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家从前就住在江畔街44号院。那个大杂院里，全是一片随时随地都会倒塌的小趴趴房。那种房子既怕风，又怕雨，更怕火。从院里一出来，便是江畔的公共厕所。
秋天，这院儿里的家家户户总是比着赛着地往大缸里腌酸菜、腌咸菜、晾菜干；虽然那些年家家都是苞米面饼子就着酸菜、咸菜地打发日子；即使这样，44号大院里人—，过日子的心劲儿照样足足的。每到过年，家家的窗户上、门楣上，那对联儿、福字儿，红彤彤地贴了一片，小鞭、二踢脚也照样噼噼啦啦放得震天响。家家的桌上，也有大碗大碗的鸡鸭鱼肉热热乎乎地冒热气儿！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能早日住上好一点的房子。
说到房子，老爹就叹气，他总是责骂自己没能耐。挣命似的苦熬一生，结局是，有着四十年工龄的老爹，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某一天，胸前戴了朵大红花，由厂里的工会干部们敲锣打鼓地陪同着，送回院里来了，光荣退休啦！在家好好养老吧。
可老爹老妈怎么呆得住啊，那时节，大哥刚从兵团回城，进了车辆厂上班。不久，下乡时处的对象——大嫂也返城了，都二十好几了，论理应该赶快给他们成家才对。
其他几个兄弟都还小哩，都还在上中学。老二被家里人称作小老儿。他生在国家闹三年自然灾害的六一年。因为没啥好吃的，一生下来瘦得皮包骨，一张小脸上章堆满了折皱。老爹见了张口就说：怎么像个小老儿！从此“小老儿”就叫开了，成了二弟的小名。老爹退休那年，小老儿才上高二。老三老四是一对孪生兄弟，那抢先一步生出一来的，就被称作小大，那后一步生出来的就是小二了。那年，小大、小二才上初三，可老爹就在家庭负担这样重的时候退休了。老爹一退休，生活的重担，就全然落在了大哥身上了。
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哥看人家跃跃欲试的，心里好憋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打消了报名的念头。他要是去上学，家里怎么办？大哥心情闷了几天，就又开朗了。他不爱愁眉苦脸，他是生就的乐天派。他自己说，我这人属骆驼的，天生挨累的命！下乡时；扛锄头、下大地、赶马车、开拖拉机；来来回回的路上，还尽帮连里的女同学们扛行李袋子。现在，返了城，进了厂，刚想直直腰板，松口气，好嘛，又得帮老爹分担家庭重担了！大哥说：没办法，我就这命。
大哥与共和国同龄，他出生在关里老家。
大哥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已经十来岁了，记事了。但十来岁的大哥，长得只有城市里七八岁的孩子那么大。那模样真像语文课本里那句话所形容的：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而刚到三十岁的妈，那一副枯槁的身形，老得像有五十岁了。
早先，老家日子不好过，爹就一人闯关东去了。老爹的想法很实际（穷人是浪漫不起来的），到东北发狠地干上几年，挣下一笔钱，然后就回老家来，守着一家子人，团团圆圆在一起，乐乐呵呵地过自己钓小日子。
谁知，想往中的这笔钱，说什么就攒不下来！最后，因囊中羞涩，竟躲在外面连过年都不敢回家了。还是妈带着十来岁的大哥，千里迢迢地从关里老家投奔老爹来了。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暮春天气，时令已近端午，大哥还裹着一身露棉花的老破棉袄，裤子是那种在腰间用力一紧的挽档裤；那一身紫花老土布，还是妈点灯熬油地亲手织出来的。那时，妈的脑后梳着一个河北老家妇女常见的抓髻，有一绺叫汗水打得精湿的头发粘贴在额前。她一手挽着一只黑乎乎的包袱，那包袱里装的是从老家带出来的全部家当；另一只手就紧紧地攥着大哥。母子俩就这样闯进了城市。好在城市不大，向人询问了几遍之后，娘俩个就来到了父亲上班的厂门口。
正是下班时分，在老爹工作的厂门口，有许多入把他们母子俩团团围住。他们像看西洋景似的围观着这两个突如其来的出土文物。“老孙，老孙，你媳妇你儿子来啦！”立刻有人飞马向车间里报信。倒把老爹闹了个手足无措。
爹也太老实了，十好几年干下来，连间住房都没有给自己闹下呢。当时，他竟还住在宿舍楼。早先，他是住工棚的。解放后，工人的生活大大改善，厂里还为单身工人盖了宿舍楼，爹也在宿舍楼里给自己闹了一张床位；可现在家眷来了，住哪呢？宿舍里怎么挤得下？又怎么好意思去挤？
爹竟想叫妈、回去：“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来了呢？我一点准备也没哇。住哪？住招待所，那得花多少钱？”
可妈就是不回去。“老家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吗？都饿死人了！”妈憋着个口气，慨然来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她带着大哥在工厂的收发室里硬挺着，将就了些日子，工会看不下去了，这才给已经四十多岁的老孙头，在江畔44号大院里找了间房。这个大院与工厂仅一墙之隔，它原本是厂里的一个仓库，后来间隔一下，安置了一些无房的工人，房子虽不怎么样，好歹是把家安顿下了。
这一住下，就又添人进口的，有了小老儿，又有了小大、小二。这一住下，就一直住到大院动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