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写作——实际上——我觉得，写作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事情。我不相信，或者说我不认为，哪一个写作者会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创造力。作为一个人，说到底，你得知道，你并不是干什么都好。比如我写小说，有可能这一阶段写得很好，另一个阶段又写得不好。当你发现这一段写得不好的时候，就别混了。你能干别的就去干点儿别的，干不了别的就歇一歇。硬拿出东西来，硬让别人说好，我觉得很没意思。单纯从写作这个能力来讲，一年到头你硬憋着写小说，挺唬人的，这不是难事。你的技术，实际上练了这么多年了，你就坐在那儿，一天硬憋一个中、短篇，然后去给刊物，凭着这张老脸，都能发的。但这没有什么意思嘛。
这可能与我的个性有关。对我来说，这部书和上一部书并不涉及超不超越的问题，但至少我自己看着得舒服。我自己觉得，又写出来了另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我才觉得这本书值得写。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奔丧》出来，朋友们说你就按照这个路子写，肯定能行。但我只写了三篇，就不再写了。那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刺激了。后来《瀚海》出来之后，他们又对我说，这个可能更行，但我也就只写了三篇类似的。我认为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达到这个类的小说的水准，而我自己也尽了力。如果我还写这个东西，搁那儿不停地重复，这在我是一件很受不了的事情。关键是，这个路子，已经不再刺激。后来我又写了《走出与返回》、《第六日下午或晚上》以及《结局和开始》三个中篇，这类作品，我觉得我已经再不能超出自己的水准，而我确信我的同行们也不见得超越。有时候，我像是小孩使气似的，觉得我干得这样了，你超过我试试？而且我自己也超不过，那就拉倒，没意思了。就像跑比赛一样，撞了线你还跑，没完没了，就没有意义了。然后我就想，能不能试着写长一点的，然后就写了长篇。我第一部长篇是《喜剧之年》。但写完后我发现，它并不是我希望的一部书。后来我又写了《和平年代》。这是我个人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理解，也不能超越了。而且我毕竟也是读经典长大的，觉得这部书也不比那些东西差。然后我就想，我的创作生命结束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当时我已经不准备再写书了。
符：那是什么时候？
洪峰：1992年。我已经不再准备写了。
符：但后来又出现了一大批的作品。
洪峰：对，那是一个延续。我确实不再准备写了。但我母亲身体不好，她总说她可能活不了几天。我说妈，你可不能死，我新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写给母亲的，等我这书写完，出版以后你再死。我母亲说那我等你。这本书后来就没有着急出版。真正出版实际上是1995年以后的事，而那时候，我母亲身体已经挺好了。所以那本书的题记就是：献给母亲和所有愿意做母亲的女人们。虽然一些同行们说那本书不如《东八时区》，但我认为他们没读懂。有外国学者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他们见到的中国唯一的成人文学。他们不认为这是中国作家写的，认为中国作家不可能写出这种书。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不停地拷问上帝的书，他们认为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我经常让一些文化人不尴不尬
符二：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方式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很酷的人，您觉得呢？
洪峰：比较倔吧。应该说，我做事直截了当。
符：您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完成。
洪峰：实际上，和你说的“酷”也比较像。我做事喜欢直截了当。这不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成名以后才出现的。我在当工人的时候就这样，跟车间主任打仗，我能把车间主任打得牙齿脱落，因为他想占一个姑娘的便宜，欺负那个女孩，结果被我打了。但我对那姑娘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旧中国男人。大学教育也没有改变我。它唯一带来的好处，是教会了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大学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和我们系主任之间，也还是这样。就是当了编辑之后，我依然一个人和三个锅炉工人打。
我不觉得像人们说的，你是文化人，你应该怎么样。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中国文人恰恰很吃这一套。人们说你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怎么和他一般见识？这其中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我觉得，这就是最操蛋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明明气得够呛，还非要装孙子，完了还要做出一副“我是文化人”的样儿。我最不认可这一点。你文化人怎么啦？你可以说我不是文化人，但你是人，我也是人，咱们在同一件事情上对等就行了。所以我经常让一些文化人不尴不尬，也跟这个有关系。
符：比如乞讨这件事情。
洪峰：比如乞讨这件事，居然让我的那么多前辈和同行们这么不高兴，说我给文化人、作家丢脸什么的。我就想，这些人的脑袋都叫驴踢了？假如你明天就要饿死了，地上有一个馒头，你会不会吃掉它？人为什么要装到这种地步？在“乞讨新闻”这件事上，就最集中地暴露了中国文化人最操蛋的东西。他们一方面不停地说人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在他们内心里，又把自己划分得很高贵。但是他们不知道，文化人就是下九流。他总不干，总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上九流，想办法让人家拍拍脑袋，摸摸脸，他才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