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04年第02期
栏目：小说世界
大年初一，我把电话打到了老主任家。
这已经是近十年来形成的惯例。逢年过节，去一个电话，以示礼仪，以表问候。
十年前不是这样。每到春节，尽管那时候还是物质短缺时期，但是，老主任总要把平日里少见的花生、柿饼、兰花豆等年货一盘一碟地准备好，等我们像回娘家一般地到老主任家团聚。
老主任说：“我们是忘年之交，患难之交。不是一家，胜似一家。”
那时候的春节，真是盛大的节日。拜年中弥漫着让人动情的亲情、友情。中午在一起吃年饭，尽管大家酒量都不大，可都毫不掩饰地超量地喝，非喝个一醉方休。我一生中惟一一次醉酒，就是在老主任家。老主任说：“你给我吐了一椅子一地。”老主任说：“有人喝醉了笑，有人喝醉了睡，也有人喝醉了撒酒疯。你喝醉了是滔滔不绝地说，酒后吐真言，说的都是心里的话。”老主任说：“我喜欢醉酒后的你，那个时刻，你是那样率真，那样真实。”可自那以后，我再没醉过酒。
别说一起喝酒醉酒了，连登门拜年也简化成了电话拜年。简简单单几句客套话，既不可能是心声的袒露，连感情的交流也谈不上。一个电话，声音似乎近在咫尺，而两颗心却遥隔天涯。
春节完全变成了“礼节”。
有人说：是现代科技破坏了古老文明。先进的通讯工具不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是扯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然而，我和老主任之间的电话拜年，恐怕不能仅仅归咎于“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年，我接了老主任的班。成为唐虞市工人文化宫的一把手。宣布任命的全宫大会散后，老主任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恭喜你。你如愿以偿了。你放心，我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会当好你的助手。我会给你作好拾遗补缺的工作。”老主任的脸部仍旧挂着笑容，但是我能看出来，笑是强颜欢笑，是苦涩的。老主任握着我的手在情不自禁地抖颤。
我任了主任。老主任改任支部书记，级别不变。
当年，是党委负责制还是厂长负责制仍在激烈论证，但是，文化宫已经实行了主任负责制。这就是说，主任是一把手，书记只是起监督保障的二把手。原先班子的结构是老主任兼任书记，我是第一副主任，老主任的助手。位置的变迁，使得很久一段时间里给两人造成心理上的不适。别扭与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僵持的局面大约延续了半年，市总工会终于把老主任调回机关另作安排。当然，这是我企盼已久的结果，也是我做了努力的结果。
尽管，我非常希望这次调动被人们看作是一次正常的组织安排，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老主任从组织部谈话回来，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难道我这个人这么难合作？你就真容不下我？”那几天，我听人向我反映，老主任私下里向好几个人提出同一问题：“难道真如人们所说，带出徒弟，辞退师傅？难道真如人们所说，一山容不得二虎？”前半句话，反映了一段历史背景。后半句话，巧得很，我与老主任都属虎。他比我大两轮。
后来，我还听人说，有人在老主任面前挑：“这下子你醒悟了吧？什么叫养虎遗患。”
我想：在老主任眼里，我一定是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小人形象。
此后不久，恰逢新春佳节。
我踌躇了一个年三十夜：还是一如既往地前去给老主任拜年？话不投机半句多。没有了共同语言，难免会出现尴尬的冷场。两人心里已结下疙瘩，说不定哪句话说重说轻，就引起难堪和不愉快。大过年的，何苦来着？
大年初一，我还是选择了电话拜年。
“老主任，抱歉得很，今年不过去给您拜年了。要到工会几个主席家走走，还得给市里的领导、省里的领导去拜个年。一年来，他们对咱们文化宫给了大量支持，我总得表示一番感谢。恐怕过不去了，就在电话里给您拜个年。”
想了一整夜的理由，话一出口，就察觉到实在是愚蠢至极。这个领导要看，那个领导须感谢，都要登门拜年。偏偏就是老领导老主任顾不上看了？不打自招，活脱脱一个丑陋的自画像。
电话那边很平静：“我知道你很忙。那么多领导需要去拜年，去拜访。我没关系。电话拜年就挺好。”
我简直难以分辨：老主任的话，应该如何听？是属于理解还是属于曲解？
电话拜年，说轻一点是繁文缛节，只是沿袭着旧的传统习惯，只是对原有情谊一种惯性的顺延。说重一点，恐怕就是虚与委蛇，是对日渐疏淡的旧情谊的一种遮掩。
空留了形式的躯壳，抽去了情感的实质内容。
电话拜年，已经延续了近十年。已经变得习惯成自然了。怎么今年竟觉出了反常？觉出了别扭？觉出了走形式中透出来的那点虚伪？
虚伪是由两部分组成：内心之“虚”和表面之“伪”。
“虚”什么？是因为自己取而代之了老主任？那不是很自然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总将新桃换旧符。但是，这个取代过程真是那么“自然”吗？其中没有抢班夺权、巧取豪夺之嫌？内心之“虚”，也许别人看不见，却能问出自己一头汗。
“伪”什么？“伪”者人为也。在那看似正常自然的交接班过程中，没有掺杂进人为的因素？没有施展过人为的手段？任何保密等级再高的幕后操作，也会在时间这一显影剂的作用下，显现端倪，原形毕露，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