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菲茨罗伊谈话时，天空下了一点小雨。我走到外面时，雨已经停了。不过我觉得今天的雨还没下完。我在第三大道的转角处喝了一杯，并且看了一段电视新闻。他们公布了警方绘制的砍杀狂素描，和《邮报》头版上刊登的相同。图片上是一个圆脸黑人，蓄着修剪整齐的胡子，头上戴顶软帽，一双杏仁形的大眼睛露出狂暴的凶光。
“想象一下你在街上发生这种事，”酒保说，“我告诉你，很多人拜此事件之赐取得手枪许可证。我也正考虑要去填申请表。”
我想起我不再带枪的那一天，同时交回了我的防弹衣。没有了腰际那一块铁，我有一股十分脆弱的感觉，但现在我几乎无法回想起当初配着枪在街上走的感觉。
我喝完饮料后离开。那酒保会拿到枪吗？也许不会。大多数人说的比做的多。但是，每当有这类的疯子上了头条新闻，不管是砍杀狂还是冰锥大盗，就会有一群人拿到枪支许可证，另外一群人则购买非法枪支。在这些人当中，总有几个人会在喝醉酒后，拿枪射杀老婆，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逮到那个砍杀狂。
我往住宅区走，路上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停下来吃晚餐，然后在四十二街的中央图书馆待了几个小时。我看了缩微胶卷旧报纸，又看了新的和旧的市区地图。我做了一些笔记，但不是很多。我主要是想试着让自己深入到这个案子的情境里，在时光隧道中后退几步。
我走出来时，天空在下雨。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在吧台找到一张凳子坐下来。这里有人可以聊天，有波本酒可以喝，有足够的咖啡可以消除疲劳。我不是真的很喜欢这样，我只是随波逐流，勉勉强强，就这样一天混过一天。然后你会很惊讶，一个人不管什么日子都可以混得过去。
第二天是星期五。我用早餐时，读了一份报纸。昨晚没有砍杀事件发生，但是案子仍旧毫无进展。在厄瓜多尔，有几百人死于地震。最近好像死了很多人，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注意这类消息的缘故。
我到银行去，把查尔斯·伦敦的支票存进我的户头，并且领出一些现金和一张五百元的汇票。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装汇票，我要把它寄给赛奥西特的安妮塔·斯卡德太太。我拿着银行的笔，在柜台边站了几分钟，想要在里头写几个字，但我终于还是只寄出了汇票。汇票寄走了以后，我想到要打电话跟她说一声，但是看起来这比寻思那张便条要怎么写更烦人。
今天天气还不坏。云朵遮住了太阳，但还是看得见一小片一小片的蓝色天空，空气中有种特别的香味。我到阿姆斯特朗酒吧还了之前借的钱，没喝任何东西就离开了。这时候喝第一杯还太早。我离开后，向东走过一个很长的街区，到哥伦布圆环，搭上一辆地铁。
我坐D线到史密斯和柏根街，下车后回到外面的阳光里。我四处走走，确认自己的方位，往东过去六七个街区就是七十八分局，我曾经在那里干过很短的时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时候会到布鲁克林来，没有一样东西看来似曾相识，当时这个地方属于布鲁克林区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自己的名字。现在，这里一部分叫圆石丘，另外一大片叫波朗坡区，这两个地方都全力参与褐石建筑复兴运动，邻近纽约的各地区没有按兵不动的，不是变进步就是变堕落，大半个市区看来都要瓦解了。在南布朗克斯区，一个接着一个街区都是被焚烧掉的建筑物。在布鲁克林，同样的情形侵蚀着布什维克和布朗斯维尔。
这里的街区则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在这些街道里走来走去，终于明白变化在哪里。每一条街道都有树木，它们大部分都是这几年才种上去的。虽然有些褐石及砖砌建筑物荒废失修，但大部分还是都装点得焕然一新。商店也反映出这种改变。史密斯街上的健康食品店，沃伦和邦德街口的时装店，那种稍具格调的餐厅也随处可见。
芭芭拉·埃廷格死亡和生前居住的房子位于尼文和邦德之间的怀科夫街，这是一幢砖造的建筑物，楼高五层，每一层楼有四户小公寓。因此，它没像其他的褐石建筑物一样，变回原来的独栋住家。不过，房子变干净了些。我站在门厅处检查信箱上的姓名，和我抄下来的旧市区指南资料作比对，总共二十家住户中，只有六户自谋杀案发生以来还一直住在这里。
信箱上的姓名不完全可信，人们会因结婚或离婚而改变他们的姓名。为抑制房东调高租金，公寓常被转手租出去。早就不住在这里的房客的姓名却一直还留在租约和信箱上，或者，承租人找人来同住，后来自己先搬出去了。没有捷径。你必须敲遍所有的门。
我按了门铃，有人按对讲机让我进去，我先走上顶楼再一路访谈下来。有张名片能亮一亮，事情会比较简单，但是举止比证件重要，而且就算我想也摆脱不掉那种气质。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警察，但我也没有要让他们以为我不是个警察。
我的第一个访谈对象是住在顶楼后排公寓的一位年轻妈妈。我们谈话时，她的小孩在隔壁房间哭。她告诉我说她搬进来这里还不满一年，对于九年前发生的命案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很着急地问我命案是否就发生在她住的这间公寓，当她得知不是的时候，立刻就松了一口气并且好像很失望的样子。
四楼前排公寓里的一个斯拉夫女人给我倒了一杯咖啡，她的双手长有黄褐斑并且因患关节炎而弯曲。她让我坐在长沙发上，再把她的椅子转过来面对着我。她那张椅子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让她可以看见街道。她告诉我她在这栋公寓住了将近四十年，四年前她先生还在，但是现在他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她说附近的环境越来越好。“但是老一辈的都死了，我多年来购物的地方也不见了，还有每一样东西的价格——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价钱。”
她记得冰锥谋杀案，虽然她很惊讶这件事居然已经过去九年了。对她来说，没那么久。她说被杀死的那个女人是个好人。“只有好人才会被杀害。”
除了说她人很好以外，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她记得的好像不多。她不记得芭芭拉是否对某邻居特别友善或不友善，也不记得芭芭拉和丈夫处得好或不好，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记得那女人长什么样子，真希望我能拿张照片给她看。如果我先前就想到这一点，会向伦敦要一张芭芭拉的照片。
威克小姐是另一个住在四楼的女人，她是唯一向我要证件的，我告诉她我不是警察。她拴着门链，透过一个两英寸宽的门缝和我说话，这对我来说并非无法理解。她刚搬来这里没几年，知道这件命案发生在这里还有冰锥大盗最近被捕落网，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所知所闻仅止于此。
“大家都随便让人进来，”她说，“我们这里有对讲机，但大家也不问清楚你是什么人就开门让你进来。大家都在谈论犯罪的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会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然后，事情真的就发生了。”我想告诉她只要有一把门闩剪，要弄断她的门链实在很容易，但我认为她的焦虑程度已经足够高了。
那一天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不在。三楼，芭芭拉住的那个楼层，后排公寓有一间没有人应门，我停在隔壁那间公寓的门口，听到有迪斯科音乐穿门而出。我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来开门。他留短发和胡须，只穿了一条蓝白条纹短裤。他全身肌肉结实，晒黑的皮肤上闪烁着一层薄薄的汗水。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并且说我想请教他几个问题，他带我进去，把门关上，然后经过我身边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他先将收音机音量关小一半，停了一下，再完全关掉。
在没有铺地毯的镶木地板中央放着一块大草席。一副举重杆和一对哑铃横放在草席上，另外还有一根跳绳卷成一堆扔在旁边的地板上。“我刚才在健身，”他说，“你不坐下来吗？这张椅子挺舒适的，另外一张刚坐下去还好，但不适合久坐。”
我坐在椅子上，他则盘着腿坐在席子上，当我提起发生在同一楼层的谋杀案时，他眼睛一亮表示他知道。“唐纳德告诉过我，”他说，“我才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点，但唐纳德在这里就住得久了，他眼看着这一带变得漂亮起来，幸好这栋特别的建筑物还保留着它本质上的寒酸，你也许想和唐纳德谈一谈，但是他出去工作了，要六点或六点半才会回来。”
“唐纳德姓什么？”
“吉尔曼。”他拼出这个姓的写法。“我叫罗尔夫·瓦戈纳，我在最近才看到有关冰锥大盗的报道。我当然不记得这件案子，我那时才读高中，在印第安纳的家乡，曼西，印第安纳离这里很远，”他想了一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吉尔曼先生和埃廷格夫妇很熟吗？”
“还是由他自己来回答比较好，你们已经抓到凶手了，不是吗？我看到报道说他一直被关在精神病院，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杀过人，后来他被放出来，他们又抓到他，而他自己坦承犯案或是怎么样的？”
“差不多是这样。”
“现在，你是要确定你这个案子也是他干的？”他笑了，他有一张好看而且天真的脸，穿着短裤坐在席子上。他的样子看起来很轻松，一般同性恋者通常都会比较有警觉性，特别是有警察在场的时候。“这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你和朱迪谈过了吗？朱迪·费尔伯恩，她就住在以前埃廷格夫妇住的那间公寓。她上夜班，做女招待，所以她现在应该在家，除非她去试唱，上舞蹈课，或逛街——反正她要么在家，要么不在家，难道还有别的可能吗？”他又笑了，完全露出牙齿。“还是，也许你已经和她谈过了？”
“还没有。”
“她是新搬来的，我想她才搬来六个月左右，这样你还会想和她谈一谈吗？”
“要。”
他伸开盘着的双腿，轻快地站起来。“我帮你介绍，”他说，“等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好。”
他再出现时穿着牛仔裤，法兰绒衬衫，光脚穿着跑步鞋。我们穿过厅堂，他敲隔壁公寓的门，先是静悄悄的，然后传出脚步声和一个女人应门的声音。
“是罗尔夫，”他说，“还有一名警察要来拷问你，费尔伯恩小姐。”
“啊？”她一边说着，一边把门打开。她真像罗尔夫的姐妹，他们有着同样淡棕色的头发，相同的脸部特征和中西部人开朗的表情。她也穿牛仔裤，以及一件毛衣和一双便宜的拖鞋。罗尔夫帮我们介绍，她往旁边站，示意我们进去。她完全不知道关于埃廷格夫妇的事，她对这件谋杀案的认识仅限于命案就发生在这里的事实。“我很高兴搬进来以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否则我可能会被吓到，这实在太蠢了，不是吗？公寓很难找，谁有那个本钱去迷信？”
“没有人，”罗尔夫说，“没有这个市场。”
他们谈论着第一大道的砍杀狂，还有最近发生在本地的盗窃风。一个星期前，这里的一楼就发生过一次，我问她可否看一下厨房。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走在去厨房的路上了。我想，无论如何，我应该还记得厨房的位置。但是，我已经去过这栋大楼的其他公寓，每一套的布局其实都相同。
朱迪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在这间厨房里？”
罗尔夫问她：“你以为在哪里？在卧室吗？”
“我不想去想这个问题。”
“你甚至不觉得好奇吗？不过你听起来像是克制着好奇心。”
“也许吧。”
我不加入他们的对话。我试着去回忆这个房间，跳过这九年，再一次身处现场，站在芭芭拉·埃廷格的尸体旁边。她离炉子很近，两腿伸到厨房中央，她的头朝向起居室。地板上有张油毡，现在没有了。原来的木地板经过整修，处理得光光亮亮的，炉子看起来也是新的，灰泥被除去，露出砖砌的外墙。我不能确定以前砖块有没有露出来，也不能确定我心中的影像有几分真实。回忆是一种合作的动物，很愿意讨好你，供应不及时，它常常可以就地发明一个，再小心翼翼地去填满空白。
为什么在厨房？这扇门通往起居室，因为她认识他，或尽管事实上她不认识他，她都让他进了门。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抽出冰锥，而她想逃跑？他抓住她站在油毡上的脚踝，爬过去，然后用锥子攻击她？
厨房居中，隔开起居室和卧室。也许他是她的情人，他们正要走进卧室，他突然用那几英寸长的冰锥攻击她。但是，为什么他不等到他们走到卧房才下手？
也许她在炉子上煮东西，也许她正在为他冲咖啡，厨房太小了不能在里面用餐，但是也足够两个人舒舒服服地站着等水烧开。
这时，突然有一只手蒙住她的嘴巴，并且一刀刺进心脏要了她的命。之后，再用冰锥补上几刀，让它看起来像是冰锥大盗的杰作。
是第一刀置她于死地的吗？我记得有很多血滴，尸体不会一直流血，但是大部分戳刺的伤口也不会。验尸报告指出心脏的那一刀多少可以立即致死，这一致命伤可能是她挨的第一刀或最后一刀。这些我在验尸报告中都看过了。
朱迪·费尔伯恩把茶壶装满水，用一根火柴点燃炉子。水开时她冲了三杯速溶咖啡。我希望我的咖啡里能加点波本，或者干脆给我一杯纯波本，但没有人提议这样做，我们各自拿着杯子走进起居室。她说：“你看起来好像见到鬼了。不，我说错了，你看起来好像在找鬼一样。”
“也许我刚才就是在找鬼。”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相信这种事。他们认为这种情形比较常发生在猝死的情况下，死者没有料到事情会突然发生。理论上是灵魂不能接受死亡的事实，所以游荡不去，因为它不知道要进入另一个生存层面。”
“我想它在地底下走，呐喊着要复仇，”罗尔夫说，“你知道，拖着链条，把地板弄得吱嘎作响。”
“不，它只是不明白该怎么办才好，你要找个人来安抚鬼魂。”
“我可不碰这个玩意儿。”罗尔夫说。
“我真以你为荣，你克制的功夫一流。那叫什么来着，安抚鬼魂。那是驱邪的一种。鬼魂专家，或随便你怎么称呼，与鬼沟通并让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它就会离开，让灵魂到灵魂应该去的地方。”
“你真的相信这一套？”
“我不能确定我相信什么。”她说。她把翘起来的脚放下，然后又翘起来。“假如芭芭拉的灵魂还在这套公寓流连不去，那么她一定相当克制。木板没有吱吱嘎嘎地响，也没有夜半幽灵出现。”
“你的鬼很低调。”他说。
“我今晚一定要做噩梦了，”她说，“假如我睡得着的话。”
我敲遍了下面两层楼的每一间公寓，没几家有回应的，住户不是不在家就是没什么有用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公寓管理人住在下一个街区一栋类似建筑物的地下室公寓里。但我看不出来去找他能得到什么，他才来工作几个月，而且住四楼前排公寓的老太太告诉我，过去九年来已经换过四五位管理员了。
走出这栋建筑物时，我为再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感到高兴，也为回到街道上感到高兴，我在朱迪的厨房内感觉到一种东西，虽然我不愿称之为鬼魂，但我感觉到有个来自许多年前的东西拉着我，想要把我拖下去，拖到地下去。
不知道那是芭芭拉的过去还是我自己的过去，我说不出来。
我在迪恩和史密斯转角处的一间酒吧停下来休息。他们有三明治，还有微波炉可以加热，但我不饿，我很快喝了一杯，并且啜了一口解酒的清凉饮料。酒保坐在高脚椅上喝着一大杯看起来像是伏特加的东西。另外还有两位客人，年纪和我相仿的黑人，在吧台另一端看着一个电视比赛节目。其中一人偶尔会对电视机里的话评头论足。
我翻了翻笔记本，然后走到电话旁边查阅布鲁克林的电话号码簿，以前芭芭拉·埃廷格工作的那所日间托儿所看来已经停业了，我查看分类广告，看看同一个地址上有没有登记其他公司，结果没有。
托儿所的住址在克林顿街。我离开这一带太久了，因此我必须打听一下方向，结果只要走过几个街区就到了。布鲁克林这一带的边界一向都界定不清楚，这个地区的面积大小大部分是房地产经纪人自行发明的，但当我走过法院街时，我已经由波朗坡区来到圆石丘了，而且两区间的变化不难看出来：圆石丘绿化得比较漂亮，树木多，褐石建筑物比例也高，街上大部分是白人。
我找到克林顿街上那个我要找的门牌号码，它在太平洋街和友谊街之间，日间托儿所已经不见了。一楼店面卖的是编织用品和针织花边。老板是一个肥胖而且镶着一颗金门牙的胖女人，她不知道托儿所的事，一年半以前，一家健康食品餐厅结束营业，她才搬进来的。“我在那家餐厅用过一次餐，”她说，“他们真该关门大吉，我不骗你。”
她给我房东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我在街角试着打电话，但却一直占线，我只好走回法院街，爬了一段楼梯来到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卷着袖子，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塞满烟蒂的又圆又大的烟灰缸。他打电话的时候，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窗户是关着的，整个房间烟雾弥漫，浓得像是凌晨四点的夜间俱乐部。
他一放下电话，我就赶紧逮住他，趁电话铃声又响起前问他几句话。就他记忆所及，除健康食品餐厅以外，那里还开过童装店，同样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找到做针织品的，”他说，“不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她明年就会结束营业。你现在能卖出多少毛线？事情就是这样，有人为了本身的嗜好和兴趣就去开一家店，健康食品，针织品，不管是什么。但他们对做生意懂个屁，不出一年或两年他们就做不下去了。她一中止租赁合约，我们就会在一个月以内以她所付价格的两倍将房子再租出去，在高级地区是出租方市场。”他拿起电话。“抱歉，我帮不上你的忙。”他说。
“查一下你们的记录。”我说。
他告诉我他还有许多事要办，但话讲到一半口气由坚定转为发牢骚。我坐在一张老旧的橡木旋转椅上，让他一个人在档案堆里乱搜一通。他把半打以上的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才拿出一本档案夹，“啪”的一声扔到桌上。
“找到了，”他说，“快乐时光儿童看护中心，什么名字嘛？”
“有什么不对吗？”
“在酒吧里快乐时光饮料全部半价，活见鬼把这词儿拿来用在小孩子身上，你不觉得吗？”他摇摇头，“他们还奇怪为什么生意做不下去。”
我倒不觉得这个名字有何不妥。
“承租人是一个叫科温的太太，贾尼丝·科温。租约五年，做了四年放弃，在八年前的三月终止合约。”那是芭芭拉·埃廷格死后一年的事。“老天，你来看看这租金，你不会相信的，你知道她才付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
“来，你看过那个地方，你开个数目。”我看着他，他捻熄一根烟后又点燃另一根。“一百二十五元一个月。现在的租金是这个数字的五倍，而且一旦那个做针织的不做或租约到期，马上还要涨价，不管哪一种情况先发生。”
“你有科温太太的联络地址吗？”
他摇头：“我有一个她的永久地址要不要？”我写下地址，他念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也把它记下来。
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电话，打声招呼，听了几分钟，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了一会儿。“听着，我这儿有人在，我待会儿给你回电话，好吗？”
他挂了电话，问我可以结束了吗，我想不起来还有没有其他事情。他拿起那个档案夹说：“她在那里做了四年，大部分的店面在第一年就做不下去了。撑过第一年，你就有机会，做两年就大有搞头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
“哪里？”
“女人，”他说，“她们是业余的，她们没有非做成不可的必要。她们做生意像试穿衣服一样，假如颜色不喜欢就脱下来，她们就是这样，这样我才会有生意进门。”
我谢谢他的帮忙。
“听着，”他说，“我总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拨了他给我的电话号码，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女人接的。她对名叫贾尼丝·科温的人一无所知，而且没讲多久她就把电话挂断，没让我有机会多问几句。我投下一个硬币，又拨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拨错号码。听到同样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把电话挂断。
从电话号码停机到这个号码重新给另外一个人使用，中间间隔的时间大概一年。当然科温可能只是换了电话号码，但没有从怀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经常换号码以摆脱骚扰电话的纠缠。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个人都搬走了，离开布鲁克林，离开纽约市这五区，离开本州。我开始回头往怀科夫街走，过了半个街区，转过来，折回去，再转过来。
我命令自己停下来，在我的胸中和胃里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我怪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且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收了伦敦的支票。他的女儿躺在坟墓里九年了。杀她的人早就有足够的时间跑到澳洲去展开全新的生活，我做这些事根本他妈的毫无意义。
我站着让强烈的情绪平复下来，想清楚我现在不去怀科夫街，要等一下才去，等吉尔曼下班时我再去，到时候可以顺便去查一下科温的住处。这时候，我想不出来关于芭芭拉·埃廷格的谋杀案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现在可以做，以抚平我焦虑的情绪。
布鲁克林有个现象：你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教堂，在这个区里到处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国会街的转角处就发现了一家，这间教堂已经关闭而且铁门深锁，但是上面有个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转角右边的圣伊丽莎白·西顿礼拜堂，有一个栅门通往这间挤在教堂和牧师公馆中间的平房式礼拜堂。我走过一个种满常春藤的庭院，里边有个牌子写着这里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内的地点。我懒得去看他是谁，以及他们把他葬在这里的原因。我从两排白雕像中间走进这间小礼拜堂，只有一位孱弱的爱尔兰妇人在里面，她跪在前面的长椅上，我坐在靠礼拜堂后方的位子上。
我不记得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教堂里面打发时间，好像是在我离开警察局以后，在我迁出赛奥西特区那栋房子并且离开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去住以后。我想我发现教堂是和平宁静的最后根据地。在纽约，这两件东西很难获得。
我在这间礼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感觉很平静。我只是在这里坐着，先前的那些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离开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门口时，我把钱放入那个救济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停止。这问题并不怎么困扰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结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些钱拿去做什么。我并不是很在乎。查尔斯·伦敦给了我一千五百元，这个举动并没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来送给不特定的穷人更有意义。
那里有一架子的奉献蜡烛，我停下来点了两根，一根给去世已久的芭芭拉·伦敦·埃廷格，虽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内那么久，另一根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一个和芭芭拉去世了大约同样久的小女孩。
我没有祈祷，我从不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