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湖》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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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北大中文系一直是诗人窝。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一个出现，而是一伙一伙涌现的。三十多年来，这个诗歌的链条从没断过。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臧棣和我合编过一本《北大诗选》，收1977级到1996级北大出身的诗人78家，其中中文系出身的诗人51家，是当然的主力。其后十多年，这一诗人队伍又有可观的壮大。这些诗人有的本科毕业后即离开母校，有的硕士、博士一直念到学位的尽头，更有少数幸运儿至今仍在中文系或在北大其他院系任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中文系求学的经历都是其生命中的一个华彩乐章，同时也是其或平淡或传奇人生一个不平凡的开篇。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种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埋下的，精神的成长也由此开始。如果说收获的季节美不胜收，那它的开篇也风光无限。当我打开记忆的仓库，也意味着回到一个不朽传奇的开篇，重临上世纪80年代风云际会的现场。
1977年、1978年两届同学多以小说名世，陈建功、刘震云、黄蓓佳、张曼菱等各领一时风骚。写诗的当然也有，1978级熊光炯就是名声赫赫的诗人。但是说到中文系诗歌传统的源头，却还要归于1979级的骆一禾。熊光炯的诗歌写作基本上还在当时的主流范围之内，也没有对中文系后来的诗人产生影响，可以说并不在中文系的诗歌传统之内。骆一禾则是这个传统当之无愧的确立者。事实上，他也是新时期整个北大诗歌传统的确立者。不仅中文系后来的诗人都受益于他，中文系以外，海子、西川的写作在一个时期内也都受益于他。骆一禾所确立的这个传统对于当代诗歌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深厚的人文精神和诗艺上的锐意革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新”和“旧”统一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精神。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诗歌一直都受困于“新”和“旧”、“破”和“立”的对立。骆一禾第一个勘破了这种“新”、“旧”的二分法。他认真研究了从“朦胧诗”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代诗歌发展的情况，既对它业已取得的成就拥有充分认识，同时也看到它的种种局限，由此跳出圈外，为当代诗歌发展绘制了一幅与80年代先锋诗歌主流大异其趣的蓝图。骆一禾是新的，同时也是旧的。80年代的先锋诗歌主流大都是以“破”为手段，从反崇高、反文化一直到反诗歌，这是一种基于减法的写作策略，也是从现代主义诗人到后现代主义诗人都熟悉的、愈趋愈新的套路。骆一禾则立意要为诗歌做加法。事实上，骆一禾是以文明为背景来考虑其诗歌事业的。骆一禾心目中的大诗是要为华夏文明的新生提供一个价值的基础和一种以行动为旨归的诗歌精神。这样的文学抱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自鲁迅以来还没有第二人。中文系后来的诗人虽然未必都认可骆一禾的这一诗歌抱负，但无疑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责任和雄心，从而使他们在考虑自己的诗歌事业时有一个深厚的基础和基本的高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这些诗人的写作中绵绵不绝、传承有序的人文关怀。
我和骆一禾只见过两次，都是在海子自杀以后。第一次是在蔡恒平的研究生宿舍。骆一禾来北大商量为海子举办纪念朗诵会的事。其时他刚刚从山海关处理完海子的后事归来。坐在面前的是一个瘦削而清朗的书生。看得出他神情疲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伤。说话时却一例沉静安详，话语从他的唇间如滚珠溅玉一般流淌出来。一屋子的人都静静地听他说话。第二次即是在海子朗诵会上。朗诵会于4月7日举行，地址在北大28楼和31楼之间的空地，紧邻民主科学纪念碑。朗诵会开始前，骆一禾讲了话。还是那个沉静如溪水的声音，用了一种柔和的、低语似的调子，却直抵听众的心灵。那次骆一禾给臧棣留下的印象是“天才的演说家”。甫隔一月，我就在三角地看到作家班同学贴出的告示，说中文系毕业的某知名诗人当天（5月14日）凌晨在广场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天坛医院抢救。根据告示提供的信息，大家便猜是骆一禾。当天下午我在广场碰到西川，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西川很着急，嘱我回校赶紧问清情况。他说：“再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
骆一禾的突然发病很大程度上和海子之死有关。从海子逝世到他发病正好四十九天。在这四十多天时间里，骆一禾不仅和海子家人一起赴山海关处理了海子的后事，之后又作为海子的遗嘱执行人，争分夺秒地整理出海子的长诗《土地》交春风文艺出版社，并写了长序，另外还为海子的诗写了两篇高质量的批评文章，并多次到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发表关于海子的演讲。而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度的悲痛中进行的。诗人邹静之记述了海子死后，骆一禾有一次参加诗人聚会的情形：“他不断地喝酒，几乎不吃饭菜，怕他醉时，已经劝不住了，夜里送他回甘家口的新家时，他说：‘我要这样，海子死后我太沉重了，我要把这些吐出去。’”他那篇后来广为传诵的《海子生涯》完成于5月13日，隔天他就倒下了。体现在这些事实里的伟大情谊使我相信，杰出的诗歌只能酝酿于伟大的人格。骆一禾是杰出的诗人，更是至情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海子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