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南文学》2016年第11期
栏目：小说
陈大年认识老齐是在去年有关收藏话题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时主持座谈会的晚报副刊主任给与会者介绍时，陈大年记得老齐的身份是收藏家，哪想到再次见面，老齐说自己是“收破烂的”。
陈大年说，齐先生您开玩笑呀。老齐说，我真是“收破烂的”。陈大年顿时面色严肃起来。
陈大年不是爱开玩笑的人，尤其在他觉得没有可笑情况下的玩笑他会非常不高兴，甚至还会特别愤怒。只有一面之交的老齐看见陈老师脸色不悦，赶紧解释说，我认识一位收废品的朋友，这位朋友不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收废品的那种人，他应该算是转运站吧，全市有两个区的废品收购点跟我这位朋友保持密切联系。我说的这两个区，是全市文化、出版、新闻单位、市级公检法最集中的两个区，从这两个区收上来的废品几乎都与文字有关，而所有与文字有关的东西在成为真正的废品后，都会送到我那位朋友家里，朋友再把我找去，由我挑选、甄别……我呢，就这样成了一名所谓的收藏家。
陈大年仿佛倾听一个不着边际的童话。
老齐说着话，把进门就放在脚边上的一个手提袋放在眼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手套，小心地戴好，从手提袋里面拿出一本老旧发黄的卷宗，板正地递给陈大年。
陈大年看着老齐一连串精细的动作，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得自己也应该戴上手套。老齐见状，把自己的手套摘了，笑道，我是职业病，不戴手套也没关系，摸完这些陈年的东西后，用肥皂多洗两遍手，不会有问题。
陈大年充满兴趣地拿起那本卷宗。
这是一本装订严谨的卷宗，厚厚的，用一种较硬的牛皮纸当作封面，封面上端用毛笔写着“拔丝制钉厂”几个大字，下端是印刷体的“工作对象档案”，再下面依次是姓名“马德奎”、问题性质“历史反革命”，最下方是立卷单位和立卷时间。陈大年发现封面的右上方标有“档号”字样，原来这是十卷本的档案，在封面左下角标着“第一册”，也就是说，这本打头的卷宗，是十个兄弟的老大，它后面还有九个弟弟。卷宗很厚，与竖立起来的手掌一样厚，由于纸张都是几十年前非常薄的宣纸样的纸，感觉应该有几千页吧。
陈大年翻了翻，抬起头，问，你是怎么得到的？老齐道，刚才不是说了吗，收废品来的。陈大年又问，你为什么给我送这些档案呢？老齐说，您是写作的，作家总要寻找素材的，我想这些陈年的卷宗就是最好的素材。
从老齐进屋开始，陈大年一直对他热情不够，现在态度稍微有些转变，似乎想要跟他深谈一会儿，可老齐却站了起来，礼貌地说，陈老师，我还有事，得走了，说完没有主动跟陈大年握手，可能考虑到他总是跟废品打交道的缘故，担心别人不喜欢，于是也就习惯性采取挥手告别的方式。
陈大年见老齐要走，急忙提醒他把手提袋子拿走。老齐道，陈老师，里面还有呢。陈大年提起袋子，看见里面还有十几本卷宗，急忙拉住老齐的衣袖，说道，这么多呀？
老齐笑言，不多哩，您就慢慢看吧，肯定对您写作有帮助。陈大年不好意思地说，你一定是花了钱的，人家送给你，不可能白送吧？老齐潇洒地挥手道，不花钱的，我家窗户常年不关，这些东西一阵风就吹进来了。
陈大年眨了眨眼睛，不知老齐此话何意。
缓过神儿来，老齐已经走了，留下了一堆发黄的档案还有逝去历史的陈年气息。
陈大年是一个伤感忧郁的人。五十岁，独身，经常独坐窗边，望着窗外街景莫名其妙地落泪。他在文化馆工作，因为年岁的原因，馆长从来不对他有任何时间上的要求，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陈大年也是一个懂得配合的人，从来不给小他二十岁的馆长找麻烦，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文学创作并且成绩斐然，在这座城市很有名气。眼下面对这一大袋子的档案材料，陈大年一时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档案材料转化成为小说，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像面对一个不速之客。
接下来，陈大年开始每天翻看这些陈年档案。
那个叫“马德奎”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就这样偶然地走进了陈大年的视野。档案里面有马德奎的认罪书、坦白书，后来还有每个礼拜一次的自我检查，以及革命群众对马德奎暗中监视的各种材料。
陈大年先看马德奎的认罪书。打量一个人，还是应该先从脸上端详。马德奎的认罪书不是一份，有许多、许多份，每个时期都有。一份比一份深入，一份比一份认罪态度虔诚，从这些认罪书也能更加看清马德奎的鼻子、耳朵、嘴巴、眉毛、眼睛，看清脸上的每一个皱褶，甚至能够看清他的心路历程。
马德奎有一手漂亮的小楷，写得美极了。最初的认罪书、坦白书，字里行间倒是看不出来认罪、坦白的意思，像是一篇篇回顾自己生平的传记文章和开脱自己罪名的辩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罪态度的不断深入，后来就变成真正的认罪书和坦白书了。
马德奎曾是北洋大学的学生，文笔还是不错的。因为身份先后是“国民党特务”和“历史反革命”的缘故，文采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粗鄙化倾向，一些讲述还特别冗长、啰嗦，大概心情紧张、总想把事情说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