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和不保养自然就十分不一样，老梅一张饱满的脸庞形似满月，不捧住他的脸仔细端详，你基本上就瞧不见老梅眼角那些如蛛丝一般缠绵在一起的鱼尾纹，那是老梅暴露在他脸上的一个公开秘密，不过被老梅用遮皱霜给巧妙掩护住了。老梅的工作单位在市轻工业局下属的一家化妆品研究所，研究所下面还有一个化妆品厂，算研究所的“三产”，他用的化妆品全部都是从“三产”车间里面的成品缸中“零打”出来的，被他装在各种各样的器皿里。这些器皿包括茶叶罐、药瓶子、罐头瓶、饭盒等等。老梅曾经送给我一塑料饭盒的“凡士林防裂膏”，被我在床下放了足有年余，之后送给了牛妹，牛妹和她哥哥同时也是我的朋友牛百岁当时才开火锅店不久，白手起家，牛妹又当老板又当小工，原本细皮嫩肉的双手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道子，像龟裂的毛玻璃。
方才说了，老梅和我二人是棋友。在那个美好同时又是游手好闲的年代里，马路边上的闲人总是十分的多，他们打牌、下棋、唱戏、遛鸟、逗蛐蛐……他们把大把大把的时间像洗脚盆里用过的水似的毫无怜惜的泼洒到街边，瞧上去却又是那样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就常能瞧见提着鸟笼子哼着京剧唱段去路边棋摊儿赶场的大爷大叔们，他们踮着脚把鸟笼子小心地悬挂在树枝子上，然后就开始四下里招呼人，甭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一坐下来摆棋就算认识了。那时候市面上下岗的人也还不多，大小工厂的烟囱多半都还在朝外冒着或黑或白的浓烟，三班倒的工人在他们上班前、下班后，常常也会在街边的象棋摊前流连片刻。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很强烈很强烈的念头，就是日子如果实在到了混不下去的分上，我就到马路边上去摆残棋，瞧着一个个臭棋篓子在我面前丢下五角一块的散碎银子，然后垂头丧气的拍拍屁股走人，我的虚荣心会得到满足，每天赚二斤棒子面外加二两白酒，也是一辈子。
我和老梅就是在马路边那种乱哄哄的棋摊儿上认识的。说到我们的相识，粗想平淡无奇；细想倒还算有那么一点点意思。有一回，老梅跟人在路边花池旁的石凳上摆棋，周遭围了一圈人，鸡一嘴鸭一嘴的吵得凶。那次他们大概是押了点儿钱在输赢上面，要不然不会那么急赤白咧，感觉上就差动手了，眼睛各自红得像是刚被谁拿拳头封了眼。别看他们俩杀得昏天黑地的，可水平一瞧便知：纯属业余。眼瞅着老梅大势已去，就要交枪不杀了。我刚好路过，于是就凑过去瞅了一眼，俗话说旁观者清嘛，说的其实就是这回事儿。我一眼就瞅见“露儿”了。于是就冲老梅做了个跳马的动作，坐在我对面的老梅心领神会，慌忙把举在半空中的棋子故作轻松地收回，然后似不经意间用两个指头捏了“马”起来……那盘棋后来老梅赢了，偏要拉我去喝酒，我扭捏得像是个初次接客的小婊子，一路上半推半就地被老梅生拉硬拽进了一间狗食馆，都吃了些啥，我已是全然记不得了，我就记得端上来的几盘菜都是汤菜，得用勺子去舀着吃，味道还是不错的。当时我就觉着奇怪，后来一琢磨也对，老梅牙口不好，嚼烹炸出来的东西一定挺费劲儿，他老人家比较适合吃汤菜。
那是20世纪的事儿了，具体来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大约不是1994年就是1995年吧。那时候我才大学毕业不久，因为意外留校，既而得以继续生活在我从作胎出生一直到长大成人的这座城市里。那几年的我特别喜欢穿白衬衫，并且总是要把衬衫的下摆塞到裤子里面去，但不管是长袖的还是短袖的白衬衫，我都喜欢在左胸衣袋那里别一支钢笔，同时还要在裤子后面的屁袋里塞上一盒香烟，有意露出香烟的脑袋，只要是抽烟的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是“骆驼”或者“万宝路”。我在衣袋里别一支钢笔说明我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我在屁袋里塞外烟说明我基本已经可以跻身于成功人士行列了。所以说嘛，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候要证明自己属于成功人士，根本不需要别墅和宝马轿车，完全没有那么复杂，你只要嘴上的外烟不倒牌子基本上也就搞定了。
虽然我几乎不记得这座城市有哪一天曾经哪一眼让我瞅着顺眼过，但如果到了其他地方，比如说到了那些人烟稀少、从市中心走路走10分钟就能瞅见老母猪满处跑的小地方参加革命工作，也难说就不会闲得发疯。而在我们那届毕业生里，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去了那些在地图上都不好找到的小地方为人师表，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那种面如死灰的表情令我每每想起便觉心惊肉跳。
忘了交代了，我上的是师范，那年月的师范大学还不像如今这样挂羊头卖狗肉，总的说来还算比较名符其实，好像补助金也比现今能多拿几块。那年月的师范生要想毕业后不当教师的话，除非这个家伙常有拿两块钱机选彩票就能中奖的运气。
令我深感挫败的是，梅玲姑娘并没能如我所愿与我顺利将一段朦胧情感进化到爱情佳话的阶段，因为我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撞到了冰冷的南墙上。这似乎也暗示了我日后的爱情事业多半没有我被留校那样的好运气。后来大量的事实表明，我的爱情与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基本上无涉，它更多的是与你情我愿偷鸡摸狗之类的事体有关，显得粗糙、潦草并且生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