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着那颗咧嘴笑的石榴，13岁流亡少年高秉涵，迎着秋日的曙色与湛蓝的晴空，心头的阴霾却愈积愈厚，直至连喘息都感到了憋闷，“这是去公费求学，又不是上沙场；这是去投奔好前程，又不是跳火坑。”他自我宽慰着。
是啊，南下读书的决定是母亲宋书玉犹豫了又犹豫、思量了又思量之后作出的，他没有半点理由怀疑母亲的正确性。临行前，母亲那张被焦虑愁苦交相蹂躏的脸庞，最直观地告诉了他一切。
老菏泽城西北35里处的高庄，封存着高春生的孩提记忆，自从他跨上马车那刻起，世上便没有了高春生，只剩下孑然一身、仓皇逃亡的高秉涵。
高秉涵命运的断崖，出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正月十九深夜。那夜，高金锡这个老牌国民党员，被四名闯进来的大汉，从睡梦中的妻子身边强行掳走。夤夜响起的枪声刺破了苍穹，高金锡至死没想明白，他一介布衣执着于乡村教育、不问政治、淡泊名利，竟也沦为乱世的牺牲品……
六十多年后，高秉涵“有幸”看到了一份档案，当年共产党锄奸队对其父高金锡的处决宣判，只有简单的七个字：国民党反动分子。更令他震撼的是，有的被处决者的结论竟是“杀错了”，生命的尊严在荒诞悖乱的年代比卑贱更卑贱。
国民党在菏泽的统治大势已去。宋书玉惶惶不可终日，似乎看到一双大手，正伸向身为“三青团”的大儿子高秉涵，失去丈夫的锥心之痛尚未散去，这巨大的恐怖再次蔓延而来。
宋书玉早年毕业于济南高等女子师范学堂，献身乡间教育数十年。凄风苦雨，昏灯摇曳，母子泪眼相看，她摸着高秉涵的头顶说：“你去江南读流亡学校吧，好歹还能保住一条命。”
当时高秉涵刚刚小学毕业，考取了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初中部。母亲的决定就是命运的宣判。
1948年8月5日夜里，宋书玉带着高秉涵潜回高庄，冲着奶奶正在熟睡的堂屋磕了三个头，再到高金锡的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晨曦漫上原野，却无法扫去宋书玉母子心头的阴霾，眼看儿子就要登车而去，她颤声叮嘱道：“儿啊，如果流亡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回来，就和你父亲一个下场……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军帽上有颗红星的是共军，你可别跟错了！”
从此，高秉涵沿着一条艰难险阻、肝肠痛断的长路愈走愈远，一口气走了半个世纪……
颠簸的马车拉着一车十几岁的孩子，经山东定陶、曹县、河南商丘，抵达南京雨花门里的边营小学。
初到异乡，高秉涵茫然失措，心神不宁，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因水土不服和糟糕的卫生条件而患病，他越发陷入惶恐之中。“除了寝室之外，整个校园，几乎已经成了粪场，臭气熏天，令人难忍，这是我漂泊天涯的第一站。”后来他这样饱含心酸地回忆道。
1948年中秋节前夕，高秉涵和同学们又被发遣到镇江对岸的瓜洲镇。厄运降临了，他突然患上了急性肾炎，尿出的小便成了浓浓的血水，而且好像随时随地都想小解。几天下来，他形神委顿，犹如一颗被人遗弃在路边的烂苹果，等着死神前来宣判。
好在他的境遇得到了从菏泽同来的几位结拜兄弟的关照，他们一趟趟背着高秉涵，渡江到镇江一家基督教医院免费医治，竟也奇迹般活了下来。
1948年底，高秉涵随队迁移到无锡惠山，被编入专为收容山东籍南下学生的鲁南联中第七分校。
1949年春，国共两军隔长江摆开对峙的架势，解放军的渡江之势已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国民政府哪还有心思顾及流亡学生，第七分校很快断炊缺薪，难以维系，师生们一哄而散。多数同学选择结伙返回菏泽，有人劝他返乡，但母亲的告诫言犹在耳，他宁可流落街头，也不肯走回头路。
“秉涵，听说原来驻菏泽的刘汝明团长在芜湖，咱们找他试试运气吧。”说这话的人叫管玉成，是与高秉涵一同南下的菏泽同学。他别无选择，就跟随管玉成等人辗转来到芜湖，在刘汝明的国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做了一名卫生小兵，结束了学生流亡生涯的同时，却又踏上了一段新的逃亡路。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裹挟在哀号恐慌的人群里，高秉涵日夜不停地奔逃，甚至来不及想到底要奔向何方，只是跟随着人流盲目地向前跑。不过他心里始终回响着母亲的话：“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一天早晨醒来，他揉揉眼，发现立誓咬定的国军已开拔而去，顿时，他被有生以来最大的恐惧钳住，怎么办？只能是追！他拼命地沿着国军的踪迹追赶着，鞋子跑丢了，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磨出了血泡，但他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停止，就会迷失目标，后果不堪设想。
国军在前面逃窜，解放军跟着屁股后面追击。追不上国军的高秉涵索性就跟着解放军跑，他想，跑过了解放军，不就追上国军了吗？这条小难民的“尾巴”引起了一些战士的同情，吃饭时会分给他一份。每到这时，高秉涵就生出一些困惑，这些解放军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穷凶极恶啊，他们也是跟国军一样的鼻子一样的眼睛呀，你看，那个脸上沾着灰的小兵，还冲我露出虎牙笑了笑呢……可是母亲的话是不会错的，那是高秉涵心里的谕旨。
贵池、屯溪、马金岭、常山、玉山、仙霞岭、枫岭关、浦城、建阳、建瓯、南平、永安、连城、龙岩、漳州、厦门，这些饶有南方地域色彩的地名，大都跟旖旎秀美的江南风光相连，可是在高秉涵日后的记忆里却苦难叠着苦难……
这段行程总计3600多里，加上从菏泽到无锡的1500多里，高秉涵的小脚板，已丈量了5000多里路的生死悲欢……
就在高秉涵跟随国军进入福建不久，一个意外发生了。饥肠辘辘的他正盼着开饭，忽听炊事员吆喝：“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
但一路逃奔哪有应手的家什，高秉涵急中生智，摘下身边一张芭蕉叶当饭碗。可是还没轮上他，后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又追来了！”这支败军即刻如累卵倾覆，喊爹骂娘声，叮叮当当声，枪支不慎走火声，搅作一团。
高秉涵恋恋不舍地看一眼那锅粥，被人推搡着趔趔趄趄地向前跑，忽然腿上一阵灼烧，接着就是火辣辣的撕痛。原来是一个端着粥跑的士兵摔倒，把滚烫的粥泼到了他的腿上，接着后面又有一人被绊倒，手里的粥又泼了上来。紧咬牙关的高秉涵泪水汹涌。
强忍剧痛走了五天，高秉涵的小腿肿得像个大冬瓜，苍蝇围着它嗡嗡打转，瞅准空子扑上去，又啃又钻，不久上面成了蛆虫的乐园。这样的处境下，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死了算了！
就在他被绝望拽向死亡之际，在一个叫九牧村的地方，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小朋友，你腿上爬满了蛆虫，双腿肿得太厉害了，来来来，我给你治治吧！”
高秉涵回头一看，竟是个头戴五星军帽、身背红十字包的解放军卫生员，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逃，但伤痛的腿脚却不听他的使唤，傻呆呆地钉在原地，惊恐地看着那人走近来，蹲下身子检查自己的伤势。然后拉着他到一处泉边，洗掉蛆虫，再抹上一种黄色药水，最后又给他的双腿各自包扎上一个急救包。
他拍拍手，怜惜地看看高秉涵，随后匆匆向前跑去。
高秉涵做梦一般，怎么也不敢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救自己，一声谢谢在胸腔里滚了几滚，就是爬不上喉咙。
经过这次处理，他严重的烫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又可以苦挨硬扛地追赶“太阳帽”了。“国军的战士将我烫伤，共军的战士为我疗伤，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定要斩尽杀绝呢？哎，中国的大人们真笨啊！”他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到底没想出个子丑寅卯。
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饿得头昏眼花的高秉涵，尾随两个国军掉队士兵，走进了距离浦城不远的一个小山村。
这两个士兵持枪走进一家四合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北屋门口，看着走进来的三个人。两个士兵进屋后，翻箱倒柜，凶巴巴地向老太太讨要衣物食品。高秉涵看着老太太眼睛一酸，这位老人家多像自己的祖母啊！他走到她面前先鞠了一个躬，叫了声奶奶，因为极度的疲惫袭来，竟扑通倒在老太太旁边的榻榻米上睡着了。
凌晨时分，高秉涵被一阵人声惊醒，一看身边那两个熟睡的国军士兵已是脑浆迸裂，他的身上也溅满了血迹。再看老太太正站在他身前伸开手臂，阻挡着四个大汉靠前。
原来，老太太的儿孙们深夜潜回，打死了那两个睡梦中的士兵，想再把高秉涵捎带上。见此情景，吓得他珠泪滚滚，紧紧揪住老太太的衣角。在老妇人的坚持下，四个汉子放下了手中带血的农具。老妇人趁机把高秉涵推进另一间屋里，关上门，搬来一张凳子堵在门口，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状。高秉涵提溜着心躲在门里，听着老妇人跟儿孙激烈的争执，他虽不懂闽南话，但也知道他们为何争吵。
黎明时分，安静下来。
过一会儿，门开了，老太太招手叫出他，端来一碗热米汤，并踩着凳子在天花板上摸出几块锅巴。高秉涵噙着泪，一口紧一口地啜着粥，嚼着干硬的锅巴。老妇人则坐在他身边默默看着。
高秉涵跪在泥泞的地上，给老妇人磕了三个头，转身离开了四合院。走出很远，再回头看时，眼前一片模糊，是泪水遮住了他的视线。“这是最凶残的一幕，也是最仁慈的一幕；这是爱与恨的一幕，也是生与死的一幕，这的确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不久后发生在建瓯县建瓯桥上的一幕，是此次逃亡途中的另一道鬼门关。
当时最后一支国军已通过建瓯桥，高秉涵跛腿落在最后，一步一挨地走着。突然桥两面枪声大作，咻咻呼啸的子弹从他耳边擦过，他赶紧抓住桥栏俯下身子。
这时桥东侧的国军有人高喊：“桥上的小家伙，赶快跑过来！快！快！快！”
桥西的解放军则喊道：“国军的兄弟们，快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
接着，一阵疾风骤雨的枪声，高秉涵抱住头连滚带爬到了桥头，接着被两名国军士兵拖到低洼处。就在这时，高秉涵听到一声巨响，建瓯桥从中间断裂，顿时四周一片死寂。
过后，高秉涵才知道，为了等他过桥，防御桥头的国军特意把爆破桥梁的时间延迟了五分钟。
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那一刻，这短暂的五分钟很可能就是他生命的最后里程……
1949年10月17日，厦门东南海滩。
疯狂奔向那两艘刚刚泊稳的军舰的人们，比东海里的巨浪还要凶猛，不时有人被推倒，被绊倒，被流弹击倒，被人群生生踩在脚下毙命。霎时，美丽的海滩变成了人间最惨怖的活地狱。
高秉涵哪敢有半点迟疑，踩着尸体搭成的“浮桥”，拼命向着舰艇冲去，就在他将挤上舰艇的那一刻，突然有个人用枪托狠狠压在他头颈上，想借力从他身上踩过去，眼看他无力再支撑下去，千钧一发之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军官，挥拳打掉了压着他的枪托，用力一推，把他送上了命运的另一条轨道。
舰艇犁开猩红色的海水，驶离了那片挤满绝望逃亡者的沙滩。
高秉涵惊魂未定，回头望着那片生死一线的沙滩。——他没想到，这投向大陆的最后一瞥，竟成了他此后几十年间噩梦与美梦的“混搭体”……
半个月前，一个新的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
第一脚踏上陌生的土地，高秉涵很快发现，新环境对他这样的外来者依然十分残酷：1950年代的台湾，被突然涌入的军队和难民，压得踉踉跄跄，民生凋敝，暴力泛滥，悲观情绪充斥于社会各阶层。
高秉涵跟随而来的刘汝明部，到台后即遭遣散。火柴棒一样的身板，又没一技之长，等待高秉涵的除了流落街头，实在没有好去处。
到垃圾场里，跟野狗夺食；给人洗车，挣几个小钱；夜间台北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长木板凳，暂时收留饥寒的残躯，夜半又被巡警的橡皮棍戳醒；台北火车站穿红背心的16号小贩，用稚嫩的嗓音吆喝出找到归宿的幸福感；台北建国中学夜校初中部的通校生，为节省车票竟练就了跳火车的高难度技巧；因经常吃变质的“酸便当”，而造成胃溃疡，以致一辈子总是一副瘦骨嶙峋的体态，永远胖不了一两肉……
高秉涵的这段经历，很难用心酸艰难之类的词语描绘，幸运的是，他总能在山穷水尽时得到意外的照顾：从高雄逃亡台北的火车站台上，同乡好友管玉成，将仅有的一床旧棉被送给他，又买来两个茶叶蛋塞到他手里；台北车站清洁工孔先生，给他从铁路职工食堂里，偷偷带出的残羹冷炙，是他终生难忘的“美味佳肴”；又是在孔先生的帮助下，他被招为台北火车站16号叫卖小贩，有了第一份固定的微薄薪水；李学光、张文光、刘泽民、孔北堂、史子明、陈兰芝等菏泽师友，鼎力支持他重拾学业；同窗高虎雄的母亲，悄悄换掉他发馊的“便当”，重新装上跟儿子同样的饭食……
“施比受更有福。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付出多少。”日后，高秉涵将这种理念作为人生信条，恰恰是这段岁月赠予他的精神珍宝。
从菏泽老家逃亡十年后的1958年夏天，高秉涵在报考大学志愿一栏里，写下了“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这个选择将会把他送到一座孤岛上吞咽思乡的苦泪……
1963年，高秉涵于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跃。
1966年秋，高秉涵随三〇三师换防到高雄。
他与石慧丽经过几年的恋爱长跑，终于到了瓜熟蒂落时节。
他们的婚礼很热闹，菏泽老乡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祝贺，他们看着高秉涵从一个孩子长大，一步步走到今天，由衷地替他高兴。高秉涵也视这些人如父如兄，一一向他们鞠躬敬酒；新娘子石慧丽温文贤淑，随着高秉涵的称呼跟他们过礼，得到了大伙的交口称赞：“一看就是咱菏泽人的好媳妇，高秉涵你可得好好珍惜啊！”
新婚之夜，坐在红烛下，高秉涵悠悠联想：假如母亲见到我大喜，该多么开心啊！那夜，他又一次梦见了回家，兴冲冲奔向母亲，大喊着，我领着媳妇回来了！可是还没等他抓住母亲的手，就猛地被人抛进了茫茫大海，被浪头推打着，离母亲越来越远，他疾呼着，嗓子里迸出了鲜血……
他又一次痛哭着从梦中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