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和张季鸾命运的缘起，始于1926年的夏天。
那个时候，张季鸾已经失业，但是，他终生当一个报人的理想依然健康地活着。闲来无事，他便同《国闻周报》总编辑胡政之一起，去天津拜访他们共同的朋友吴鼎昌。
那一天，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信步走上天津街头，当他们来到日租界旭街四面钟的时候，张季鸾一眼就看见了那块大公报馆的牌子。报馆紧闭的大门让“大公报”三个字了无生气，张季鸾眼中的报馆如同一块荒芜了的田野，无人耕种。他停住了脚步。
吴鼎昌和胡政之也跟着站在那里，三个人的目光一齐投在大公报馆落满了尘土的大门上。这是三个对新闻最敏感的文人，倒闭的《大公报》让他们的脚步钉在了街头。
吴鼎昌把目光移到了胡政之脸上，他想了片刻，突然把一个比喻送给了胡政之。吴鼎昌说，这是你曾经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
张季鸾立刻明白了吴鼎昌这句话的意思。胡政之曾经担任过《大公报》总编辑，他为这张报纸注入了心血。把《大公报》比喻成一个人的孩子，对于胡政之来说，这是一种非常贴切的话语修辞。
在吴鼎昌的修辞面前，胡政之没有掩饰他的感情，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肯给一碗救命汤，我就愿意再当一次保姆。
这段对话出自汪松年先生的《大公报史话》，这是一个值得后人相信的历史细节。胡政之也是一个语言的修辞高手，他也用一个比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吴鼎昌胡政之两人关于《大公报》前途和命运的对话中，张季鸾是一个见证者。汪松年没有记录和描述在场者张季鸾的态度，但是，作为失业的报人和决心终生与报纸为命的人，他的态度是任何一个后人都不难判断的。
1926年夏天天津四面钟街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交谈的情节，是《大公报》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命运转折，也是中华民国报业波澜曲折的一个戏剧性插曲，一个划时代的新闻事件，从张、吴、胡三人的约法三章开始。
约法三章，在老报人徐铸成先生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一书中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徐铸成用“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为三个人的一致决定作了概括。他们确定了出资买下《大公报》的房产、设备和招牌，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报纸的行动路径。
胡政之凭着曾经在《大公报》担任过经理兼总编辑职务的熟悉，迅速找到了王松五，用一万元成交了这张日后成为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中国唯一获得过密苏里奖的民国第一大报纸。
约法三章的内容，简单得如同一个人的手掌，一眼就可看清皮肤的纹路以及走向。我不知道三条规定冥冥中是如何对应三个合作者的。“三”这个数字，呈现出奇数的面孔，在人与数字之间也许无关对应，只是一种巧合，或是一种命运安排，上天早已注定。徐铸成先生说：“一、经济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方面资助。由吴出资本五万元，除付王松五一万元外，开办费一万元——包括订购白报纸、添补设备。其余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二、胡、张不得兼任何有给职（三年内）。他们的生活所需，完全由吴负责。三、吴任社长，但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胡全力主持，吴不加掣肘。胡的名义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则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吴只帮助写社评，言论方针由张掌握。”
《大公报》这艘锈迹斑斑已经搁浅的旧船，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启航。《大公报》的辉煌时期，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大公报》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被世人用“新记”两个字加以定义和划分。
除了张季鸾，吴鼎昌和胡政之眼中的新记《大公报》，前程虽然美好，但民国的天空一片迷濛，仍不时地遮挡着前行的路径。约法三章中“三万元赔光即关门大吉”的条文，毫无掩饰地表明着吴、胡两人的担心和忧虑。
张季鸾站在新记《大公报》的船头上，目光炯炯，他一眼就看穿了民国的秘密，也眺望到了一张民办报纸生存的夹缝。
许多个夜晚，寂静中的张季鸾回忆起自己在日本创办反清刊物《夏声》，后投入于右任的《民立报》，又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以及在《中华新报》《新闻报》的从业经历，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十多年问的人生轨迹，这些宝贵的青春时光，被一条名为“报国”的丰线串联。
张季鸾还想到了自己办报过程中因揭露社会丑恶两次身陷牢狱的经历，睡意全无，他翻身起床，展开纸笔，写下了八个大字：文人议政，言论报田。
在这个不眠的夜晚，张季鸾用滚烫的文字，提炼了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张季鸾在这个不眠之夜的所有思想，化作了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号的社评。在那篇标题为《本社同人之志趣》的文章中，中国新闻史上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出台：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人类历史上，许多石破天惊的事件和不朽名言，常常以一种纯朴简单的面目出现，然后在漫长的时光中，沉淀出金子一股的质地。由八个最常见的汉字组成的《大公报》办报方针，让八十多年后的我们看到了一介文弱书生的睿智和远见。
张季鸾将八个字的内涵表述为一种坚定的姿态。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同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不私，则是“除愿忠于报纸阎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盲信、盲动和盲争。
傅国涌先牛在阐述“四不”的意义时表示了旗帜鲜明的态度和评价。“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如此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以其独立的品格，非凡的努力，《大公报》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外，走出了一条雨年报业的‘新路径’。张季鸾、胡政之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一轮跋涉，共同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证’传统推向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攀到过这样的境界。”
1926年9月1日，繁华的天津街头，《大公报》如同纷飞的雪花，让无数市民听见了新闻的声音。张季鸾用凝练的广告词展示了《大公报》的前世与今生——来看：华北最老的报，全国最新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