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说，那是个夏天，学校里放假了，没什么人。一吃完午饭，我就跑到双杠那儿去，这是我假期里每天的必修课。夏天，我穿着裙子，按理说，不该上双杠。但我忍不住。我喜欢在高处，让裙子里灌满了风；或者倒过来，让裙子像喇叭花一样盛开。还是那个难看的上法，我对着教室，利落地上了去。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坐在双杠上，听着热滚滚的蝉声，心情好极了，接着又玩起了老把戏，把卷心菜一样的身体展开去。可要命的事情发生了，叶子还没完全打开，我便被吓懵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一生中最致命的事件发生了。一双穿着解放鞋的脚凿凿实实立在跟前，脚上是穿裤子的腿，腿上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吓得丢了力气，展开的卷心菜叶子回不去了。不是父亲，不是母亲，不是同学。这是两只陌生的脚。我看你天天在这儿玩。脚和腿说话了。我不敢吭声。是个和气的哥哥，年龄不大也不小。我不说话。脚和腿也不说话。脚和腿开始移动。远了一些。我可以看见他的腰部。他很瘦，稍息样站着，斜伸出去的腿不停地抖动。那种抖动让我觉得痒，像只手在腰上挠，我的腰反而有了力气，我唰地坐了起来。动作比任何一次都要快，都要漂亮。我听到那两条腿开始在蝉声里走动，他走到我对面，垂着胳膊松松垮垮地站着，像散了架子。再长大以后，我知道了这就是流氓，我才知道流氓都这个样子。那时候，我还小，我什么都不懂。除了小动物一样的直觉，我什么也没有。那年我十岁，梳着两条稀疏的辫子，偶尔有时候，鼻涕会溜到嘴边，我就用手背把鼻涕擦了去。当时，我感到两股清水从鼻子里流了出来，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像个更小的孩子，我就任由鼻涕往下流。把手藏在身后。同时，我下意识地把手挪到前面，把裙子在两腿之间放好。然后，又把手藏到背后。哥哥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记得他的眼睛是绿色的。在玩啊。他和气地说。我没说话。我不敢下去，我当作自己躲在一棵树上，一下去，老狼就会把我抓住。我就那样穿着裙子坐在双杠上一动不动。在玩儿啊。他又说。语气慢了些。嘴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微笑。不怀好意这个词是我后来学会的。其实当时，我可能什么也没感觉到。我只盯着他绿色的眼睛。想人的眼睛为什么是绿色的。在玩什么呢。他说着，走近了我一步。眼睛更绿了。他说，把你的裙子掀起来给我看看。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男人。他直率地说，把你的裙子掀起来给我看看。现在想来，他多么直率啊。如果现在遇到这么个男人，如果他还合我的意，我就会把裙子掀起来。但是当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他指指自己的撒尿的地方，这儿，他说。我知道男的都有个小鸡鸡，而我没有。你要不要看？他问。语气一次比一次更柔和，像块把镜子擦得光光的抹布。虽然我还小，可我知道，他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就像老师问，有没有不买校服的，不买校服的同学举起手来。保管没有一个人举手。这也让我想起妈妈，冬天的早上她问，要不要再穿件衣服，不等我回答，就会又给我套上一件。不把我变成一只又肥又肿的鸭子妈妈决不甘心。我还不能预料绿眼睛男人要把我变成什么。那天的天很亮，我记得。每次的回忆都像一张张曝光过度的照片，把我的眼睛刺瞎。而我的听觉好得无与伦比，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起到现在，在我的耳朵里，蝉声一浪高过一浪，从来就没停过。
如果有人在小说里提到蝉声，你就说他要抒情，这不对。我决不会在这里抒情，根本就没什么情可以抒。这是我的毛病。我出生时，情都让上几辈人抒完了。在娘胎里，我就吃了哑药，喊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我先天不足。只好自认倒霉。后来我明白了个道理——是人就会倒霉。不同的是，有人把霉点当成兴奋剂，有人把倒透了的霉嚼碎咽下去变成一堆屎。我的朋友金海曙根据真人真事写了个小说，叫《一个倒霉鬼》，那个倒霉鬼刚戴了顶绿帽子，出门就把手机丢了。朋友送他个手机，没想到是水货，配不到电池。在街上，他买了个偷来的手机，侃了半天价，以为占了便宜，结果又被骗，那是个模型。他的车（居然还有车，倒霉鬼有车，注定着他的霉比较昂贵）也被拖走了。于是他反复念叨着几句歌词：我爱你，我需要你，奈利。我爱你，真的，我需要你。无论我做什么，心里想的总是你。即便你和我最亲密的女友一起干，我也依然为你而疯狂，深深爱着你。唱歌的当然是个女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安慰人的了。我也可以用它来安慰自己，只要想着是个男人唱给我听的，把歌词里的女友改成男友就行了。
记得有谁说过，每个男人都会戴上绿帽子。绿帽子在每个男人头上闪闪发光。摘是摘不下来的。只要他给别人也来上一顶，绿光就弱了许多。只要你睁大眼睛，你绝对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壮观的场面，绿帽子你来我往，漫天飞舞。从来没人说过女人戴绿帽子，我想，这是因为女人生来注定的命运。对我们来说，绿帽子就和头发一样，是天生的，牢牢地长在头皮上，和头密不可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