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们家跟老黄家真的有仇啊。何幺婆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不由得苦笑了一下。都是那个年代结下的怨业咧，她想，都是上半辈子的事情了。那时候，她还不叫何幺婆，而叫何幺姑，丈夫何大奎是生产大队的贫协主席，她是妇女主任，当时村里一些男人私下开玩笑为他俩编过一幅对联：两个旧家伙，一对革命人。何大奎从小就给老黄家扛长工活，她呢，三岁时就给镇上一家药铺老板的儿子当童养媳。1949年，世道大变，何大奎成了土改积极分子，她也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跟那个有癫痫病的药铺老板儿子终止婚约，回到了娘家村子。她参加革命了！每天跟着村里的年轻人参加这个会那个会的，不是批斗地主恶霸，就是商量分田分地和选举新干部，还参加宣传队，唱歌跳舞扭秧歌，从村里演到镇上和县上，她的嗓子亮，唱起歌来脆生生的，像百灵鸟，她的身段又细又长，跳起舞来就跟风摆杨柳似的。那些年，何幺姑的花鼓秧歌红遍了四乡八村，用现在的话说，称得上半个明星了。那时村里流行这样一句话：“听何大奎斗黄聚财，看何幺姑扭秧歌。”这差不多成了保留节目，每年都要上演好几次。苦大仇深的何大奎在斗争会上控诉老东家可不是装装样子，每次都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把黄家大院的私事丑闻一五一十全抖落出来，当数落到他媳妇被黄聚财强暴后带着三个月的身孕投水自尽的惨事时，何大奎总是捶胸顿足、声泪俱下，站在台上一遍一遍地挥舞拳头，高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黄聚财！叫黄聚财永世不得翻身！”在何大奎一次又一次的愤怒声讨中，黄聚财脸上的麻子不断地由深变浅，再由浅变深，他那高大威严的身胚也一点一点地矮了下去，何大奎的五短身材则一天一天变得高大起来了。1953年底，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刚满十八岁的乡拥军模范和共青团员何幺姑就嫁给了快三十岁的共产党员和互助组长何大奎。两年后，他们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何解放。再后来，何大奎当过合作社社长、村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和贫协主席，成了地方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何幺姑也不甘心落后，积极参加村里各项热火朝天的宣传工作，忙得都顾不上照看儿子何解放。1958年大跃进时，她当上了村妇女主任，终于可以跟她丈夫何大奎平起平坐了。也就是在那以后不久，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了。说是自然灾害，其实是一半天灾，一半人祸。尽管那几年不少地方大旱大涝，可要不是许多干部头脑发热，为了多放卫星，一个劲地虚报产量，把各家的口粮都交上去了，后果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连续两年一歉收，不饿肚子才怪咧。那时村里许多人吃不饱，只得靠吃野菜树皮度日，脸都肿起来了，邻县还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地主黄聚财就是那年麦收时节上吊自尽的。黄聚财的老婆一年到头病歪歪的，哪里经得住挨饿，眼看快不行了，黄聚财为救他老婆一条命，半夜里偷偷摸进了快要收割的麦田，可麦穗还没把麻袋装满，就让带领民兵看护庄稼的何大奎亲自给抓获了。那年月，别说半麻袋，就是一根麦穗也被人当成命根子呢。这种事如果放在贫下中农头上，顶多挨几句批评也许就过关了，但放在黄聚财头上，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用何大奎在会上的讲话，这不只是半袋麦穗的事，是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发起猖狂进攻，妄图夺回他们失去天堂的信号咧。这还得了？接下来，黄聚财由何大奎和几个民兵押着，从小队到大队，从大队到公社，游街批斗，大会小会，一连斗了半个多月。在一次批斗会上，何幺姑看见被五花大绑着的黄聚财双目紧闭、脸色灰暗，高大的身胚弯成了一个虾米，像死人那样木木地站在台上，心想：再斗下去，这个人肯定就活不成啦。她寻思着回家后劝劝何大奎，好歹给黄聚财留条性命。可没料到当天夜里，黄聚财就上吊自尽了。黄聚财死后第二天，他老婆也跟着去了。何家与黄家的生死冤仇就是在这天结下的。
走在回家路上的何幺婆恍恍惚惚地想。她回忆起黄聚财下葬后的那个傍晚，她背着何大奎来到村头的那片乱葬岗，在黄聚财和他老婆的坟前烧了些纸钱，又默默站了好一会儿，心里一片迷茫。后来，当她准备离开时，忽然觉得自己的后背上仿佛被牛蚊子叮了一口似的，隐隐作痛，她转过身去，看见黄聚财的小儿子黄老三脸色阴沉地站在离他父母坟头不远处，瞪着眼睛，目光仿佛一枚利箭似的朝她射过来。她不由自主地往下缩了缩脖子，赶紧转过身，匆匆离开了。她一边往家里走，嘴里一边反复念叨：这是老何家和老黄家结下的怨业啊……
何幺婆走进村口的时候，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做晚饭，一缕缕淡青色的炊烟飘荡在渐渐暗淡下来的天空中，散发出一股好闻的香味儿。是啊，马上就要过年了，春节的热闹气氛不仅从人们的脸上，也能从屋顶上消散的炊烟里闻出来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