃鞋追来追去，到处寻找灰姑娘。我知道真正演出的时候我不会用她，我会挑吉妮演——如果其他演员足够默契，我到时候又已经原谅她临时跑去巴尔的摩鬼混的话。”
我问他该怎么联络吉妮，他打了电话给她，没人接，接着打到她的电话联络处，才知道她在洛杉矶。他打给她的经纪人，问到了她在加州的电话，又打了过去。他跟她聊了一两分钟，然后把电话转给我。
“我不大记得保拉，”她说，“我是在表演课认识她的，我只是一时觉得她会适合演马西。她有那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你认识保拉吗？”我说不认识。“你大概也不晓得那出戏，所以你也不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我连大卫用了她都不知道。”
“你和她在同一个表演班上课？”
“是啊，我并不真的‘认识’她。那是凯莉·格里尔主持的进修课程，每个星期四下午两小时，在上百老汇大道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她在课堂上曾经演过一幕戏，两个人等公交，我觉得她演得很好。”
“她在班上跟谁走得比较近？有男朋友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我甚至不记得跟她讲过话。”
“你从巴尔的摩回来后看过她吗？”
“巴尔的摩？”
“你不是去那儿演一出戏演了两星期，因此无法参加舞台朗读会吗？”
“哦，《跷跷板》，”她说，“不是在巴尔的摩演两星期，是在路易斯维尔一星期、孟菲斯一星期。至少我在孟菲斯看到了猫王故居雅园。之后我就回密歇根的老家过圣诞节，回到纽约后，我又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演了一出肥皂剧，那是意外捡到的机会，可是占掉了我星期四下午的时间。等到我有空了，又有个机会去上埃德·科文的表演班，我想上他的课好久了，于是我就再也没见过保拉了。她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有可能。你说她的老师是凯莉·格里尔？”
“对。她的电话在我的旋转名片夹里，放在我纽约的书桌上，所以帮不上你的忙。不过我确定电话簿里查得到。”
“我相信我可以查得到。”
“好啊，我很好奇保拉还会继续跟她学吗？一般人不会老待在同一个进修班的，通常学几个月就走了，不过或许凯莉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我希望保拉没事才好。”
“我也希望。”
“我现在想起她的样子了，在那幕戏里摸索着走路。她好像——该怎么说呢？容易受伤吧。”
凯莉·格里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个子女人。一头灰色鬈发，棕色的眼睛奇大。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了她的名字，直接到她公寓找她。她没请我进去，而是在靠八十几街的百老汇大道上找了一家乳品餐厅跟我谈话。
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点了百吉饼和咖啡，她要了一份奶油荞麦炒面，又喝了两大杯的酪乳。
她还记得保拉。
“她没做出什么成绩，”她说，“她自己知道这点，多了这点自知之明，她算是赢过他们大部分人了。”
“她没有任何好的地方吗？”
“她还可以。他们大部分都还可以。哦，有些真是没希望，不过大部分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能力。他们都不坏，可能还挺好的，甚至相当好。可是这样不够。”
“还需要什么？”
“你必须棒极了才行。我们总以为重要的是要得到适当的机会，或者要靠运气，或者要认识适当的人，或者要跟适当的人睡觉。不过事实上不是那样。非常棒的人才能成功。只是具有某些天分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积极发挥，必须能在舞台或银幕或电视荧屏上燃烧。你必须散发光芒。”
“而保拉没有。”
“嗯，而且我想保拉知道，或至少知道一半，但我不认为她因此而伤心。那是另一回事，除了天分之外，你还必须有那种欲望。你必须拼命地想要得到，而我不认为她是这样的，”她想了一下，“不过，她的确是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她知道。金钱？名声？名利把一大堆这种人吸引过来，特别是西岸的。他们想做些事情赚大钱，我怎么都想不透。”
“金钱和名声，那是保拉想要的吗？”
“或者是魅力，或者是刺激、冒险。真的，我怎么会知道她在想什么呢？她去年秋天开始来上我的课，一直上了五个月左右。她并不特别认真，有时候会缺席。这很常见，他们必须工作或参加试演，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
“她什么时候退出的？”
“她没有正式退出，只是没再出现。我查过了，她最后一次来上课是在二月。”
她有十来个和保拉一起上过课的学生名单和电话号码。她不记得保拉是否有男朋友，或者下课后有没有人来接过她。她也不知道保拉是不是跟某个同学特别要好。我抄下所有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除了我已经谈过的吉妮·萨克利夫。
“吉妮·萨克利夫说保拉曾有过一次公车站的即兴表演。”我说。
“是吗？我常常利用这种训练法。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保拉表现得怎样了。”
“吉妮说，她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
她笑了，可是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好笑的成分。“有种笨拙、犹豫不决的特质，”她说，“不骗你，每年有一千个天真的姑娘涌向纽约，每个都十足的笨拙、犹豫不决，盼望她们活泼的青春能融化这个国家的心肠。有时候我很想跑到长途汽车总站，叫她们全都回家算了。”
她喝着酪乳，拿起餐巾按按嘴唇。我告诉她，吉妮说保拉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受伤害。
“她们每个都容易受伤害。”她说。
我打了电话给保拉表演班的同学们，有些碰了面，有些在电话里谈。我一个个过滤凯莉·格里尔给我的名单，同时还继续去弗洛伦斯·艾德琳的套房公寓敲门，把谈过的住户从名单上划掉。
我去过保拉最后一个工作过的餐厅，我的客户也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叫德鲁伊城堡，是位于西四十六街的一家英国酒馆风格的餐厅。那儿的菜单上有牧羊人派之类的食物，还有些像“洞中蟾蜍”的怪菜名。经理跟我证实她是在春天辞职的。“她还不错，”他说，“我忘了她是为什么辞职的，不过我们处得还不错。她要是再来我还愿意雇她。”有个女招待记得保拉是“一个好孩子，可是有点恍惚，似乎心不在焉”。我进出了四十几街和五十几街的一大堆餐厅，结果发现保拉去德鲁伊城堡之前，曾在其中两家工作过。如果我想写她的传记，那些资料可能会派得上用场，可是却不能告诉我她在七月中旬去了哪儿。
在第九大道和五十二街交叉口附近一家叫巴黎绿的酒吧，经理承认保拉看起来很面熟，但没在那儿工作过。那个瘦高个儿酒保问我，能不能让他看看照片，他蓄着一把活像黄莺鸟窝的大胡子。“她没在这儿工作过，”他说，“不过她来过这里。只是这两个月没来。”
“是在春天吗？”
“肯定是四月以后，因为我是那时才开始在这儿上班的。我绝对见过她五六次，她都来得很晚。我们是两点打烊，她都是在接近打烊的时候进来。反正是过了午夜。”
“她是一个人来吗？”
“不可能，要不我会对她下手的，”他笑了，“至少会勾搭勾搭，你懂吧？她是和一个男的来的，不过每次是不是同一个男的？我想是，但是我不敢保证。别忘了，她最后一次来过之后，我都没再想过她——而且那应该已经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她，是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应该差不多，前后差不了一两个星期。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喝的是‘咸狗’鸡尾酒，两个人都喝‘咸狗’。”
“她平常都喝什么？”
“不一定。玛格丽特，伏特加酸酒，不一定是这些，不过这样你就有点概念了，都是女孩子喝的酒。不过那男的习惯喝威士忌，有时想换换口味，他会点‘咸狗’。这代表什么？”
“天气很热。”
“答对了，亲爱的华生，”他又笑了，“要么我能当个好侦探，要么你能当个好酒保，因为我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就凭这个，我请你喝一杯如何？”
“给我一杯可乐吧。”
他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给我一杯可乐。他浅啜了一口，问起保拉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她失踪了。
“总会有这种事。”他说。
我跟他聊了大概十分钟，对保拉的护花使者有了点概念。他身高跟我差不多，或许更高一点。三十岁左右，深色头发，没有胡须或短髭，穿着很随意，是那种休闲服之类的。
“好像是在救回计算机遗失的数据，”他对整个过程惊叹道，“我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这些事情。唯一困扰我的是，我怕我会为了要帮忙而无意间捏造一些讯息出来。”
“难免的。”我承认。
“无论如何，我跟你描述的，大概符合这一带半数的男人。可是我怀疑他根本不住在这附近。”
“你只看过他和她一起出现过五六次？”
他点点头：“而且看他们来的时间，我觉得他是去接她下班，或者她去等他下班，也可能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只是进来休息匆匆喝杯酒。”
“不止一杯。”
“女的喝得多吗？”
“男的喝得多，女的只是慢慢喝，但也没有拖拖拉拉，她的酒照样会喝完。不过她看起来喝得并不凶，男的也是。他们似乎是刚下班，来这儿只是喝酒的第一站，不是最后一站。”
他把照片还给我，我要他留着。“如果你想到任何事情——”
“我会打这个电话。”
零零碎碎，一点一滴。到了在“新开始”说我的故事时，我已经为寻找保拉·赫尔德特克花了一个多星期，而且所花的时间和磨掉的鞋底，大概已经让她父亲的一千元花值了，虽然我无法交出值一千元的成果。
我跟几十个人谈过，记了一大堆笔记，而且我印的一百张照片已经发掉一半了。
我知道了些什么？我无法说清她七月中离开套房公寓消失之后的行踪，我也没发现她四月辞掉女招待的工作之后又在哪里工作过。而且，我拼凑出来的图像，也不像分发出去的照片那么清楚鲜明。
她是个演员，或者她希望成为一个演员，可是她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她也没再去上表演课。她曾和一个男人半夜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大概去了五六次。她独来独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里。她这么寂寞能去哪儿？她会去公园，跟鸽子说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