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7年第03期
栏目：中国往事
京都、大阪的樱花，三月底就全开了。愈往北，花期愈晚，到北海道，五月开花是寻常事。一个半月间，先是南边的冲绳，渐次往北，各处的公园，雪一般堆在枝头的樱花丛下，从早到晚都是游人如织。一九二六年春天，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正在日本作为期半个月的观樱之旅。
这是一次轻松惬意的旅行。随团的二十余人，每人全程包价五百元，在各个景点随意逗留，饮酒看花。风日甚好，心情也愉悦。促成此行的，是银行业巨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裁陈光甫。
生于一八八一年的陈光甫时年四十六岁，正处于一生中事业的巅峰，这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高材生，小心绕开民初的各种政治漩涡，刚把他的银行事业勾勒出一个轮廓来。由他一手打造的这家私人银行，经十余年打拼，已由创办之初的五万本金，扩展为一家拥有资本二百五十万元、存款额三千二百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国内二十多个城市的大银行，综合实力排名全国第五。
这次日本之行，也是他人生中的另一项事业、中国旅行社的开张之举。银行开办旅行社，是这个银行家的别出心裁之举。先前他去英国旅行，见各银行除了致力于信贷、外汇、信托、保险等业务外，还专设有旅行部，遂决意引进，专司代购车票、船票，出售外国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等事宜。中国旅行社就是由这个部门扩展而成。明知银行办旅行社是吃力不讨好，说不定还要赔钱进去，可是为了实现其“辅助工商、服务社会”之理念，他还是亲自着手去做这件事。他认为，银行家办实业，不能只看表面盈亏，更要看对将来事业有无裨益，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在他的最初设想中，这个旅行社还应该是给银行打前站的先锋，日后本行欲往某地发展，就先去某地办旅行社，于当地社会取得良好口碑后再设银行。
陈光甫是江苏镇江人，镇江这地方，民国时出了许多钱庄主和银行家，他们和来自浙江的银行家共执民国金融垂三十年之久。十岁之前，陈光甫在老家丹徒县过着衣食无虞的童年生活。随后，他父亲的生意走了逆运，不得不远走他乡，受雇于汉口一家叫祥源的报关行。举家西迁后，十二岁的陈光甫也进了这家报关行做学徒。在那儿他做了七年，学得了现代商业和金融的基本知识，还学会了一口差强人意的英语。十九岁那年，经邮局考试合格，他进去当了一年半的职员，不久辞职，转行到汉阳兵工厂做了一名翻译。陈光甫的第一次人生转折出现在1904年。这一年，经买办景维行先生——他未来的岳父——推荐，署理湖北巡抚端方同意，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湖北省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代表团随员名单中，得以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赴美。博览会闭幕后，他留在美国就学。
他后来成为金融界公认的从事美式商业银行的代表人物，无疑得益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五年的深造。在这所世界知名的学府里，他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学籍卡上登记的名字是Kwang Pu Chen，简写K.P.chen。
回国后，这个留美新派人士一直在南京活动，先是在两江总督兴办的“南洋劝业会”任职。辛亥年后，他进入金融界，时任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创办江苏银行，他先后出任监督和总理职务。他按照美式现代银行业务理论，对这家官办银行的某些陈规进行了改革，并力主把这家银行从省城南京迁到了全国的财贸中心上海。当新继任江苏都督想要干预他的银行经营时，对官场习气本就不适应的他提出了辞职。
经此挫折，陈光甫意识到，要办好一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银行是多么困难，因为政客们总是公私不分，把银行当作政府的工具，甚或当作私家的钱囊。他决定自己干，独立打造一家完全按商业化规则运营的银行。这就是一九一五年开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开办之初，岳父家全力投资支持，镇江帮的钱庄主们也看在他父亲的面上予以关照，更得到了新结识的好友张嘉璈、李铭等人的大力襄助。是年六月，在上海宁波路一家门面窄小的房子里，上海银行开幕，陈光甫向来宾致辞说，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为枢纽，我国实业，今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必当先有完善之金融机关，上海银行的宗旨是“注重储蓄，并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虽是褴褛初创，其志已堪称远大。
这是当时上海最小的一家私人银行，资本不足十万，行员仅六七人。跑街、拉存款、搞放款，都要陈光甫亲力亲为，所以他日后常说，“上海银行是苦出身”。当时执上海金融界之牛耳的，自然非老资格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莫属，号称“北四行”的金城、盐业、大陆、中南，也渐成气候。这四家银行股本雄厚，好多股东都是北洋军政界的头面人物和前清遗老。这般格局下，给陈光甫立足的空间已很小，但凭籍着“一元开户”“整存零取”这些别家所看不上的手段，他们伏低伏小，争取散户，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竟也奇迹般地在银钱业扎堆的上海立住了脚跟，且其成长之迅速，为当时中国银行界所罕有。陈光甫在金融界的地位也迅速上升，成为新崛起的“南三行”（即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三行）之领袖。
那时候，上海银行家们每周五有午餐会，藉此互通消息，交流感情。聚餐的地点，总是在上海银行楼上。在类似这样的聚会上，陈光甫给他的同行们留下至深印象的，是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官场的厌恶，他说：“政治是肮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为官员的原因。”话说得如此决绝，朋友们都笑话他太过理想主义。
结束这次轻松惬意的赴日旅行，陈光甫回到上海。他还想着以旅行社为前锋去各地铺设网点，然而，国内局势的大幅震荡让陈光甫感到了不安。先前，北洋政府老是走马灯似的换班，军头们打来打去，已使国内金融饱受打击，但南方毕竟只受余波影响，眼下南北军队开仗，南军一路由粤入赣，扩及湘鄂，且有向长江下游城市蔓延之势，上海命运如何，银行家们命运如何，一切都还是未知。
对于熟习美国开国史的陈光甫来说，他不会不知道，这场由南方政府策动，举着北伐旗号打响的战争，不是一个经济集团打倒另一个经济集团的革命，而是一场旨在摧毁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他当然希望，北伐的胜利带来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和民生的安定。眼下战火已由湘赣鄂逼向长三角一带，国共两党并肩作战，携工农运动之威势，国民革命军所经之处，枪毙地主、游斗资本家之事屡有发生，即以局势还算太平的杭州而言，不久前就发生过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张笃生被革命群众戴帽游街的事件，消息传来，让陈光甫深感不安。
即以本行开设在北方的蚌埠、徐州等分行而言，以前也发生过被乱军抢劫现款之事。不只秀才遇着兵无法说理，即便商家，与之也是无理可说。那些带兵的，动不动就以饥饿的士兵行将哗变为由，逼着商家往外掏银子。国人对银行，一向无正确认识，总以为银行不出钱谁来出钱，法律和政治对银行皆不能保护，南方的军队打过来，也难保不做出这等威逼之事。上海银行在各地的分行，眼下已扩张到二十多个城市，迫于形势未明，他不得不暂作收束，把开张不到两年的杭州、镇江、长沙、北京的分行关停。陈光甫是一个谨慎的银行家。
他的谨慎，是因为他想做事。想做事就不能不学着精明，少一些理想主义的冲动，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经验。他是属于那种天生有着极明确目标的人，对他来说，人生在世最快乐的事，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至目的地。这种成功的快乐，惟其从艰险困苦中得来，所以更加持久和珍贵。而他此生的目标，就是倾力打造出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势力的金融王国。朋友章士钊曾送他八个字，“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意即说他为人，既有志，亦通“术”，看似随遇而安，实则早就拿定了主心骨。
可是眼下渐渐逼近的炮火中，上海银行界出路何在，他还真的无从判断，也不知道是变好，还是不变好。天天去看收集来的南北军交战报告，也理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好友孔祥熙来信约他去广州看看，他也没有成行。他觉得，眼下这形势简直是逼着银行家去做赌徒。但棋局未明，谁也不敢轻易押宝，精明的银行家们都在持币观望。
自打离开广州，只大半年时间，国民革命军就一路打到武汉，随即攻下南昌。胜利不再遥不可及，但局势的变化却让人更感忧虑。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及宋庆龄、宋子文、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要员离开已成革命后方的广州，北上调查和部署迁都事宜。政府先遣人员与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庐山联合召开军政会议，达成了迁都武汉、整顿军队、统一财政等共识，但随后在武汉召开的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废除中央执委军委主席、削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权力等狠招一出，让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转而一改先前支持迁都武汉的主张，坚持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种种迹象表明，蒋想另起炉灶，一脚踢开与共产党走得过近的武汉方面，把新首都建到南京去。而武汉方面也早就看蒋不顺眼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第一波分裂生成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蒋介石前往武汉住了一周，想要争取到更多同志支持。在欢迎宴会上，鲍罗廷一点也不给总司令面子，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C.P和妨碍工人运动等情事，进而指名道姓地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同志、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
蒋深感耻辱，他没有当场发作，是因为还不想失去苏联人的援助，却也给气得够呛。用他日后的话来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哪里可以放过你！”他越来越相信，武汉中央的种种做法背后，都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暗中给他下绊子，尤其是那个以革命教皇自居的犹太人鲍罗廷，一直在寻找机会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
在国人眼中气势如虹的北伐，首先是一场金钱战，财政问题，可说是一直困扰着国民党领袖们心中的魔影。财政拮据的魔影不去，战争机器就无法驱动。北伐开始前，蒋所做的“请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预案中，出征的国民革命军以装备七个军计算，“至少须准备枪数逾五万，如全部动员，至少在八万以上”，“而每员补充费以三十元计算，一个月内，必须筹足二百五十万元”，“出发时应备足两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三十元计算，如准备两个月，总需筹足五百万元”，三个月内军费预算至少不低于七百五十万元。
在俄国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仑将军——带领的参谋班子协助下制订北伐计划时，蒋介石一心以为，国民革命军顶多能打到武汉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个预案是以三个月为限计算的。没想到战争的机器一经开动，如同一场不可预料的延时赛越拖越久。统一中国，原来只是喊喊口号以作政治鼓动的，竟也成为了可能，是以，军队不断扩编，军费开支不断直线上涨，也让蒋越来越感到头痛。
北伐之初的军饷，是由素有理财专家之称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宋子文着力维持的。留美归来的宋子文在前财长廖仲恺遇刺后进入政坛中心，之前，他在二姐宋庆龄引荐下从上海南来后，已迭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中央银行行长等职，深获姐夫孙中山的重用。宋子文调拨北伐军饷，只能依赖广东一省的财力。广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四千万至五千万元间，大概已有七成用作军费开支。随着战事愈演愈烈，战线愈拉愈长，广东一省的财力已无法支应，宋子文在两年内让广东的政府税收增长了七倍，从人头税、车船税到青菜捐、蒜串捐无所不刮，依然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北伐初期出任第七军军长的李宗仁有回忆说，他曾经当面批评宋，“那种做法，把百姓搞得太苦”。宋子文一脸无奈：“不这样干，哪里有钱革命呢？”
一九二六年底，前方各军伙食不能发足，欠饷未能如数发到士兵手里，致使有军队闹饷。蒋忧形于色，迭次要宋子文运大洋票及公债券到武汉：“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
进入一九二七年，蒋发给宋子文的催款电报越来越多，蒋总司令在电文中时作乞求，时作威胁，要宋子文解款到前方以济燃眉之急，否则是“与中正以难堪”。一封由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转给宋子文的电报里，几乎可以听到他在前线的咆哮：“前方饷项如不速解款一百五十万元视断绝关系”。另一封电文也是一副十万火急的口吻：“派专船解款二百五十万限明日到浔”。都是革命同志，话说得如此决绝，还不是让钱给逼的。
加仑将军带着一帮参谋们，还在拟订沿京汉线出师河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合的作战计划，哪里知道，此时的蒋总司令已打算掉转枪头，向东发展了。先取浙江，再下上海，把青天白日旗插上向有龙蹯虎踞之称的石头城，尔后与武汉国民政府鼎足而立，被这振奋人心的梦想激励着，蒋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新计划的关键一步，在于夺取并控制上海这一财富中心，筹得足够的军饷。广东的那个钱袋子已经瘪了，得另觅财源，找到一个新的钱袋子。上海方面传出的消息也是可喜的，先期到上海的江苏特务委员钮永建已经数次来电敦促大军东进，他打探来的消息称，“商界亦盼我军早来，沪系饷源所在，不可有万一之疏虞”。
上海市党部的同志也发来报告，说与金融界人士商讨过，如果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即发行公债数千万元，亦无问题”，即以关税余额百分之二点五的附税一项而论，汉口每年仅得一百八十万，上海则十倍之。拿下上海的前景如此诱人，蒋介石已经迫不及待了。
因军饷总是得不到满足，蒋对宋子文早就种下了芥蒂。广州大元帅府期间，他们一个带兵，一个理财，交集还不是太多，随着北伐节节推进，这个有着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历的财长，也貌似越来越不把他这个在前线的总司令放在眼里了。谁都看得出来，宋财长倒是与武汉方面走得挺近乎。
可不可以撇开宋子文？如果撇开宋，另找一人专门筹饷，何人资历、才具、声望能够相孚？上海是财经中心、饷源所在，又牵涉各国利益，这个人选太重要了。
蒋开始属意的，是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的胞弟陈其采。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他对盟兄一家的感情一直未泯。陈其采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人品方面，当可信任，对上海金融界也颇不隔膜，应能勉强胜任。但陈其采自忖一直在军界，对金融界没有号召力，没有答应，而是推荐了陈光甫。在一封信中，陈其采对北伐进至浙江后的财政问题作了建言，说浙省全省收入照现在情形，每月不过一百余万元，能供给的军饷有限，将来所需大宗饷款必须从上海筹措，因此在攻占南京之前，必须赶组一个临时财政机关以资应付。
“至人选问题，似应选择具有财政经验，熟悉当地情形，且平素倾向革命主义者，最为适当。如现任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拟请存记，至相当时期发表委任。”
蒋听取了陈其采的建议，把陈其采派去担任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一职，同时派刚从北方归来相助的盟兄黄郛赴上海，与陈光甫、钱永铭等银行家先行秘密联络。黄郛传回了陈、钱二人的口头保证，“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蒋非常高兴，于一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他们俩，说“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邀他们“来浔汉一游，聊叙积愫”。
钱永铭欣然就道，于是有了这年二月与虞洽卿结伴的南昌之行。陈光甫则找了一个借口，没去向蒋报到。但他还是和钱永铭一起凑足了五十万，委托钱永铭带去。对于正愁缺钱的蒋来说，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
一切尚是未知。一九二七年初的中国，就像大雾中航行的一艘巨轮，谁也无法透过迷雾看到更远。上海正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谁都希望早日结束乱象，但目前还看不出来，谁将是那个最有力的终结者。银行家们在继续观望中。不久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写信给陈光甫，说南昌和武汉的分裂看来已成定局，两方对辉德兄（陈光甫字辉德）都有器重之意，嘱他于出处之际，善为把握。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上海，当晚在枫林桥交涉公署约见陈光甫、虞洽卿、钱永铭、陈其采等沪上工商、金融界要人，商议外交与财政等问题。外交，说白了主要是租界问题，如何争取英美支持，财政，即商酌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之组织，为革命军发行公债、筹措军饷。这天晚上的会见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公布了这个新机构共十五人的组成名单，陈光甫名列首位，并被指定为财委会主任。
但陈光甫还是在犹豫中。他再三给蒋写信，请辞这个职务，还以老父病重为由，跑回了镇江老家。四月一日，他致函蒋，说上海银行公务繁忙，难以分身，关于是否出任问题，须得银行董事会同意后再定。数日后，他向蒋报告会议结果，“敝行董事会佥以值此时局多事之秋，行务仍须责成鄙人继续办理，用特再恳收回成命，无任感祷”。
蒋毫不气馁，一次次发电报要拉他上船。“务请勉为其难共仗危局”，“万望毅然出任，勿稍推辞”。四月初，陈光甫还未到任，财委会已择址先行办公，由陈其采、钱永铭主持日常工作，财会主任一职，则虚位以待。银行界的朋友多有来劝说的，不久后出任南京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永铭更是极力撺掇他跟蒋合作，甚至把电报打到了他的镇江老家，说“总司令迭电催促台端就职，弟等意见最好能请兄即赴宁一行”。
然而前方迷雾重重，方向莫辨，对不谙政治的陈光甫来说，何敢轻言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