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先生在那封退稿信里写道——我实在看了太多遍那封信了，不夸张地说一句，我已经能倒背如流：“马修，并不是所有在高中文学课拿了优秀的人都应该、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坦白地说，你的小说确实充满了想象力，但生活经验的缺乏却让你的人物苍白刻板，不切实际，我甚至能看出来你向菲茨杰拉德借用了盖茨比，又问卡波特借用了郝丽·格莱特利。人物之间的冲突生硬，情感转折也无法让人信服。假如你把写作当作是一种爱好，无可非议，但要是你把它视作你的职业，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你会获得成功的迹象。要知道，我们从不缺好文笔的人。你该少逛逛书店，多去外面走走。”
事实上，我的生活经验却与怀特先生所说的恰恰相反。大学毕业后我找了份销售员的工作，但销售员的生活节奏没法和我的创作需求相调和，没干多久我就辞职了——这事儿我也没和您说，您一直以为我还在那家公司工作，有稳定的收入。
后来我就到处兼职，曾经因为付不起房租半夜被房东赶出家门，无奈之下只好到街心公园和流浪汉抢夺一张长凳；我还因为实在饿得不行，偷过超市里的东西；一度死皮赖脸地寄住在我那为我付出了许多，我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作家梦，不愿给她她值得拥有的一切的前女友珍妮的家里；我刷过水泥，当过木匠，送过报纸，还开过几个月校车，有一次为了写一个黑社会成员的故事，我试着加入了本地的一个小有规模的组织，还因此进过班房，对了，我用在监狱里的这段经历，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同样没能发表，也是在那时，珍妮离开了我。如今她已经结婚生子，我在这里祝福她。她确实值得更好的。
如此回想起来，我的人生不可说不丰富多彩，但就是这样的人生，却让我的作品被一个编辑指出是一个缺乏人生经验的人写成的。
那时我才有点明白，我或许并没有创作上的天赋。就算被人如此诟病，我也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但我确实不再逛书店了。
去年九月，我在一家教授新移民英文的语言学校找了份工作，靠着自己古典文学毕业的学历，当起了英语写作方面的老师。
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方芳，一个二十三岁的中国女孩儿，跟随自己全家移民到了这个国家。
正是她，让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与方芳的关系并未牵扯到任何感情上的纠纷，方芳是一个沉默的女孩儿，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我从未见过她在课堂上举手发言，她不与拉美人，韩国人为伍，也不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她独来独往，干什么都是默默的。以至于在那篇作文作业之前，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这样一个存在。
那是一篇要求学生描写日常生活片段的作业，我希望学生们能写写自己的业余生活，家庭聚会啦，与朋友逛街、出门游玩的见闻啦，诸如此类，字数不限。方芳交上来的片段大约有十张打印纸，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短篇故事了，她写的是周六下午，她们一家在后院烧烤的事情。她有个大她三岁的姐姐，不久前和一个离过一次婚，还有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儿的美国人订婚了；她的母亲瞒着她父亲购入了市中心一处在建楼盘的楼花，而事实上她们的家庭房贷还没付完；她的父亲在三个星期前撞伤了一个年轻女孩儿，他们之间发展出了一段暧昧不清的关系，他为她垫付了一次去医院堕胎的手术费（小孩与他无关）。所有这些被遮掩起来的秘密在周六那天毫无保留地全部曝光了。
至于方芳，她也有自己的秘密。
她不是她父母的亲生女儿，她是领养来的。
我对这个故事爱不释手，我读了无数遍，我无数次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又无数次怀疑它的原创性。因为它实在太小说化了，小说化得近乎完美。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行文编排，人物心理和环境描写上都称得上出类拔萃，尤其是在几个词语的选择上，堪称精妙。这样一个已经能灵活运用英文，甚至到了炉火纯青地步的人，为什么还要来语言学校上英文补习课？
我的心中充满疑问，便在隔天放学后，将方芳留了下来。
方芳的英文水准非常初级，有时连我的问题都没法听懂，更别提和我探讨她故事里更深层次的东西了。从她简单的表述中我得知，她在中国读完了四年大学，念的是中文专业，并未经历过专业的英语写作培训，甚至连一本英文原版小说都看不下来。
那那篇让我看了无数遍都放不下来，念念不忘的故事是谁写的？
方芳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那是她写的。
我对她说：“恕我冒昧，你的英文水平似乎无法达到这篇作业这样的高度。”
她回答道：“但是这真的是我写的，我先写了份中文的草稿，之后我再将它们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不会的词我就查字典。”
这方法听上去似乎无可挑剔，但问题是，我阅读过一些翻译作品，哪怕译者的功力再高深，也无法消除那种不同语言所产生的隔阂感，而我在看方芳的故事时，却不曾产生这样的隔阂和距离感。方芳始终强调她是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我看得出她很焦急，于是我要求她再写一个故事出来，就写写今天早晨的经历，随便说点什么都行，但必须当着我的面写。我会给她找一本字典，如果她需要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