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章回小说》1991年第01期
“12A”，猩红色的字码印在乳黄色的门板上，左边是“12”，右边是“14”，它该是“13”。然而听人说，外国人忌讳这个数字。当然也并非全受“国际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郊外有个火葬场，距离市中心正好13公里，名曰“13号”。于是这里的人，理所当然地视“13”为大忌。医院领导中不乏好心肠的人，考虑到患者的情绪，就把这间病房的号码“变形”了。不管怎么改头换面，标新立异，“13”还是存在的，谁也取消不了它，而且，在我的眼里，这间病房无疑就是地地道道的“13”号，因为里面躺着一具活着的尸体——我的丈夫伊林。
五年前，一辆奔驰的汽车随着一声怪叫，把伊林裹了进去。骨折、脑出血，昏迷不醒，都说没希望了。我呼天抢地地痛哭，一连数日不吃不喝，每夜不合眼而又毫无睡意，甚至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服用了足以导致死亡的大剂量的安眠药。然而死神始终没向我招手，也许因为丈夫还有一口气而需要我。可那仅仅是一口气。他从此失去了知觉，不会说话，无法行动。他成了一个“植物人”。
适应环境乃是人的一大本领，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不再痛苦，不再悲伤。早上八点我推开病房门，晚上又踏着下班的铃声离去，有时还要值夜班，象医院所有遵守作息时间的医护人员一样。护理一个毫无希望的人，这成了我第二职业的工作。我所以说是工作，而不说是责任或义务，是因为在我身上非感情的因素越来越多：丈夫在我的眼里渐渐成了一块需要按时搬动的石头。人与人之间长时间不存在感情交流，是件很不幸、很残酷的事，即使两人以前曾爱得死去活来，也会变得冷漠而又麻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