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是白的，灯光是白的，墙是白的，被子是白的，就连身边站着的女子，衣服也是白的。白色的世界彻底刺痛了我黑暗中的休眠，迷迷糊糊里我努力想证明自己还活着，抬了抬手，却被更深的痛传到心里，只好“嘘”着气将胳膊保持不变的姿势。
“别动，输着液啦。”一只手轻轻按住了我扎针的右胳膊。
一切证明，我躺在医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病人，我是怎么来的？这又是哪个医院？
“真不知你们男人怎么想的，拿性命去斗酒吗？”还是那女子，准确说，是个女孩，女护士。这次我看清了，虽然戴着口罩，但是白大褂遮掩不住细挑的身材，眼睛明亮，在白昼的灿烂中生动而妩媚。保证还是个未婚至少没有生育过的女孩，以我四十年人生的阅历不会失误。
我没力气吭声，全身如一个面团似的软绵无力。
我得承认，我应该算是一个酒鬼。但不是我要斗酒，而是酒要斗我。我是个失败者。
这是二零零八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因为对面建筑把阴影留给了我，对面建筑下边的树明显没有窗前的绿，证明我是住东南边的房间，而前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很多地方很多的人都喜欢“八”这个数字，但我不喜欢，今天的二十八号不就是我在住院吗？住院肯定不是什么吉祥的事情，虽然我有生以来就与八结下不解之缘，我的生日是公元一九六八年腊月二十八，据说我妈生我的时候天寒地冻，痛不欲生，折腾了一天才生下来，已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举着我这个肉团气得要摔死，说快过年了还这么折磨人，长大后一定不是个好东西，好在接生婆反应快迅速抱回才得以使我苟延残喘，即使我长到十八岁，每当母亲有个病痛，父亲都会拿我出来说事，因为他认定我是灾星，父子关系一直形同水火，所以，在高考结束后我没有和他们任何人商量报考了军校，并在毕业后又再次叛逆分到了远离家乡的湖南某基地，一个偏僻的山区。虽然父亲这时候已经以我为荣，我却不能抹去多年积攒的仇恨。也许，父亲是对的，如果当初毅然下手，便没有现在的后顾之忧，他是在自寻烦恼。
实事求是地说，八真不代表发，也不见得吉利，只有有些人总爱以谐音来安慰自己渴望发达的心情。想想，九八年洪水泛滥，生灵涂炭，能说八好吗？零八年汶川地震，死者甚众，又能说八好吗？虽然这些灾害与是哪年哪月没有必然联系，但免不得总有人要拿数字来说话，因为好记，还因为数字有象征意义，一些暴发户上个车牌恨不得号码全是八，手机号也选带八的数字，生意开张选择八号，好像吉利到顶一样，对八情有独钟，这些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我不这么认为，八对我来说是灾难，是汶川后不断的余震。先是老婆跟人跑了，老婆时年三十八岁，这就是一个可恨的八。按说，到了快四十的年龄，应该是男人甩女人才对，不是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么？三十八岁的女人即使所谓的风采仍旧，恐怕也是徐娘半老了吧？但她就是跑了。她跑得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她叫黄娟，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用鄙视的话说就是一个打工的命。以前住在部队的集资房，部队的集资房当然登记在我的名下，因为她只是家属，我是军人，只有军人才有资格，她不过和我结婚了才能享受这种待遇。然后，她们单位拖了多年的房改房也开始动工了，价格比集资房贵一点，比商品房便宜很多。黄娟想要一套房子，说不仅现在很多人有两套房，而且今后儿子结婚也需要房，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原因，我们需要两套房。她一个工人，我一个看似拿着不低工资的军人，两人工资一年加起来不吃不喝也就十万块钱，关键是要吃要喝还上有老下有小，精打细算也剩不下几个仔，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商品房，以这样的存钱速度，猴年马月熬到白头也不一定买得起。时间不等人，儿子上初中，转眼上大学、谈恋爱、结婚，现在流行男方买房结婚，如果不早做准备，到时就是磕头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信了她，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这点信任还能没有吗？于是，假离婚了。只有离婚才能解决第二套福利房，有些想要二套房的人都在这么做。等我帮着把房子装修好了，可以住人了，黄娟不肯回来。开始的理由是因为她的单位离部队较远，我在山沟里只有周末才能回来，儿子住校不在家也不需要照顾，她不想折腾，一个人住新家也不错，再后来，再后来就是没有原因，最后摊牌说，她不会再回来了。不会再回来是不需要理由的，这是她说的。我们离婚了，我没有资格限制她。我说不是假离婚吗？她这时候比我牛气：你一个军官怎么可以拿国家法律当儿戏？离婚证有假的吗？当然没假的。说实话，我从未怀疑过她，想当初我一个军官，大学毕业生，能放下身价找一个工人结婚，她都应该感到脸上金光闪闪。时过境迁，现在的我身居副团职领导，居然被一个曾经仰视的人甩了，甩得云淡风轻，不留一点痕迹，这是怎样一种痛？需要补充的是，黄娟确实长得很漂亮，要不当初我也不会看上她，当然，我同样高大帅气，年轻时走在这个不太熟悉的城市，绝对是一道风景。可惜，男人的帅气不能当饭吃，女人就不一样。她和死去老婆的董事长好上了，什么时候好的我不知道，但是，她们很快住在一起则是事实。我没钱，董事长有钱，董事长虽然年近六十，黄娟的年龄对她来说是真正的老牛吃嫩草，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麻烦就变成了夫妻，而我，陪了夫人还送一套房子的装修。黄娟虽然没有全部情断义绝，承诺儿子归她养，儿子结婚的房子也归她买（她还要给儿子买更大的房子），家里的存款一分不要，但被甩的失落和伤心是怎样一种痛有谁能够清楚？
有人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接下来延续的痛苦更让我感觉这个世界的悲哀。本以为干满四年副团职能够有机会得到升迁，我一直这么想，想必领导也该考虑考虑我的去向。领导确实考虑了，认真找我谈话，接着认真地告诉我让我转业，一个伤口还在流血，他们不止痛不说，又在边上扎了一刀，这他妈的连点人情味也找不到了，想死的心都有。可是，我不能死，我还有父母兄弟，我还有儿子，我死了他们靠谁去？再说，只是转业，又不是要命，人生有许多活法，死了屠夫难道就只能吃有毛的猪吗？到哪里不能混口饭吃，反正现在也不用养家了。当时回答领导的问话时我理直气壮，想想这都是年轻气盛惹的祸，假设我好好解释呢？或者理直气壮地拒绝呢？可是，我没有拒绝，我选择了服从。服从的后果就是从心里后悔，想当初虽然与父亲斗气有冲动的成份在，至少也是满怀雄心壮志来到部队，也是轰轰烈烈干着工作，有过业绩，立过功，还常被称为领导能力强，况且，我才四十，另外一个副职都四十一了，学历不如我，水平不如我，甚至，为人也不如我，但是，他居然不走，据说即将提拔，而我，不提拔也就罢了，为什么却让我离开付出这么多感情的部队？还是想不通啊。
不过不通归不通，既然自己同意了，既然组织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了，就不能更改。组织的力量有时候很强大，形成的决定，谁也无权更改，除非有更大的组织来决定，可是，更大的组织是谁？谁又知道我的存在呢，算了，不说了，都是眼泪。我当即请假。所有转业干部都这样干，不上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领导明知道命令还没到，面对一个不想离开又即将离开部队的人，他们也不愿意当恶人多来管束，更怕你提非分要求，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出去犯事平安离队就阿弥陀佛了。我没有那么多想干的事，就想着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不去转转？当然周游世界不可能，钱不够，军人的身份也出不去，但我想至少可以先出去看看，窝在这个不大的城市太久，智慧都快长出霉了。现在，一个人无牵无挂，只要能欣赏美景，放松心情，到哪都无所谓，也为自己今后的出路做个打算。
我选择了长沙，这个湖南的省会，每次都是经过，偶尔开一次会，踩着会议的铃声进门，踏着闭会的掌声离开，很少流连，连省会城市长个啥样都不知道，不是笑话吗？现在得好好去看看。
我一车就坐到了长沙，在湘江边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我现在这样的人，是不必要讲究档次的。以前讲究，那是军官，不能给解放军丢脸，现在马上就不是了，只要干净、卫生还有安全感就可以。我到达火车站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多，背着包走出火车站，买了份地图，研究一会后踏上开往河西的公交车，到桥东下车，没着江边溜达就找到了这家旅馆。我得先在河东住，看看贾宜故居、看看马王堆那个两千多年还不腐烂的辛追老太太，看看毛主席曾经居住过的清水塘，看看潮宗街的石板路，吃吃火宫殿的小吃。然后再去桔子洲头、岳麓山。
安顿好自己，离吃饭还有时间，参观景点又不够安排，窝在旅馆也没啥意思，就沿着湘江边的风光带游走了一大段距离，然后看到一个还算简单精致的小饭馆，信步踱了过去，没办法，部队正点开饭的规律起作用了，我得解决肚子问题。要了一碟花生米，一个辣椒炒肉，一个素炒芽白和一个紫菜蛋汤。小店客人不多，或许已是天色较早的原因，客人还没来，或者店小本身就不会有什么客人，菜上得很快，扒了几口，感觉味道不足，让老板拿瓶白酒来，老板说：“二两的还是五两的？”我说：“一斤，红星二锅头，62度。”老板诧异：“您还有客人来？”我摇摇手：“喝不完我带走。”老板劝我：“一个人喝酒容易醉的，您悠着点。”事实上我并没带走，我把它都喝掉了，我不怕醉，不是一醉解千愁吗？醉了，就麻痹了，就可以什么都不想了。出门时老板还问我：“您没事吧？”怎么回答的我忘了，反正醒来时已经到了医院。
“你叫什么名字呢？”护士再次对我说话，声音很温柔。很多护士对病人说话态度都不太好，不经意间就制造了医患纠纷，究其原因是他们见多了，小病的，大病的，没病来养的，病入膏肓的，在她们眼里，应该就像屠夫与动物的关系，你活着是你自己的事情，他想动刀就得看他的兴致，来治病的人不明白，治病与态度没关系，你交钱，我治病，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可有人总认为自己出钱了就想当大爷，这是中国人的毛病。试想想，医生好护士也罢，她们天天见的基本不是健康人，要装出一副笑脸多么痛苦，虽然能够装出笑脸的人，往往更能得到家属和患者的认同，我想那些锦旗和感谢信大概就是这么来的，病人当然更希望医护人员都待自己像亲爹娘一样无微不至，但很难不到，我可能算是例外，真正碰到一个态度好的护士，立即令我感激涕零，第一下就喜欢上了她。
“秦雨墨，秦始皇的秦，下雨的雨，墨汁的墨。”我是个有文化的人，简单说名字怕别人听不懂，不如解释清楚好记。
护士笑了：“好文雅的名字，这么文雅的人还这么喝酒是不是？”她说一半打住了，没说后面的话，弯下身子从床前取下那个写着床号的塑料牌，从中抽出纸片写上我的名字，又在我眼前晃了晃：“是这几个字吗？”
我点点头。
护士再把纸片装回塑料片里说：“你要联系下家人，请他们过来补办下手续。”
看她挂回去，我忍不住问：“我是怎么到这来的呢？”
她已走到门口，回过头来：“我还想问你呢？”又惊奇地问：“你怎么流泪啊？”
其实那是睁眼时光线刺痛的缘故。我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想念毛主席了，他老人家前天才过生日。”
护士“扑哧”一笑出了门，只留下一个背影。
很快我就知道，我从小饭店出门不久就侧卧在风光带，不闹，不吐，甚至连呼吸都轻微，经过的人都停下脚步观看，以为我死了，围成一大圈，好像观看一头宰杀了的猪。如果我清醒，一定会奇怪，这些人可以看热闹，为什么不主动做点什么？遇到一个死人有那么好看吗？还活着为什么就不能伸手帮助一把？这时候，这个叫任菲儿的护士经过，她蹲了下来，把脉，感觉我还活着，将我翻正过来，大概想做人工呼吸之类，结果就闻到我散发出来的酒气，她打了医院的电话，直接把我拉到了她们医院，一所不大不小的职工医院。
这是个危险的主动，我的身份证、军官证都放在旅馆的包里，甚至手机也没带，因为，没有家人会找我，单位找我一定是那些破事我不想接听，就没有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在，身上只留下少量的钱，甚至不够付抢救费，万一我醒来偷跑，那治疗的钱肯定摊在任菲儿身上，她有想过吗？她应该没想这么多，她只想到救人。她是一个心灵干净纯洁的人。这是我的想法。
医院很安静，我想躺躺就出院回到旅馆。虽然我有病，但我不喜欢医院的氛围，还有充斥在空气中药水的味道。起身试了试，全身乏力，真似重病一场。
为什么要回旅馆呢？即使回去也不能保证马上好，再说静养不如吊着瓶子好得快，我决定继续留院。我有的是时间去游玩。我的决定做得很快，我不用担心医疗费，就我这样，住几天院怎么了？单位还能不报吗？我得好好待几天，最好住过元旦，不然，人家都在迎新年，就我这样拖着生病之躯形单影只在外游荡，算哪门子事？以前不知道，一旦离开熟悉的人和事，才发觉人真的是群居动物，特别是这样的劫后余生，感受很深，一旦离开医护人员，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算有一两个走错门的人，表情麻木地进来，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就离开，好似我只是一个冰冷的存在，与人无关，要是回到旅馆还会有谁来管我的死活？躲在医院里休养几天，顺便向任菲儿道个谢，也算好事。这年头这样好的女孩不多。等我完全康复后，再雄纠纠地离开，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