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卡利什办公室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是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瞟眼看它，跟他的腕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悟到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熨斗大厦（注：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座落于纽约曼哈顿岛第五大道。）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本。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留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不关心。”
“安东内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份，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交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结果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问到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回钟上，然后回到他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数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星期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迟五天，就会给他撵上街的。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交握，“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他当初买的大部分大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休恩街194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看都没看过，只是每年由我们寄四次支票给她。”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都没抱怨过就是了。”
“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房租都按时缴？”
“偶尔晚一个星期，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对。”
“租约她是什么时候签的？”
“我租约搞哪儿去了？噢，在这儿。我瞧瞧，嗯，1970年，10月23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又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吧？”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是上班族，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捧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有，”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好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
“所以当初你们的确有人打过这个号码，对方也有人接，而且还帮她撒谎。”
“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角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音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角再投回去，打到卡莱尔饭店。我要前台转接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你说过她是春天退的学。”
“我记得是三月。”
“第一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退学后两三个月之内，我记得。我问问我太太。”他一会儿之后回来，“我太太说第一张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记得是五月底。第二张，佛罗里达那张，是隔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抱歉我没办法讲得更明确。我太太说她大概还记得把卡片收在哪儿。我们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温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还是之后。”
猜得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答了声是。我告诉他一两天内我会再打给他。我已经有了他尤蒂卡的办公室号码，但他又把家里电话告诉我。“但请你尽量打到公司。”他说。
伯盖什古董进口公司位于十一和十二街之间的大学广场。我站在一条走道上，周遭环绕的是西欧残剩的古董。我眼睛定在一座钟上——和戈登·卡利什墙上那座一模一样。标价是二百二十五。
“你对钟有兴趣吗？那可是口好钟。”
“这钟准吗？”
“噢，这些钟摆挂钟永远坏不了，而且准极了。你只要调一调重量，就可以控制它们的快慢。你看的这个，钟框还保存得像新的一样。这不是稀品，当然，不过要找个品相跟这一样好的恐怕很难。如果你真有兴趣，价钱我们还可以商量。”
我扭头仔细打量他。他约莫二十七八岁，干干净净一个年轻人，穿件法兰绒长裤，粉蓝色高领毛衣。发型看来非常昂贵，鬓角齐耳，两撇八字胡修剪得一丝不苟。
我说：“其实我对钟没有兴趣。我是想找人谈谈以前在这儿工作的一个男孩。”
“噢，你说的一定是理奇（理奇是理查德昵称）！你是警察吧？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你跟他很熟吗？”
“陌生得很。我感恩节前不久才开始到这儿上班。我以前在这条街下边不远的拍卖画廊工作，不过那里实在吵得我受不了。”
“理奇在这儿做了多久？”
“我不清楚。伯盖什先生可以告诉你，他就在后头办公室里。发生那件事以后，这儿真被搞得鸡飞狗跳。我到现在还是没法相信。”
“案发当天，你在这儿工作吗？”
他点点头：“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星期四早上。然后我整个下午都在送货，一卡车丑毙了的法国乡间家具，运到赛奥西特一栋丑死的叠拼别墅。在长岛。”
“我知道。”
“呵，我可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可真好命，不晓得天下还有这么个叫赛奥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们原来严肃的话题，神色又凝重起来，“我五点左右回到这里，刚好赶上帮忙收摊打烊。理奇早就提前走了。当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吧？”
“谋杀时间大概是四点左右。”
“我那时候正在长岛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奋战。”他戏剧化地打个哆嗦，“我到当晚十一点收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实在没法相信凶手就是我们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但他们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叹口气，两手垂下，“天下事真的很难讲。”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根本没时间跟他混熟。他一脸和气，彬彬有礼，非常殷勤。他对古董懂得不多，但是挺有感觉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你知不知道他跟一个女孩同住？”
“这我哪会晓得？”
“他也许提过。”
“他没提。问这干吗？”
“他跟女人同住，你觉不觉得奇怪？”
“这问题我没想过，也没什么好感觉的。”
“他是同性恋吗？”
“我哪知道？”
我逼上前去，他缩缩身子，但脚没移动。我说：“省省你这套吧。”
“啊？”
“理查德是不是同性恋？”
“我对他可没半点兴趣，而且也没看过他跟别的男人一道。没见他勾搭过什么人。”
“你想过他是同性恋吗？”
“呃，我一直都这样想啊。看老天的分上，他一副标准的同性恋长相，只差没写脸上。”
我在办公室找到伯盖什。他身材矮小，满额皱纹几乎波及头顶。下巴才刮没两天，八字胡蓬乱一团。他告诉我，找他的警察和记者实在多得烦不胜烦，他还有生意要做。我告诉他我不会花他太多时间。
“我有几个问题，”我说，“我们再回到星期四，案发当天。那天理奇的表现跟平常不太一样是吧？”
“我不觉得啊。”
“他没有坐立不安什么的？”
“没有。”
“他提早回家。”
“没错。他吃完午饭回来以后，说人不舒服。他在转角那家印度餐馆吃了咖喱，肚子觉得怪怪的。我常提醒他味道不要吃太重，普通的美国食物吃了最安全。他的消化系统特别敏感，可又老爱尝些跟他体质不合的外国菜。”
“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我没留意。他吃完午饭回来很难过，我马上要他回家休息。肚子绞痛哪有办法专心工作。不过他想硬撑，这小子事业心强，工作卖力。有时候他像那样消化不良，然后撑一个小时他又好了，但这回只有愈来愈糟，我看不过去，硬把他逼回家。他走的时候，呃，不晓得，大概是三点吧，还是三点半？差不多就那个时间。”
“他帮你做多久了？”
“大概一年半。他是前年七月来的。”
“他前年十二月搬去跟温迪·汉尼福德同住，你有他在那之前的住址吗？”
“二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他当初来应征时，住的就是那里。然后他又搬过几次，但没给我住址，他搬到贝休恩街我想就是十二月。”
“关于温迪·汉尼福德你知道些什么吗？”
他摇摇头：“从没见过，名字也没听过。”
“你以前就知道他和一个女孩同住？”
“他是那样跟我讲啦。”
“哦？”
伯盖什耸耸肩：“我看他应该是跟人合租房子，如果他要我以为那人是女的，我又何必反对。”
“你觉得他是同性恋？”
“对啊。我们这行也不是没听过这种事。我的员工就算跟非洲大猩猩上床，我也无所谓。下班时间他们爱干什么，是他们自家的事。”
“他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知道的？”
“没有，我没一个知道，他有话都闷在肚里。”
“他工作表现很好。”
“非常好，非常谨慎细心，而且对这行有感觉。”他眼睛盯着天花板，“我看得出来他有私人问题。他从来不谈，但他，呃，该怎么说才对？绷得紧紧的。”
“紧张？敏感易怒？”
“不，不完全是。绷得很紧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你可以感觉到，有什么心事在拖着他往下沉，绑得他动弹不得。但你知道吗？他刚来这儿做时，这种情况要明显多了。过去这一年他稳定很多，好像已经找到纾解的方法。”
“过去这一年？也就是说，从他搬去跟温迪同住以后？”
“我倒没那样想过，不过的确没错。”
“他杀了她，你很惊讶。”
“我吓坏了，根本没法相信。我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一年半来，他每个星期帮我做五天事，我以为我很了解他。然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认识他。”
出门的路上，穿高领毛衣的年轻人叫住我。他想知道我有没有问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但这案子已经结了，”他说，“不是吗？他们俩都死了。”
“对。”
“那你这样四处刺探，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晓得，”我说，“你看他是为什么要跟她住在一块？”
“人跟人住在一起是为了什么？”
“假设他是同性恋好了，他为什么要跟女的住？”
“也许他掸灰跟打扫的工作做腻了，洗自己的衣服洗烦了。”
“我不晓得她那么贤惠。听说她是妓女。”
“我也听说了。”
“男同性恋为什么会要跟妓女同住？”
“天哪，我也猜不透。也许她让他接收她过剩的嫖客，也许他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反正我呢，就算打死我，也不会去跟别人住，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我跟我自己住就已经麻烦一箩筐了。”
这点我没法反驳。我朝门口走去，然后又扭过头。太多事情说不通了，而且根本兜拢不到一块。“我只是想寻出个道理来，”我说——跟我自己，也是跟他，“他好端端的干吗杀她？先奸后杀。为什么？”
“呃，他是牧师的儿子。”
“那又怎么样？”
“他们那伙人全是疯子，”他说，“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