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晴空下，高秉涵呼吸着淡蓝色的自由空气，这是他自1949年赴台后第一次离境。
1973年，他由审判者的角色转变为执业律师，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人际关系的情形下，逐步达到了“不仅混上了饭吃，而且还吃得很饱、很好”的地步，而且一步步成为岛内知名律师。
1979年9月，台湾地区选派律师代表参加第九届世界法学会议，他的名字进入了代表团名单。
按常理说，已在台湾扎根立足、成家立业的高秉涵只需安于现状，就能享受“亚洲四小龙”之一带来的优越生活条件。他与那些普通的国军老兵不同，出身书香世家，深受儒家风范濡染，又有高等学府的文凭，从事着光鲜的律师职业。而那些老兵们大多没文化，没一技之长，一旦转业后，要么靠当局救济为生，要么靠卖苦力养家，不少人挣扎在贫困线上。但他与老兵们都有一颗一般无二的思乡心。尤其是，随着自己娶妻生子，含辛茹苦抚育儿女，他渐渐尝到做爹娘的百般滋味，更透彻地明了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是娘的挂心钩”，“年少不识老，年高才知老”，这些俗语的深层含义。
在他的保险柜里，一张绵纸制成的菏泽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初中部新生录取证明书，一张小学“流星排球队”的合影，一张“南华第二小学二级一班”的合影，一张离开菏泽前他与母亲的合照，是高秉涵秘不示人的四件珍宝。每到思乡之情难以遏抑时，他就偷偷取出来，一遍遍端祥着，摩挲着……
某一天，当高秉涵再次拿出这几件宝贝时，他骇然发现某些场景正在脑海中变得模糊，一时间，他惊慌失措，焦躁不安，“一定想法留住故乡的模样啊！一定不能被可恨的‘时间小偷’偷走我的故乡啊！”
高秉涵开始拼命地记日记，努力回忆关于菏泽关于家乡关于亲人的点点滴滴，努力把想起来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记入日记：
“我家住小高庄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树。对门是金鼎叔家，他们家的黑狗很凶……”连田间的野草，也不愿遗漏，“白马尿、节节草、牛舌头草、蒺藜草、灯笼草……”
还有那些寻常见到的庄稼，“大豆到秋天就爆炸，麦子五月里黄黄地翻着浪头，高粱雨后扑倒在泥里。奶奶说倒地的高粱不可扶起来；棉花一黄一白两种颜色，快下霜的时候开花……”
家里的小狗曾在他离开菏泽时尾随不去，是母亲呵斥了几番后，才哀哀离开，他也要把它铭刻进记忆里，“这只小犬全身为黑色，而且黑得发亮，只有鼻梁上生有一条白毛，我家为它取名叫‘花脸’，我陪着它长大。它形体高壮，如同小乳牛，但狗性温和，从不主动攻击……”
他还把母亲经常唱的儿歌记进日记里，“寒风习习，冷雨凄凄，鸟雀无声，人烟寂静。织成棉布，斟酌剪寒衣。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在文字里，高秉涵重新回到了那熟悉的乡间、热闹的市井、阒寂的宋隅首，依偎进母亲的怀里，听着窗外的寒风，听着她鼻音浓重的哼唱……每次记录完毕，他都在浑然不觉中泪流满面，泪水洇了字迹，一同被收藏进日记里。
那些年，他写下的日记足足有半米高，“因为将来，我总要告诉我的儿女们，老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高秉涵记日记的事，在老乡中不胫而走，每当有人想家的时候，就找他借来日记看看，以疏解思乡之情。这些日记在同乡们之间传来传去，被翻得卷了边，掉了页。
1991年，台北一场突如其来的豪雨使得陆地行船，洪水灌进高家放日记的地下室，多年心血毁于一旦。高秉涵痛心不已，但记忆仍在，他又拿起笔开始撰写回忆录。
每年大年初一，高秉涵都要一个人爬到高山上，面朝着大陆的方向，面朝着回不去的故乡号啕大哭，大声喊娘，将对老家的思念、对母亲的牵挂寄给天风，让它捎到对岸去……
他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吉林省辽源市，他的二弟高秉涛家中，每年吃团圆饭时，宋书玉都要特意摆上一副碗筷，然后颤颤巍巍给那只碗里夹上一块肉，搛上一口菜，口中再念叨一些无法听清的词语，继而默然无语……
每晚睡觉前，宋书玉都要摸摸枕头下那件高秉涵穿过的棉袄，嗅嗅儿子留下的气息，这样才能安心睡下，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与儿子相逢对泣的梦境……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解除敌对状态。自此，金门岛上空炸响了三十年的炮弹消失了。
这个讯息飞速在老兵们中间传播，给那一颗颗绝望的心落下一场小雨，润润的酥酥的痒痒的。
高秉涵凭着律师的职业敏感，判断出两岸关系有趋缓之势，于是，他鼓足勇气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因为顾虑自己跟随国军赴台的现实，会对家人产生不良影响，信中没敢多写自己的情况。收信地址是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为宋书玉。那时大陆已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高秉涵就托侨居美国的高中同学袁玉杰，从美国代为发出了这封家书。
信中每个字都有着灼人的温度和绵绵的伤痛，包裹着苦涩的泪水：
亲爱的娘：
儿提起笔，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挡住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下笔……
首先请娘和奶奶、姥娘（外婆）接受我在远方的一拜，并叩祝三位老人家和二姐、二弟秉涛，平安健康。
儿于1948年8月6日和娘泣别后，如今已逾三十一年了，但希望家里的老幼亲人都还健在，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就请尽快写信给住在美国纽约市的袁玉杰同学，他会及时转给我的。
儿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并且已有了三个子女，生活很美满，请不要惦念。
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四姨宝真、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们三位一出去就生死不明了。
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娘：我渴望着你的回信！
叩祝
平安、健康
不孝儿秉涵（春生）叩上
1979年8月20日
这封浓缩着中国三十年历史与现实的家书，由台湾至欧洲、转美国寄出、到中国大陆，再经菏泽、北京、广州、辽源，历时三个多月，终于辗转抵达高秉涵二弟高秉涛的手中。但遗憾的是，早在一年前，宋书玉老人就抱着无尽的遗憾和牵挂，一遍遍叫着“春生，春生……”撒手人寰。
1980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了大姐高秉洁从广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关于那天的记忆，一直像个虚幻而真实的梦，收储在高秉涵的脑海里。
信上说母亲宋书玉已经辞世，令他悲痛不已；又说小姨宋宝真、大姐和三姐依然健在，则令他惊诧莫名。高秉涵心里的疑团接踵而至：母亲去世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她老人家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而小姨、大姐、三姐，不是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家外出，一直杳无音信吗？怎么突然又冒了出来呢？
当晚，高秉涵拿着这封信，去请教自己的前辈张文光先生。高秉涵一直恭称他“张县长”。
“张县长”思索良久，作出如下分析：“秉涵啊，可能有这么两种情况。一，如果你大姐已经不在人间了，那么冒充你大姐给你写信的人，一定对你们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一定抱有什么目的，比如说对你有所索求；二，如果你大姐还活着，那么，她一定是干大事业的，而且眼下可能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可能比你活得还好。”
高秉涵连连点头，甚是佩服“张县长”阅世阅人之深。
果不其然，很快又接到三姐和二弟的来信，确如“张县长”所言，大姐和三姐当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多年的思乡之情，随着一封封雁书的抵达，渐渐得以稀释，内心得到暂时的宁静。
与此同时，现实的情势，并未因大陆释放善意而发生逆转，当局依然严厉禁止两岸官方和民间的交流。高秉涵企盼的回乡探亲遥遥无期，只能把无尽的怀乡情，塞进小小的信封，辗转寄往梦中的故土。
1984年，高秉涵冒险赶赴香港，见到了阔别四十八年的大姐高秉洁。
姐弟离别时，高秉涵年仅3岁，高秉洁却已是风华正茂，若不是有中间人的介绍，一奶同胞的姐弟，也只能是对面相逢不相识。
姐弟相拥而泣，高秉涵抓住大姐瘦弱的双手，心跳加速，血流加速，呼吸加速，胸中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话，竟说不出半个字来，只有眼泪恣肆；高秉洁则时而紧抓弟弟的双手，时而抚摸他的身子，极力证实站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三十多年生死不明的弟弟。
此情此景，令不少酒店服务人员也跟着垂泪哽咽。
第二年，高秉涵在香港又见到了大姐、三姐和二弟。这是高家人因战乱分开后的第一次大团圆，姐弟四人在酒店大厅相见后抱头痛哭。
进入客房后，四人依然无法平静相对。大姐高秉洁擦着扑簌簌的泪水宣布了“禁哭令”：“我们姐弟这次来香港会面不易，时间有限，不能让哭泣占用太多的时间；再者，这样下去，秉涵弟弟的身体也支撑不了，都要控制一下吧。”尽管如此，啼哭声依然连绵不绝。
八天后，姐弟分手，高秉涵到九龙火车站，目送大姐三姐和二弟登上驶往广州的火车。当列车缓缓启动，高秉涵内心再次感到了那种被强行分割的痛楚，泪水夺眶而出，追着列车跑了几步，使劲挥舞着手臂，“我恨不得追上列车，与亲人们一起驶向久别的故乡……”
进入80年代末，随着来台国军老兵身体日渐衰弱，每每同乡相聚，高秉涵都感到愈来愈浓的诀别气息。
按说高秉涵是菏泽同乡中年纪最小者，一直都是他跑前跑后照应老哥们儿。后来情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断有老哥主动找到他，跟他寒暄，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撒开，最后以沉痛的语调说：“秉涵啊，你看俺们这些老家伙白搭了，俺们等不到活着回去那天了，那就把这把老骨头留下，有机会带回家吧。高秉涵你最年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
高秉涵终生无法忘记这些老兵的眼神，他攥住老哥们儿的手，喉咙哽塞，答应着：“好好好，老哥您放心，您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