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是他自己开的，厂里的一切，厂房、设备都是他的私有财产。说起来他也算是拥有七八十万家产的老板了，比上不足可还是比下有余呀，有什么愁的呢？可他真是愁，现在你让他翻出所有的衣兜儿，也找不出一分钱。要说没有吃饭的钱，那他倒不愁，大不了借一点儿，吃简单一点儿也就过去了。可是手里攥着加工订单却没有钱买材料，那可真是愁死人。眼看着到手的钱财，只是因为资金周转不灵而转手易主，那才让人剜心地痛呢！只要有几万，哪怕是两三万呢，他就有办法活过来。几天来他把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所有能走的路子都走过了。可结果反倒是越来越愁了。下午他的侄子进办公室找他时，他仍是眉头紧锁，情绪烦躁不安。侄子刚要退出去，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侄子抓起来问找谁，听是找徐厂长，就递了过去。徐厂长没有伸手接，只是问，谁的电话？侄子说不知道，是一个女的，说有重要的事情。徐厂长坐起身来，接过电话哼哈了一阵，接着就越来越兴奋，放下电话就对侄子说，你去找千把块钱来，晚上跟我去唱歌。侄子为难地呆在原地未动，不知道他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儿戏。徐厂长火了，怕什么，明天就还你，快去找。侄子莫名其妙地走出去，关上了办公室的门，还听到背后传来徐厂长缺音少调的唱歌声。
西宁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在重庆设有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名叫孟雨霁，到重庆已经有三个年头了，但他绝然不会有第四个年头了，国庆节后，公司新任命的办事处主任就要来重庆走马上任了。这种司空见惯的人事更迭，本是无所谓喜和忧的，但在孟雨霁看来，那无异于一场灾难，因为他清楚，他回到西宁述职后，十有八九会受到公司查处，对于在重庆损失的价值二十万元的货物，他必须承担责任，而且是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他可以申辩，因为他的经验不足，因为他受骗上当，因为重庆的环境太复杂，但有用吗？哪怕是你说出个天来，货物的损失是不争的事实，除非你能改变它，能挽回它，或者能让损失减小到公司不那么较真的程度。而这样的“除非”，孟雨霁是无法做到的。到了这种地步，他唯一可做的就是把自己关在办事处里喝闷酒、抽闷烟。
似乎，人总是被动地受着什么未知力量的驱动，有的时候当你无望之际，命运会抛给你一丝光亮，而当你以为这一丝光亮将会扩展成一片光明的时候，命运又会将你抛入一片黑暗。人在命运的面前，仿佛总是被愚弄，被抛上抛下的，直到最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的时候，那时的感觉才叫惨极了呢。
给孟雨霁的一丝光亮是一个电话，而当他几小时后带着办事处一位当地雇员和雇员喊来的一帮子哥们儿离开逍遥宫夜总会时，他并没能把那一丝光亮扩展成一片光明，反倒白白地花费了一千多块钱。真是倒霉透了，这不是黑暗当中又添黑暗了吗？
死在逍遥宫夜总会的人，名叫李长冉，身高一米五八，重庆市人。他的身份是重庆江北区长安达信息公司的经理。9月28日他与公司的全体雇员先是在华山玉酒楼吃火锅，吃到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又带着他的人马到逍遥宫夜总会唱歌跳舞。玩到10点50分左右，他接到女儿的电话，别人问他是什么事，他说没大事，是提醒他别忘了服药。其后他招呼服务生端来一杯白开水，掏出自带的药准备服用，但由于水太烫了便等着水晾凉。这时正好到了11点整，夜总会照惯例开始了温柔十分钟，关闭了所有的灯，吹熄了每个台上的蜡烛。李长冉顺手把掏出来的药又放回了衣袋里，兴致勃勃地步入温柔之境。11点10分，灯盏齐明，客人各归其座。李长冉坐定身子后开始服药。然而，可怖的事件发生了，几乎就是在他服下药的同一瞬间，他先是身体僵直地往上一挺，随即四肢开始痛苦万分地扭曲、痉挛，最后一蹬腿死了。
案件发生之后，警方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警力查证，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也没有确切的线索，而使寻找、确认犯罪嫌疑人的工作陷入一团迷雾之中，大约拖了一个多月以后，案件仍无进展，只好作为一宗悬案暂时挂了起来。
悬案搁置时间并没有多久，刚刚休假回来的女警官文静一上班，便立即接手承办。这倒不完全由于她是处理棘手案件的专家，更多的是，文静不愿意闲着没有事情做。再者，局里都知道她对复杂案件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她是那类只有复杂案件才能激发她的情绪，才能让她不知疲倦、越做越来劲儿的警官。
文静工作的第一步自然是案情分析。她用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所有的案卷细读了几遍，直到对整个案情形成比较完整的概念之后，才开始着手研究下一步的动作。显然，案件的搁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至关重要的证据如果再不抓紧时间去挖掘，就会慢慢地消逝，遁于无形。时间的紧迫使文静不可能再按照侦办的程序一步步地进行，她必须从一开始就迅速抓住案件的关键展开，而在这之前，她至少要确定出什么是此案的关键。
那么，此案的关键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