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年前就有写这部书的冲动，最初的构思是定位在农村男青年找对象难这么一个主题上，题目都拟好了，就叫做《男多女少》。写作的动因与我太多的耳闻目睹有关系。
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家乡从外地引进了不少操着不同方言的小伙子，我们村子也有不少，我们当地人对于那些人有一个很不好听的蔑称——种马。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就是来给没有儿子的人们当上门女婿，专门给人传宗接代的。他们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其实或多或少都遭受了当地人的一些歧视，认为他们是一些很没出息的人。
那时，我们家乡的女孩子并不缺少，本地的男青年一般是不屑入赘到女方家的，认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经过了解，我才知道，那些外地男之所以倒插门，实在有不得已的原因，他们家乡的女孩子太少了，至于为什么少，有的说，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生了男孩，多多益善皆大欢喜，生了女孩，不是偷偷地送掉，就是才一出生就给弄死。如果传言属实，那些做父母的种下的恶果，在他们的孩子的身上得到了报应。身为男孩，总要娶媳妇成家，女孩奇缺，那就只能远走他乡寻找资源。外乡的女孩，多半只允许他们当上门女婿，是不会跟着他们嫁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的。
我听说有一个家庭有五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在家乡成了家，其余的四个各自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倒插门，假如那个家庭也发生过遗弃女婴的事件，那个家庭的父母应该是肠子都该悔青了吧。生再多的儿子，也没有几个留在身边。
不曾料到，男多女少也慢慢辐射到了我的家乡，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我的乡民的足够的重视，虽然我的乡亲并没有效法别人遗弃女婴或者弄死女婴，成因尽管也是多方面的，但终究还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他们有比遗弃和弄死更高明的手段，花点钱请医生用B超等仪器对未出生儿做性别鉴定，不想要的就给做掉，可谓异曲同工。最重要的还是某个生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不够科学，第一胎如果生了男孩，就不准再生了，这就造成了女孩出现了大量的缺口。
男女性别比失调，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村男青年。女孩稀少，一些利益为重的家庭不由自主地抬高了彩礼的价码，一家开了头，其余的不仅纷纷跟风，并且不断攀升，男婚女嫁有点像市场上的交易一样，因为礼金没有达到女方要求而悔婚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原本淳朴的民风也便变味了。女孩缺少，男青年在择偶的问题上也不得不收敛他们的所谓的个性，小心翼翼地看女孩的脸色行事，唯命是从，两性之间的天平明显向女青年倾斜，这样的倾斜使得女青年自我膨胀，家庭关系也变得不怎么和谐了。这就是思想观念的蜕变。二胎全面放开，这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性别比失调的严重性。一个光棍比比皆是的社会，是无从谈得上安定和谐的，这也就要求执政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有前瞻性，不能只图眼前之利。
而今让我痛心的是，很多的村庄都能看到找不到对象的过了找对象年龄的男人，成立家庭是他们基本的权利，但他们非常的无奈非常的痛苦。这难道不是社会之痛吗？
进入写作后，我又发现，仅仅是反应男多女少，主题显然有些单薄，不足以体现农村生活的全部。在这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农村也没有排斥在发展和变化之外，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的确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想象不到的巨变，我所在的村庄，那种泥瓦结构的房子全部不见了踪影，就连家家户户的路都换成了水泥路。但随着大量人口外流，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
农民挣钱不仅辛苦，更加心酸，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留守妇女，说起来，都是一把心酸的泪水。有多少农民工兄弟，挤在城市狭小的工棚里，有家不敢回，与自己的伴侣长久地两地分居，漫漫长夜如何度过？没有谁去关心他们的这个问题，压抑和苦闷如影相随，由此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问题也一样不容小觑。关注农村和农民，这才能体现社会的进步。将这一新问题和男多女少结合到一块来写，小说也便有了很强的现实性。我最终还是弱化了留守儿童这个问题，因为近几年，写留守儿童的小说太多了，人们早就对此有过太多的关注，并不是我不想去重复别人，而实在是我挖不出什么新的内涵来。
在这个全面转型时代，纷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符合日新月异的生活规律的。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在诞生，每天又会有新的矛盾在滋长，源源不断的新，也注定了人们的扑朔迷离，思想和观念一时也难以成型，困惑和迷惘在所难免。但是，纷乱不是动乱，说穿了，它是新的生活的一个细胞，是一种呼吸，就潜藏在生活之中，有生活就会有纷乱的影子。本篇不是为了渲染社会是怎样怎样的乱，而是通过这些可以想象可以预见的乱，带给人们一些新的思考。
写这篇小说，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接地气，用最质朴的文字，表现最真实的生活，小说中不少的人物的原型就来源于我的身边。某些重要的情节，也都有事实根据。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引发更多的共鸣。
上帝在造人的时候，造出了男人和女人。男人是山，女人是水，有山有水，也便有了琴瑟和谐。山塌了，水也便失去了依靠，或成为无法流动的死水，或没有规律的流淌；水枯竭了，山还能呈现出它应有的生机吗？所能有的只有枝枯叶黄，只有纷乱浮妄，只有无措的绝望。
——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