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4年第02期
栏目：小说世界
北京的夏天今年我算是领教了，就一个字，热！闷热，像把人放在蒸笼里蒸似的，呼吸困难，喘不上气。如果你徒步上街溜一圈儿，回来的时候，你的前后背心一定会湿透。我住在二环边上，身居三十一层的半空中，热不说了，还要再加一个闹。大马路上的车昼夜奔驰，白天似乎还不明显，可一到了晚上，那个闹呀，就如在海边听潮，壶口听瀑，搞得你彻夜难眠。于是我就瞎想了：北京啊，我美丽的首都，我受不了您的闹啦，还是撤退吧。可是一想又不行，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咱驻站在外，编辑部老总没放话，还是挺着吧。
那天夜里，大概是十二点左右吧，正难以入眠，放在我卧室桌上的办公电话突然响了。我压根儿懒得理它，我这样年纪的人了，莫非还有人性骚扰？可电话却顽固地坚持着，好像你不接它就一直响下去。响着响着，便有些恐怖了，让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一把抓起话筒来，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立刻传来：“你是高厚吗？”
我回答“是”，问他：“你是谁啊？”
对方慢腾腾地说：“我姓安，我母亲死了，请你明天务必来我家一趟。”
我还没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对方就啪地挂掉了电话。
姓安？谁呀？
北京最新统计有两千多万常住人口，我几乎绞尽了脑汁，也想不起有一个姓安的朋友。他说他母亲死了，与我何干？可话说回来，人家既然放下电话不解释，那一定是我能搞明白的。我真后悔装电话时，没装个来电显示。我足足想了十分钟，然后想象力爆发了：一个已活到九十多岁，可能要死的人——杨玉儿！
说起杨玉儿，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角儿，一生充满传奇。十六岁扛起枪杆子，十八岁担任县抗日大队长兼县委书记；北京刚解放时，曾负责两千多名妓女的改造任务；后调到中国妇联，任中国妇女驻外代表；改革开放后，又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我之所以认识她，是两个多月前受我们刊物之托去采写她传奇的一生。原以为这样一位老革命，不是坐在轮椅上，就是躺在病床上，可见到之后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虽说九十多岁，看上去却顶多七十出头。行动自如，耳聪目明，说话嘎嘣儿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杨玉儿毫不客气地纠正我提问的错误。比如我问她：“杨老，您和邓大姐一起工作是什么时候？”她立即说：“不妥，是我在邓大姐的领导下工作。”又比如，有一次采访涉及到她的感情世界，我问她：“杨老，您是在您老师的指引走上革命道路的，您给我讲了他的这么多故事，我冒昧地问一句，他是不是您的初恋？”她便挺直了腰板，在我肩膀上用手一拍：“高老弟啊，改日我再说好吗？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们事先有约，每天采访不超过一小时。我一看表，可不，时间果然到了。再看杨玉儿，老人白净的脸上，已然绯红。我不知老人是高血压所致，还是因为我那冒昧的一问，好在老人并没有责备，她是笑着和我们道别的。一出单元楼门，我便忍不住哈哈大笑，弄得随行的小王莫名其妙，追着我直问：“老师怎么了？”我说我没有神经，小王你猜猜老师笑什么？小王认真想了想，突然说：“老师，是不是那一句……”我说小王你猜对了！我俩又畅快地笑了好一阵子。
记得我最后一次补采杨玉儿是在半个多月前，那天我们核定了许多事。采访完我要告别时，杨玉儿有些苍凉地对我说：“这几天，我大白日就见到七十多年前的老战友了，他们和我有说有笑的。看来我的寿数尽了，就怕是出不了这一两周了。”说完，脸上现出一丝很勉强也很尴尬的笑容。
我说：“这怎么可能，瞧您老身体有多好，您老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