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5年第03期
栏目：岁月情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作为华北腹地、西北和中原战场依托的山西，成为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区，大小战役不断。1945年8月30日，日本投降后仅仅半个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才两天，晋东南就爆发了上党战役，事实上拉开了后来三年内战的序幕。只是，那时的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对国共和谈抱有极大的希望之中，没有重视这段“插曲”罢了。
当时，国内最具影响的大公报还没有北上复员，因而鲜有山西报道。1945年底，大公报天津版及北平办事处相继恢复，并且开始派记者到山西采访，才有了自己的独家报道，直至1949年初平津解放，大公报天津版停刊。这期间，大公报记者站在民间立场，以不同于国共的视角，报道了山西局势的演变，记录了山西社会百态。以下就是这些报道的梳理与筛选，意在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原始记录和历史参考，亦或可为正史补白。为保存历史原貌，文中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整理中略有删节。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均为大公报记者所发专电。
说山西事，不能不说阎锡山。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国民党败退台湾，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山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不留有他的痕迹。
日本投降当月，阎锡山即从抗战时期避居的克难坡回到了太原，那是他起家和统治的根基。对于打内战，阎锡山是积极的。这倒并非他如何听命于蒋介石，更在于他一心要称霸山西，不仅不愿为蒋介石所摆布，更容不得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他的地盘里继续存在。
在民国时期的军阀中，阎锡山一贯特立独行，有他自己的一套“保境安民，不涉外事”的执政理念和统治方法。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以致铁路都是特有的窄轨，不与省外铁路方便衔接。1930年，阎锡山还曾联合冯玉祥发动中原大战，意图联手打倒蒋介石。如果不是张学良拥兵入关，帮助蒋打败了阎、冯联军，后来的中国是谁家天下还说不定呢。抗战期间，阎锡山也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但日本刚刚投降，他就迫不及待地派大军去抢占晋东南，结果损兵折将，丢了13个师和不少地盘。如果说，上党战役实际上揭开了国共内战的序幕，那么，阎锡山算得上是“先锋官”了。
能够证明阎锡山决心打内战的另一个事实是，接收之初，阎锡山就亲自出面，以优厚条件“挽留”在山西的日本军人、商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把原本应该遣返的山西日军组织起来，以“特务团”的名义，组成了一支有9个步兵团、约15000人（相当于一个师实力）的特殊部队，由阎锡山直接指挥。可见其为了巩固“家天下”而不择手段。
阎锡山的盘算与老百姓的想法南辕北辙。抗战胜利了，作为曾经的沦陷区，山西人民尤其渴望休养生息。那么，收复后的山西状况如何呢？还是先看看老百姓的感受吧。
1946年1月9日、11日的天津大公报，以《山西同胞的呼声》为题，连续发表了几封山西读者来信：
胜利以来，举国欢腾。晋省中区各县民众经过敌伪八年余的压迫蹂躏，盼望我们的军队早日莅临，以解除老百姓的痛苦，真是偌大旱之望云霓。结果军队开来了，民众在热烈欢迎之余，悲痛接踵而至。因为不但未得抚慰与救济，反而增加了负担与痛苦。兹列举数点缕陈于左：（一）国府明令全国免征田赋一年，但晋省“借粮”每两官银规定交麦子二石二斗五升，限期照缴，刻不容缓。（二）军队借剿匪为名，时有骚扰情事。到了乡村，声言我们把日本人打败了，有了大功，非吃白面不可；并且亲自动手，将米面缸搬出吃尽为止。（三）武装敌人多未缴械，照旧携枪到各乡抢掠民食衣物。（四）国府明令停止征兵一年，晋省仍征壮丁，编练团队，以致一般青年不能各安生业，多误入歧途。（五）汉奸特务之流恶迹昭彰，仍然逍遥法外。并闻彼等除行贿以图保全狗命外，且大肆活动，施展其钻营之伎俩，投效当局，继续作威作福。以上所举，皆是有目共睹之事实。希望政府当局注意改善，则感鸿恩于无涯矣。
编者先生：山西人民疾苦情形，恳贵报公诸社会。（一）部队就地征收给养，每村派款，大村一百来万，五六十家小村亦派五十万，平均每户万元。尚要公粮，每户派小麦一石七斗。民众无力缴纳，则派军队下乡没收，名为缴收食粮。（二）前几月法币一元合伪币四元五角，现在又做至五元二三了。（三）贩卖毒品的，及伪组织时代为敌人作汉奸的，现在竟有的做了官……
谁都知道，我们已经胜利了。虽然我们这里（晋西）仍不平靖，但我们想：只要军队一来，起码治安是决不成问题的。谁知好容易盼着军队来了，而人民的痛苦反更增加，更严重了。说起来真是悲痛得很。大概是在军队来的第三天，便传出补征八年粮税的消息，跟着便强派捐款，索要衣食。起初人民尚以为军队远道来此，这种情形情有可原。但后来他们竟一面强索民食，一面公开出粜，倘有敢违命不交者，就把你囚在类似监狱的地方挨冻挨饿。至于日寇的公粮，反置之不问，任他们随意运走，随意出卖。此外更招集当地流氓地痞，组成所谓“剿叛军”等，借剿匪为名，对乡村大肆抢掠，行踪所至，十室九空，而他们却莫不满载而归。至若强征人民作劳工等事，更数不胜数。据说已有一部人民，不堪压迫，转而他投了。坐镇太原的当局对这种情形真的毫无所知吗？希望救救我们。在这胜利光临的时候，似乎也不应受到这样的待遇吧！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国家好，我们急要的是安定的生活。同胞们，请援助我们！
大公报历来重视读者意见，致力反映民意。早在抗战胜利后仅一个月的9月14日，就曾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指出：
……那些同胞多年来在敌人铁蹄魔手下过着黑暗的生活，眼睁睁的盼望天亮，好容易才望到今天，只有光明才可以满足他们的渴望。如同大旱望云霓，落下来的必须是甘雨……我们现在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回去作胜利示威，只为过去国力不足，大家努力不够，才叫这大群同胞在敌人统治下受苦。对于他们，只有惭愧，只有慰藉，一切骄傲都应该收起来。总之一句话，我们带着胜利回去，一切要为国家着想，为收复区的同胞着想，公私活动都要做得像样，不能叫人失望。这就是说：不要在失土收复后失去了人心！
大公报发表这几封山西读者来信，距离抗战胜利还不到4个月，真实地记录了国民党“劫收”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可以说，收复之初，当局已经开始失去民心。民众对于山西各级政府作为的种种不满，终于闹到了胜利后山西省参议会的首次大会上（1946年8月）。大公报报道称：
……大会首由省府代表李江及民厅代表严廷飓分别作省政民政报告，李谓：晋民于抗战中伤亡一百六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四人，公私财产损失达六亿四千四百八十三万元，致无地不是灾，无人不难民。严谓：全省一百零五县，中共军占据县城五十一城，情形颇严重。各参议员之询问均集中于停用伪职人员、村干部之舞弊、村款之摊派漫无标准，并举出省府尚留有伪员二十余人及其他机关留用者甚多，究于何时裁撤？如谓彼等系地下工作人员，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抗战失业人员如何安置；难民能否调查，详作统计，以资救济。贪污案件日增，能否惩处铲除；村款开支动辄数百万，政府如何整理以及减轻人民负担等案，李严二氏称决作书面答复。
如果说，胜利后还有令山西人民感到些许欣慰的事情，恐怕只有审汉奸了，这也是当局不得不顺应一点民意的选择。1946年5月，山西逮捕的一批大汉奸侦查终结，移送法院。大公报报道了当时的群众围观盛况：
……巨奸伪山西省长冯司直、王骧及伪厅长裴淑泉、赵汝扬等首批四十七人五日晨九时移送高院。七时前民众已群集拘押处所之外，冯逆等甫出大门，众大鼓掌。冯等分登备妥之大汽车五辆，押警将重犯分别套以铁手铐，各犯俯首。各犯眷属麇集门前观望，面现忧色。尤以六十余岁老奸冯司直之二十余岁姨太太，足着白鞋，含泪远立目送，老夫少妇尚有依恋惜别之情。解赴法院途中观者极众。
8月，日伪“省长”王骧、冯司直开审之日，更引得太原万人空巷：
晋人关注之伪省长公审案，一日晨八时半晋高院首审王骧。甫破晓，旁听民众齐集高院门前，八时起陆续挤入院内。开审时庭内已无隙地，由院内直至街头，聚集达万人之众。王逆于审判长审讯下，作事变前之经历及战时附敌之经历供述，被询卅三、卅四（1944年、1945年）两年山西施政大纲及经济特务警察之组织，并开放烟禁种种有利于敌，反抗本国之事实，王逆无言作答。直至开始辩论，王逆举出阎长官于其伪省长任内致其函件二封，并举出任用军统局人员江龙为伪雁门道尹，及掩护中央地方地下工作人员之种种证据，历陈其系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之事实，多所狡辩。王逆年迈，精神似已失常，于全部审讯之三小时中，时以剧中念白之声调高声答问，其间大哭三次，老泪横流，手抖汗流。至十一时半始毕，庭谕定七日下午宣判。
晋高院三日晨八时公审伪省长冯司直。冯被提出监狱，乘人力车直赴高院，沿街人山人海，排列而观，院外亦挤满听众。冯逆系一书生，开审时面容惨白，惟态度镇静，不似王逆骧之滔滔声辩。审判长指出其历任伪职一切有利于敌之行为时，冯答：是。询及其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本国时，冯答：没有。但于辩论时，冯逆举出其禁烟、禁毒及保护阎锡山长官派回之地下工作人员，且委以县长十余人之事实，并引经据典，掩饰罪行，乞从轻处刑，愿以不死之身继续教育工作。迄十一时二十分始毕。庭议定八日宣判。
最终，冯司直被判处死刑，王骧被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所有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然而，第一任山西伪省长、且任职时间长达5年的大汉奸苏体仁，却因曾为阎锡山暗中勾结日寇居间联络，与其私交深厚而逃脱了惩罚，1949年更被阎送去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