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锋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耍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一个公安部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问题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就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去了。
陈晓楠：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四十九号院里面一间八平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其实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部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小的时候，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写的“杜高交待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小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做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的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的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