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那愚蠢的婆娘，一颠一颠地离开了镇政府。她不知道我一直跟在她的后面，看着她在人流中穿梭，忽然觉得她肥胖的身子也很单薄，像插在河流中的一根小竹杆，被洪水冲得左摇右摆。
心里忽然生愧，我那样对她，她应该恨死我，而现在，她却像根竹杆般漂流，看来她也很伤心——原配就是原配，一夜夫妻百日恩，换了黄芸，真不知道她此刻是不是在算计着可得到多少遗产。
歉疚像气管里传过来的氢气，我就像个气球，快速地澎涨着，然后痛苦地“砰”的一声，贴着地面任人踩踏。
阿红带着抽搐的心痛回到了大宅。我的父亲一见她，便问：“怎样？苏主任同意通融吗？”
阿红嘴里喷出的屁字，差点将我父亲击倒：“什么？不同意？真是人走茶凉啊，我可怜的儿——”
阿红望着我父亲布满褶子的脸，泪水落在上面，就像发了洪水的小溪。她缓缓地道：“也不是堵死没弯转，但要花很多钱。”
父亲一听，停住了抽泣，问：“他要多少？”
“十二万，十万买一条尸体来代焚，两万用来疏通关系。”
父亲咬了咬嘴角，一狠心，道：“给他，千金易得，好穴难寻，为了后人的福荫，多少钱都花。”
我的儿子，那个跪在灵堂前一脸凄戚的大学生道：“爷爷，你太迷信了，人死如灯灭，搞那么多无谓的事干嘛。”
阿红斥道：“闭嘴，听爷爷的。”
我的女儿，那个跪在灵堂前一脸愁苦的高中生，轻轻地扯了扯她哥哥的衣角。儿子便鼓着腮闭上了嘴巴。
我真想站在他面前，大声地告诉他，谁说人死如灯灭？我不是好好地站在这里？可惜他看不见我，也听不到我的声音。
吴能安排好别人给我建墓后，便回来了。父亲对他说：“小吴，麻烦你叫人提十二万现金过来。”
吴能疑惑地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父亲道：“别问那么多，叫人拿过来就是了。”
吴能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阿红，眼睛眯成两个问号。他哦了一声，便走出去打电话。
阿红提了现金，来到苏主任的办公室。
苏主任像算到了阿红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他的双脚搁在桌子上，坐在皮椅上的屁股向后仰，皮椅痛苦地发出了吱吱的叫声。
见到阿红提着一个袋子进来，他连忙将脚缩回，站起来，脸上堆着一团团的笑容。忽然，他觉得不妥，脸一拉，便有了一股愁苦之意，他悲怆的腔调像粘液，让办公室里的空气顿时变得黏稠起来。
“嫂子，你来啦。”苏主任连忙为阿红拉开了椅子。阿红将手中的袋子放在桌上，说：“十二万，一分不少，你数一数。”
苏主任的喉结像个滑轮，溜了下去，又被扯了上来。他走到门口，把长长的脖子伸出门外，像做贼一样左右瞄了瞄，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
他回到办公桌前，沉沉的声调让人咋听都觉得他情绪很低落：“嫂子，我也没办法，这钱要花还是得花的。”
当初，他像条狗一样哈着腰，从另一张桌子上赶过来，给我和同桌的镇长、书记们敬酒，说得比谁都真诚：“以后董事长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两肋插刀。”当时我啜了他一脸唾液，骂道：“我呸，你这不是咒我早点死吗？”他一脸尴尬地讪笑，并不断拍打着嘴巴，说：“呸、呸、呸，百无禁忌，来、董事长，我敬你一杯。”
没想到今天还真的落在了他手里。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就算市长也是我的座上宾，但最终还得回到这个还没绿豆大的小吏手里处理。
看着他那虚伪的嘴脸，无比愤怒，真想冲过去在他的后脑拍上一巴掌，让他尝尝什么是鬼拍后尾枕。
阿红此刻并不糊涂，她不耐烦地打断道：“废话少说，你数数看，出了门口再说少了，我可不管了哦。”
苏主任皮笑肉不笑，说：“嫂子，看你说的，我还信不过你吗？哪用得着数。”
话虽如此，他却像通臂猿猴一样，伸着长长的双手，把袋子揽了过去，拿出一叠，手指沾着唾液数了起来。
半晌，数完那整整十二叠，苏主任便全部扫进袋子里，然后将袋子塞进了办公桌的抽屉。
苏主任隔着桌子将头伸了过来，他朝阿红勾了勾手指，阿红便将头伏了下来。苏主任在她耳边轻轻地道：“回去后就当没来过这里，不要声张——”
六天后。
追悼会在殡仪馆的松柏厅举行，很隆重，连市长也来了。我躺在水晶棺里，周围摆满了鲜花，经过细致的化妆，脸上很安祥，不像死去的人，倒像睡着了，嘴角带着一丝笑意，仿佛正做着美梦，梦中正春风得意，完全是一副忘我的神态。
四周摆满了花圈，大厅的正中摆着一条香案，阿红带着一对儿女伤心欲绝地跪在香案前。她们蜷缩着，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悲呜。案上的香炉里燃着檀香，燎绕的烟雾呛着他们的眼睛，半眯着，泪水像雨后的檐角，一滴滴地流淌。蜡烛影照着水晶棺后面的相框，黑白照片泛着一层油光，白色的绢花像条河流，从两旁流过。相框上方挂着一条白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四个黑色的大字：天嫉英才。
他们对着我的照片躹躬，阿红带着儿女向他们还礼。人太多，不断地重复，阿红弯得腰酸背痛，她皱着眉，看起来愁苦之色更甚。他们拍着阿红和儿女们的肩膀，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台词：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
躹过躬后，他们在两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离水晶棺十米远的东南角有一个讲台，身穿黑色中山装，一脸凝重的主持人，用手指弹了弹话筒。分布在四个角落的音箱便发出了“卟、卟”的响声。主持人捏了捏嗓子，沉重地道：“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感谢你们参加天之骄子李山先生的追思告别会，李山先生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慈善家，他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很可惜，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下面让我们默哀一分钟，悼念这位杰出的人才。”
大家都低下了头。一分钟后，主持人又说了一大通场面话，把我的生平说得恒古烁今，说得我的脸上酸酸的，差点忍不住跳出来，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虽然你也是要讨生活的，但做人不能太无耻，把我羞活了，以后就跟着你。
主持人估算着他的语言对得起出场费有余后，便伸出右手，作出请的手势，道：“下面请本市的黄市长讲话。”
穿着黑色西装的黄市长，腆着大肚子走了上去。主持人连忙闪过一旁。黄市长捏了捏桌面上的话筒，喉咙里唔唔地叫了两声，抬起头望着下面那一堆肃穆的脸，用沉痛的嗓音道：“今天，我们损失了一名老朋友、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一个心地善良的慈善家，他为我市创造了上千个就业岗位，他的一生都在为我们做贡献，他对本市的GDP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帮助过很多困难的家庭，就在两个月前，他还无私地资助了一位贫困的学子，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敬仰的人。”
听着本市最高行政长官的赞词，我飘了起来，慢慢地升到了天花板上。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看到了市长提到的那个贫困生，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密集地将镜框抬高，擦着眼角的泪水。
两个月前，媒体报道有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全国最著名的学府，但贫困的家庭无法负担高昂的学费。报道出街后，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而我作为一个常做善事的企业家，当然成为了最大的捐助者，我捐了三十万，专门针对他成立了一个基金，只要他每年的成绩优异，就可以从基金里领取学费和生活费，毕业后他还可以将基金里的钱都提出来，作为创业资金。
一时间，所有媒体的镁光灯都向着我聚焦，他们称我为最有良心的企业家。看着报纸和电视上意气风发的自己，我笑了，所有人也都跟着笑了。除了黄芸外，他们都不知道我笑什么。
在资助这位学生前，黄芸是亲眼看见我拒绝了一位农民的求助，所以她懂我笑什么。
现在我能告诉你们的是：我是一名商人。
市长发言完毕，公司的高层和至亲好友也分别上台发言，和那些研讨会一样，所有的言语都向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喷发，如果你把它当真，会发觉我比上帝还高尚。
听着他们抑扬顿错的腔调，觉着无聊，便围着会场转了一圈。他们看不见我，自然也就没有人和我打招呼，这使我更觉无趣。我向着会场左则的出口飘过去，我看到了几个身穿黑衣的男子围在一起，他们的神情肃穆，眼珠一动也不动，盯着松柏厅的出口，像是在候命。
苏主任的身影在门外的龙眼树下一闪而过。奇怪了，他不在里面悼念我，跑出来干什么？
我从他背后绕过去。他正蹲在树后的阴影里抽着烟，一口接一口地深呼吸着，而喷出来的烟散成一片，像捏着胶管喷出来的水，那模样根本不像一个资深烟民，看样子很紧张。这家伙答应找人代我入炉，不会出什么纰漏吧。
我在他的面前蹲了下来，紧紧地盯着他，这家伙收了阿红的钱，如果还把我推进炉子里，我就把他一起拉进去。
苏主任抽着烟，像头鹅，偶尔从树后将那长长的脖子伸出来，向着屋子里张望一下。
告别仪式进行到了最后，哀乐响起，所有人都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支玫瑰花，围着水晶棺转了一圈，泪水在他们的眼眶中打转，他们把手上的玫瑰花放在棺材盖上，对跪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的阿红和我的一对儿女安慰了几句，然后便依次离开了。
门外那几个待命的黑衣人进来，将我的棺木推向火化间。
躲在树后的苏主任见他们出来了，像狗一样，弓着身子弹跳着跟了上去。
他们不是把棺材推向火化间，而是鬼鬼祟祟地推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房间内。
我悄悄地跟了进去。房间内的一张平板担架车上，摆了一条瘦得不成样的尸体，白布盖住了他，无法看清他的容貌，但我看见了他垂下来的左手虎口处，有一粒黄豆大小的黑痣。这黑痣很熟悉，我在脑海里搜刮着和这颗黑痣有关的信息，但实在想不起它属于谁。
不容我仔细观察，苏主任吩咐他们掀开棺材盖，四个人捉住冰冷的手脚将我抬了出来，然后把担架上那骨感十足的尸体扔了进去。
黑衣人将我用白布缠得严严实实，然后推着那不知装着谁的尸体的棺木走了。
他们走后，苏主任将头探出门外，左右扫了一下，然后朝远处招了招手，一台厢式货车便开了过来。货车逼近门口，从上面下来两个人，打开厢门，将缠得严严实实的我抛进了车厢内，然后快速地离开。
火化炉那边传来了阿红和儿女们的哭声。我循着哭声，走了过去。
阿红带着儿女，将点燃的香烛插在香炉内。虽然霹雳啪啦地在炉内燃烧着的不是我，但我的确离开了他们，他们的每一滴泪都是真诚的。黏稠的空气让我心口发闷。抚摸着女儿乌黑的长发，她遗传了我的精明，对任何事都比愚蠢的母亲看得透彻，我和黄芸的事是她最早发觉的，她告诉了母亲，最后又是她劝母亲忍气吞声的，她不想我们离婚，再歹也比破碎强。
敏感的她似乎感觉到我的存在，抬起梨花带雨的脸，左右张望。她对母亲说：“妈，我好像感觉到父亲就在我们的身边。”
阿红被她吓了一跳，叱道：“小孩子别乱说话。”
她们又低下头去烧纸钱。阿红拿着一根棍子，翻着压在下面没有完全燃烧的纸钱。
有风吹来，黑色的灰烬像蝴蝶在火光中翻腾，我看到了当中有衣帽、别墅和整叠整叠的冥币。
她们烧完了纸币后，脸上挂着悲伤，坐在休息室里等待叫唤她们的名字。
参加追悼会的人都已经离去，偌大的休息室就只有她们和一个司机。她们垂着头，绷得紧紧的脸上布满了乌云。
我在她们身边坐了下来。女儿又抬起头向四周张望，眼里尽是疑惑。
我的眼眶干涩，灵魂是无泪可留的。
一个小时后，黑衣人进来叫了一声阿红。阿红连忙收拾心情，站了起来。黑衣人道：“过来领骨灰吧。”
阿红跟着黑衣人来到一个小房间，那个替代品被烧成一堆白炭，装在准备好的精美骨灰盒里。黑衣人打开盒盖，未完全炭化成灰的骨骼还冒着腾腾的热气。阿红的眼角瞄了盒子一眼。她知道里面装的不是我，自然也就无心去验骨灰是否完整。她朝黑衣人点了点头。黑衣人拿了个本子过来叫她签名，签完名后，这一切便算是结束了。
阿红将儿子叫过来，让他捧着那不知是谁的骨灰离开了殡仪馆。
儿子坐在车头，怀里捧着骨灰盒泪流满面。阿红和女儿坐在后座，我跟着她们上了车，坐在她们中间，看着她们打开车窗，向外洒着买路钱。
儿子先是细声抽泣，最后把脸埋在骨灰盒上失声痛哭。阿红被他的哭声弄得心烦气燥，骂道：“哭球啊，捧着的又不是你爹。”
儿子被她骂过，收了声。鼻翼一张一合，表示着他很伤心。我静静地看着他们，心里也很烦燥，可毫无半点办法，他们听不到我的说话。
我们乡下的规矩，骨灰回家后要请法师起坛超渡过后才能出殡。
他们请来的法师在院子中央竖起了法坛。那不知是谁的骨灰，放在法坛的中央。骨灰盒的后面立着我的神主牌。我附在神主牌上，看着那帮请来哭丧的人死去活来。
吴能站在我父母的身边，照看着他们。这个家伙虽然早就盼着我死，好取而代之，但此刻，他却是真心地为我默哀。
法师忙活了一天，终于完成了超渡的程序。接下来就是出殡了，法师摇着铜铃，念着咒语，披着麻袋的儿子捧着骨灰盒跟在他的后面，向着雷公岗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