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文文学》2016年第01期
栏目：黄碧云研究
摘要：香港作家黄碧云花了多年时间搜集数资料，写成了以吸毒者为题材的《烈佬传》。小说处处流露对隐于黑暗的小人物的关爱。本文从用心写作说起，指出作者如何努力尝试走入他们的世界。为了更真实地演绎这些人的故事，让他们可自我发声，她更一改以往暴烈血腥的创作风格特色。第一人称的回忆叙事，平淡的演绎，简浅的句子，广东口语的夹杂等，均可说是为了实践这种创作理念而运用的艺术表达手法。此外，男主角虽处于社会边缘角落，却无碍作者表述其中的人情世界。
关键词：黄碧云；香港女作家；《烈佬传》；回忆叙述；广东口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1-0100-11
黄碧云充满个性的创作风格，从来不乏注意。血肉淋漓的场景，扭曲的伦常关系，失落无望的人生，一贯为其作品的聚焦内容。2012年出版的小说《烈佬传》[1]，色彩异于往昔的浓烈，却赢得不少掌声。除一举夺下第十二届香港文学双年奖（小说组）外，更获颁香港浸会大学的红楼梦奖。《烈佬传》可归类为长篇创作，但相比于历年红楼梦奖的入围作品，篇幅无疑较简短。这样薄薄一本书，能得到专家学人的垂青及肯定，自有其文学魅力所在。本土的浓烈情怀，深刻的人文关怀应为其中重要元素。对于一向受追捧的张爱玲，黄碧云早于多年前已有微言：
“张爱玲的小说写得很精到。语言华丽。但却是没有心的小说。我以为好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人文情怀”[2]
张爱玲是否有心，见仁见智。黄碧云对于作品“有心”的重视，却显而易见。尽管笔下情感的暴虐，人性的赤裸显示，或让人有“不忍卒读”、“可怕”之叹，但人文关怀应是黄碧云创作的背后动力。[3]对她来说，作品追求的是智性与动人的情愫，即以同理思维方式，探讨人类的命运。[4]她当过编剧、新闻记者，工作脱离不了与人的关系，如对人性缺乏认知或感受，大概难有较深入的发挥。黄秀玲（Sau-ling C.Wong）曾在论文中指出，慈悲的心灵观照（Compassionate Spiritual Outlook）能加深我们对人性痛苦的理解。《烈佬传》正可让我们一睹慈悲心灵如何有助再现社会边缘人物的苦难。[5]黄碧云前后花了七年搜集资料，并多次探访吸毒及在囚人士。以往的职业也使她对监狱情况有所认识。她想过以囚狱历史为题材，但最终把焦点放在吸毒者身上。[6]
《此处、那处、彼处》为原初《烈佬传》构想的书名，后来却成了书内各章节的标题。《烈佬传》作为书名，对作者来说，自有对应前作《烈女图》[7]之意义。从“女”到“佬”，虽然男女身份有别，但同是以角色为重心开展故事，并以之贯串不同年代的香港。烈女、烈士古有名传，而“烈佬”一词的创造则充满香港地方色彩。“佬”除带出了成年男性的性别身份外，本就含较低俗之意味，正宜说明男主角周未难游走低下层的一生。黄碧云对笔下烈女行事作风肯定，对烈佬更是维护有加：
“我的烈佬，以一己必坏之身，不说难，也不说意志，但坦然的面对命运”（封底页）
此段除以“我的”带出亲密私有关系外，更见到作者对角色性格行为的欣赏。阿兰·勒贝·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指出，每人都有自己看到的世界，看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8]在烈佬的世界中，黄碧云看到的则是一群“黑暗中的孩子”[9]。因为命运的安排，这些人匍匐于社会边缘，过着受遗弃、法律不容的生活。黑暗中的孩子，容易让人联想到白先勇笔下的“孽子”。[10]后者瑟缩于台北新公园，前者流徏于香港湾仔，两者均难以融入社会。更为相似的是，他们各是作者心中所系，一意眷顾的边缘人物。因为这种关怀，两位作者看到的俱是他们悲情的人生。[11]一再如阿兰·勒贝·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所言，小说本身自有创造现实的力量。[12]黄碧云从事创作，也强调其中衍生的自由世界：
“因为我当初写作，我想是因为反叛。我无法改变世界，我起码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而我在其中，成为自由精灵。”[13]
吊诡的是，这种所谓自由，不时又会受到现实“干预”。有心的作者执笔时，往往意识到无法脱离现实的羁绊。黄碧云写《烈佬传》，清楚体认到：
“我当初写的时候，还想宏大的主调，从犯罪者看香港监狱和政治历史，但一旦接触到人，学会了，原来作者不是独裁者，不是你想角色怎样便怎样。所以我只能写一个卑微的人，他经历并记得的历史”[14]
卑微的人，边缘的人生经验，几十年来看到的香港，于是成了《烈佬传》一书的内容。在作者慈悲观照的引导下，读者在一睹毒海沉沦之余，内心亦为人物的命运牵动。与黄碧云同代的文洁华，即被吸引，雀跃而又陶醉地把烈佬形象推而广之，看成恍若充满市井魅力的本土男性象征。[15]至于虚实之间，断断续续，零零星星的历史片段，可以辨认的地缘标志，自亦勾起港人的回忆与感怀。丹·姆亚当斯（Dan P. McAdams）曾指称，故事的讲述，一如宗教、共同的文化理念，是凝聚群体的催化剂。[16]邓树荣、卢伟力、陈豪柱等人，便各自陈述了与《烈佬传》内容相连的人生经验。[17]特林·米尼·哈（Trinh T. Minh-ha）认为创作的出版犹如成人仪式（Rites of passage）的考验过程。作品经过与读者分享，才真正完成。[18]有趣的是，黄碧云却声称写作时不会考虑读者。[19]这种无心插柳，或更能彰显读者阅读时自然参与建构的主动力量。通过作品，不同读者找到的又是同声共气、互相依存的关系。玛丽·斯洛威克（Mary Slowik）思索故事效应时，把时代拉得更宽，指出不同年代听众主动重新解说，才可发挥故事的力量。[20]可惜的是，黄碧云并不热衷于再版旧作，故事流通多少受到阻碍，或者这正是“扬眉女子”特立独行的本色。[21]“微喜”可以“重行”，角色名字可以重复使用，却不代表作者为追求更多读者而放弃自己的坚持与固执。[22]坚持与固执，有时恰是作者有心的另一种外在表现。
威廉·洛厄尔·兰德尔（William Lowell Randall）指出，故事能发挥愉悦及教育作用。[23]我们活在故事构筑的世界中，有伴作陪，明白他人，找到自己。故事亦能传递信息、价值，赋抽象想法以血肉，让人达到更深层次的自我了解。走进《烈佬传》这个看来迥异，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世界中，透过与角色的私密接触，无论作者或读者，自亦可感受到故事的诱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