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写作——实际上——我觉得,写作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事情。我不相信,或者说我不认为,哪一个写作者会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创造力。作为一个人,说到底,你得知道,你并不是干什么都好。比如我写小说,有可能这一阶段写得很好,另一个阶段又写得不好。当你发现这一段写得不好的时候,就别混了。你能干别的就去干点儿别的,干不了别的就歇一歇。硬拿出东西来,硬让别人说好,我觉得很没意思。单纯从写作这个能力来讲,一年到头你硬憋着写小说,挺唬人的,这不是难事。你的技术,实际上练了这么多年了,你就坐在那儿,一天硬憋一个中、短篇,然后去给刊物,凭着这张老脸,都能发的。但这没有什么意思嘛。
这可能与我的个性有关。对我来说,这部书和上一部书并不涉及超不超越的问题,但至少我自己看着得舒服。我自己觉得,又写出来了另外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那我才觉得这本书值得写。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第一个小说《奔丧》出来,朋友们说你就按照这个路子写,肯定能行。但我只写了三篇,就不再写了。那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刺激了。后来《瀚海》出来之后,他们又对我说,这个可能更行,但我也就只写了三篇类似的。我认为可能已经很少有人达到这个类的小说的水准,而我自己也尽了力。如果我还写这个东西,搁那儿不停地重复,这在我是一件很受不了的事情。关键是,这个路子,已经不再刺激。后来我又写了《走出与返回》、《第六日下午或晚上》以及《结局和开始》三个中篇,这类作品,我觉得我已经再不能超出自己的水准,而我确信我的同行们也不见得超越。有时候,我像是小孩使气似的,觉得我干得这样了,你超过我试试?而且我自己也超不过,那就拉倒,没意思了。就像跑比赛一样,撞了线你还跑,没完没了,就没有意义了。然后我就想,能不能试着写长一点的,然后就写了长篇。我第一部长篇是《喜剧之年》。但写完后我发现,它并不是我希望的一部书。后来我又写了《和平年代》。这是我个人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理解,也不能超越了。而且我毕竟也是读经典长大的,觉得这部书也不比那些东西差。然后我就想,我的创作生命结束了,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当时我已经不准备再写书了。
符:那是什么时候?
洪峰:1992年。我已经不再准备写了。
符:但后来又出现了一大批的作品。
洪峰:对,那是一个延续。我确实不再准备写了。但我母亲身体不好,她总说她可能活不了几天。我说妈,你可不能死,我新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写给母亲的,等我这书写完,出版以后你再死。我母亲说那我等你。这本书后来就没有着急出版。真正出版实际上是1995年以后的事,而那时候,我母亲身体已经挺好了。所以那本书的题记就是:献给母亲和所有愿意做母亲的女人们。虽然一些同行们说那本书不如《东八时区》,但我认为他们没读懂。有外国学者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他们见到的中国唯一的成人文学。他们不认为这是中国作家写的,认为中国作家不可能写出这种书。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不停地拷问上帝的书,他们认为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我经常让一些文化人不尴不尬
符二: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方式上。我觉得您是一个很酷的人,您觉得呢?
洪峰:比较倔吧。应该说,我做事直截了当。
符:您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完成。
洪峰:实际上,和你说的“酷”也比较像。我做事喜欢直截了当。这不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成名以后才出现的。我在当工人的时候就这样,跟车间主任打仗,我能把车间主任打得牙齿脱落,因为他想占一个姑娘的便宜,欺负那个女孩,结果被我打了。但我对那姑娘没有任何想法。就是一种典型的旧中国男人。大学教育也没有改变我。它唯一带来的好处,是教会了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大学毕业之后当了老师,和我们系主任之间,也还是这样。就是当了编辑之后,我依然一个人和三个锅炉工人打。
我不觉得像人们说的,你是文化人,你应该怎么样。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中国文人恰恰很吃这一套。人们说你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怎么和他一般见识?这其中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但我觉得,这就是最操蛋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明明气得够呛,还非要装孙子,完了还要做出一副“我是文化人”的样儿。我最不认可这一点。你文化人怎么啦?你可以说我不是文化人,但你是人,我也是人,咱们在同一件事情上对等就行了。所以我经常让一些文化人不尴不尬,也跟这个有关系。
符:比如乞讨这件事情。
洪峰:比如乞讨这件事,居然让我的那么多前辈和同行们这么不高兴,说我给文化人、作家丢脸什么的。我就想,这些人的脑袋都叫驴踢了?假如你明天就要饿死了,地上有一个馒头,你会不会吃掉它?人为什么要装到这种地步?在“乞讨新闻”这件事上,就最集中地暴露了中国文化人最操蛋的东西。他们一方面不停地说人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在他们内心里,又把自己划分得很高贵。但是他们不知道,文化人就是下九流。他总不干,总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上九流,想办法让人家拍拍脑袋,摸摸脸,他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