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8年第01期
栏目：中国往事
1936年1月5日，曾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引发肺部感染去世，这一天，离他四十九岁生日还有三个月。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次西行考察，是为了探明粤汉铁路沿线煤炭存量，以为长久抗日计。这个工作狂人竟然在不到五十的壮龄意外去世，消息传开，举国学界为之震惊。
十年前，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总办、离开孙传芳后，第一站去的是北京。北洋即将倒台，南方革命军发布的通缉名单上，丁文江和章太炎、陈陶遗、张君劢等人赫然在列。后来打听到通缉令并未真的施行，他也就放下了心来。倒不是因为安全不成问题了，而是可以不牵累家人了。他一直担心自己被通缉会连累老家几个兄弟的产业。“因为如成事实，他们一定要向我讨饭吃，我更不能生活。幸尔家兄最近来信说，似乎不致如此。”他与胡适私谊最好，信里什么都说。
信中还说到他来北京的两种感觉。一是当此革命时代，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人实在“不适用”，不会说谎话，嫉恶过严，虽然承蒙孙传芳信任，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一个类似于上海市长的职位）任上有过一番试验，行政上自信颇有些能力，但目前不是建设的时代，这抱负也只能暂时搁一搁。二是政治。政治是危险的事，他固然不怕危险，但他还有许多心愿未了，第一件事就是还没写出真正称心的科学报告。这次来北京，就是想摒除一切，专心做地质报告，“如果个人一时死了，以前的许多心血都是枉用，未免可惜”。
年纪轻轻，满口死啊死的，听着总让人觉得不吉利。
他计划先去威海卫避暑，曾身为废帝之师的庄士敦屡次来信催促，他也已经答应了的。他计划花两个月时间，把云南地质报告完成，再到日本去。但最后还是没有东渡。去日本路费太贵，不是他这样一个背后有着大家庭需支撑的人想去就可以去的。反倒是他素不喜欢的大连，这回近乎流放般地勾留了整整一年。
事情起因于他给孙传芳发了一份密电。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张宗昌颇有托庇于日本人之势，丁文江通过朋友罗文干的关系，用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密码给孙传芳发电报，要他考虑国家前途，赶紧与张家切割。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一个当初自己曾跟随过的军事强人，去依附日本人的势力。这份电报被奉系情报部门截获，几乎给罗文干惹来大祸，丁文江也只好逃出北京，跑到大连躲了起来。
像他这样一个不积恒产的人，老家几个兄弟的学业都要管，有了余钱全要寄回去，在大连的日子之拮据自是可以想见。房子是每月五十元租的，除了吕宋烟还是要吸，再无其他嗜好，饶是如此，每月的开销还是要突破两百元。后来妻子病了，连房租都付不起，搬出来与未过门的弟媳妇住在一起，又惹人闲话。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称奇的事，一个叫杨金（又叫杨聚诚）的面粉厂主，河南人，给他寄去了五千元，并附上一封信，信中说，今我已富，闻公弃官后多债负，我不报公，无以为人。一定要他把这钱收下。
话说这杨某，原是贫寒人家出身，幼年时父母双亡，要过饭，被一个美国传教士收养，带出洋去，授以开矿术。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时，此人正落魄，上门找来求助，丁文江虽然不喜此人相貌凶恶，说话粗鲁，穿着一身灯草绒的外国工匠上装，活脱一个强盗模样，但看他真有一些开矿本领，就介绍他到中国矿业公司下属的一家矿场打钻。赚到第一桶金后，杨某就不再打钻，转而经营面粉业，骤得暴富。
这个杨老板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姓，那封文绉绉的信，是托人代笔的。其实丁文江刚到北京的时候，杨老板就想送钱，只是怕伤了丁先生的面子。这次送五千元钱之前，已预先写过一封信（当然也是请人代写的），从北京中央饭店寄来。信里说：现在我大有钱了，面粉事业很发达，想不是你，不能有今天，又晓得你很穷苦，一到北京，就想寄五千元给你，但是晓得你的脾气，恐怕你不受，而且误会。我只是完全出于感激你的诚意，况且我现在不在乎这几个钱，所以先写信，求你同意，望你务必许我把钱寄来。
这笔钱名义上是杨老板一个人馈赠，丁文江早年的学生和同事大概也有出资。朋友们开玩笑说这是古代报恩故事的现代版。丁文江说，我固然很感激他寄钱，但我自问对于他，并无恩可言，几年前地质调查所捐建筑费，那时他已经捐过一千元，已经算是报答过我了。
尽管意外之财令人不安，但有了这笔雪中送炭的钱，总算支撑着他在大连这座海边城市完成了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研究。归国十余年，不管身在何处，他的行囊里总少不了那本从上海图书集成公司买的铅印本《徐霞客游记》，书边都已经翻得起了毛，与人所谈最多的，也是十七世纪的两个科学达人，徐霞客和宋应星，以致朋友们都开玩笑说他是徐霞客转世。
但这一切，在他不过是了却心愿，他更大的心愿还是在政治。1928年旧历除夕，他工作了一天，画了十几张地质剖面图，到傍晚才收工，太太不开心，早早就睡了，他一个人听着无聊的爆竹声，于寂寞中向远在美国的胡适发出一信。“先把我的科学心愿了去了，然后依然向政治上努力。决不悲观，决不怕难，——也决不怕死”。一个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人，兜兜转转一大圈，还要求靠政治，说来还是上海那短暂的八个月的从政种下的根。政治这东西，沾过了都会上瘾。
1930年代的最初几年，丁文江应老友蒋梦麟之聘在北京大学做地质学教授，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好老师，他精心准备的、用掌故小说和戏曲歌谣串起来的地质学课程总是很受学生欢迎。一个学生回忆说，丁老师讲课时总是一手一支雪茄，一手一支粉笔，讲到得意处，就放下粉笔，用力吹两下雪茄，然后捋捋他那两撇标志性的小胡子。那情形，真个是“疑问与笑声并起，烟灰与粉笔末齐飞”。
1933年6月底，丁文江去美国参加国际地质学会议，归国途中应苏联科学院和地质矿产测勘所之邀顺访了莫斯科，作地质考察旅行四十余天，11月回到北平，至此，他身上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身体上的。苏俄那几个月的旅行很辛苦，回国后感觉不适，手脚末端时有麻木感，去协和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血管有开始硬化的迹象。第二个问题出在精神上，傅斯年观察到，回国后有一阵子，丁文江很是有些精神反常，对人对事都非常厌倦，有时甚至流露出辞职的意思，说是想要离开北大，弄个三百元一月的津贴，闭门去写四五年的书。但除了把吸了多年的烟戒了，他的生活方式丝毫未作改变，私下里他这样对傅斯年说，既然对身体无计可施，那就只好听其自然。
他回国后发表在《大公报》等媒体的旅行笔记（后以《苏俄旅行记》为题在他和朋友们合办的《独立评论》杂志连载），或许可以看出他的心绪之变化。其中有一篇《再论民治与独裁》，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胡适说，丁文江离开苏俄时在火车上自问自答的这段话，可以看作他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在这两个答问里，他还是愿意承认英美的工人比苏俄的知识阶级自由得多，同时他也毫不迟疑地愿意做苏俄的地质技师，而不愿做巴黎的白俄。”
当丁文江在苏联境内旅行的1933年秋天，全苏联有三千个地质学者、两千个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牺牲了物质享受和个人自由，吹着西伯利亚的冷风，正在以“最富于宗教性的牺牲”，进行伟大的改造和建设事业，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打造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这种规模和气象，是最让丁文江感到兴奋的，出发前他就跟朋友们说，他“要去看看苏俄革命后十五年的成绩，要去看看苏俄如何利用那许多可以有为的物质条件，在统一的国家、独裁的政治、计划的经济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么样子的成绩”。
十多篇《苏俄旅行记》，尽皆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赞美之词。丁文江的赞美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他虽不是共产主义者，却热忱地希望苏俄能够成功。在他看来，如果这场“空前大试验”能够成功，能使国民生活程度逐渐提高，生产和消费相均衡，那么用不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西欧和北美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他预言这场试验必得成功，“如果失败，则十五年来被枪毙的、饿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岂不是悲剧中的悲剧？”他天真地以为，人类开不起这样的玩笑。
所以，尽管以苏俄的现状，他也承认“看不出一点平等的光明”，但他的心念中还是有一个“信仰”在，这个信仰就是，他相信“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是值得的。他回国后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的调子，都是在鼓吹国家应求统一、经济建设应受政府统制、政府须有坚强的政治基础，甚至呼吁要有一种“新式的独裁”。
一边说“自由是人类最近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却”，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若失去自由，“科学如同中了煤毒的人，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一边又宣称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集权，“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难怪胡适洞若观火，说他思想上“有几点不自觉的矛盾”。
谁是丁文江期望中的这个“新式”的统治者？他并不看好同龄人蒋介石（他们都是1887年生人），认为蒋这样的军事领导人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旧式专制”的象征性人物。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现代性，他也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没有容忍反对派的气度，对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一窍不通。更要命的是，这个政权的内部贿赂公行，贪腐成风。对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共产党人，丁文江承认他们是革命的，甚至是狂热的，但他们基本上没受过正规教育，这一点也让他这个英国哥拉斯哥大学的双学士敬而远之。最让他格格不入的是，他们的革命思想是要把暴力作为走向正义和秩序的前奏。在这外族大举入侵的危急关头，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把意识形态之争放在国家整体利益的前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有多天真。
1930年代初，政府有两个口号喊得最响，一曰“建设”，一曰“统制经济”。丁文江认为，要实行统制经济，须得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二是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三是行政制度彻底现代化。而建设也必须是科学化的建设，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要有统一的职权，要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而进行这一切，一个弱势政府是无能为力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他的结论是，他梦想的“新式的独裁”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要在短期内变为可能，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
当然，他也不会赞同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虽然他的“信仰”里有着或多或少的共产主义的成份。他的为文风格，习惯自我设问，自我作答，文风恣肆汪洋，也可见内心搏斗之一斑：“然则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惟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伦理’能包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者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那一时期的丁文江继续停留在政治边缘。除了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偶尔去西南边陲作短期地质考旅行，他也充任政府经济顾问，并与交通部的高级官员走得很近。日本人入侵东北引发的危机，促使他和北平学术圈的几个朋友发起成立了一本叫《独立评论》的时政杂志。据说，开启这个“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的，是清华园里的一次饭局。那次著名的晚餐会，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等人。
尽管一本杂志不可能起到什么具体效果，但他们认为值此国家危难关头，更需要知识分子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本着“哀矜敬慎”负责任的态度，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他们各自的思考结果，“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这也正是刊名“独立”由来。用胡适的话来说，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临头了，平时梦想着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都破灭了，“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书生报国，也只有一张嘴、一支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