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文学》2010年第12期
栏目：小说
我这人，打小身板就熊，刘发他爹说我像个“秧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啥叫“秧子”，从他的语气和旁人的笑声里，我猜测可能不是一个好话。于是，我就骂他，说你儿子才是“秧子”，你是“老秧子”。大伙听我这么骂，都哄堂大笑。等我稍大些，才知道“秧子”是一些农作物移植前的幼苗，比如茄子秧子、地瓜秧子。刘发他爹说我是“秧子”，并没啥恶意，只是笑话我体格不好，弱不禁风罢了。
十六岁那年，我怀揣着公社中学的毕业证，乐颠颠地回家当了社员。七十年代的合庄，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就像这里广泛流传的一首民谣唱的那样：一等人，当书记，老婆孩子有出息；二等人，当队长，吃罢饭炕上躺；三等人，赶马车，拿着补助混吃喝；四等人，赶牛车，干多干少没人说；五等人，老社员，套上夹板就一年……我每天跟瓜把式地跟在大伙腚后混工分，等着盼着熬到了二十四岁，总算熬上第一个媒人了。
当时是晌午，我横在西屋炕上做梦。娘过来喊我，说东头五婶来说媒了，叫我赶紧起来。我一听真是兴奋啊，这梦做得果然灵验——我刚和王桂花同学躲在场院的草垛里亲过嘴，正心急火燎，转眼成真格的了。
来到东屋，我见五婶正盘腿坐在炕头上，手上的香烟抽去半截，杯里的茶水也喝下半杯，说媒的话题也进行到一半的程度——都在盘算彩礼的事了。我很礼貌地打招呼，说五婶来了。五婶只用眼皮嘹我一下，便接着跟我爹我娘说话，好像这事跟我没关系一样。
我闹了个没趣，便找个马扎坐下来。刚听几句，就听出眉目了。原来五婶要给我介绍的这个对象，竟是咱们庄上的老姑娘李大兰。我当时就急眼了，赶紧插嘴。我说，不行不行，五婶不行。五婶又撩一下眼皮，撇着嘴对我说，你说清楚点，是大兰不行，还是五婶不行？我一看五婶挑礼了，就赶紧补充说，五婶行，大兰不行。五婶瞪我一眼，没好气地说，连句人话都说不利索，还有脸挑别人，大兰再不好，配你还是富富有余的。
可我毕竟是当事人，我不同意，事情便没法进行了。屋里的空气凝固了几分钟后，五婶搭拉着脸问我，大兰咋个不行？我毫不客气地说，她长得太寒碜了，跟个大老爷们似的，比大老爷们还黑，一点女人味都没有。还没等我说完，娘就在一旁冲我直使眼色。娘骂我越长越混账，不知好歹。她说丑妻近地是家中宝，像个大老爷们咋了？能下地干活就行呗。娘还说，体格好是好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都跟着五大三粗的，你没听人家常说，老母猪胖，小尕尕肥吗？
我被娘说得没词了，只好再找理由，我又说李大兰的腿脚有毛病，走起道来一瘸一拐的，和她天天一块儿出出进进的，多没面子？娘听了，开始生气，她骂我是罐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娘说这不是秃头的虱子明摆着吗？人家要是没这点毛病，轮八辈子也轮不到咱家炕头上。你觉着跟大兰一起没面子，打光棍就有面子了？
五婶看我们娘俩这样僵持着，便不耐烦了。她把手里的烟头扔到我的脚下，使劲地瞪了我三四眼，下地就走，左脚迈出门槛子时，回头冲着我说，你再好好想想，但右手指着的，却是我爹和我娘。
五婶走后，娘劝我，说高生啊高生，你咋这么死性？大兰她叔是队长，这你知道不？你能攀上这门子亲戚，是你们老高家祖宗坟上冒青烟了，老天爷瞧得起你。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村，往后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个店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哪头炕热哪头炕凉，你心里也该有个小九九了，你掂算着办吧。
娘好说歹说地劝了半天，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坐在马扎上，又想起王桂花来。爹气得脱下鞋来，抽了我两鞋底子，我顺势又跑回西屋去了。
从第二天起，我再出工时，队里的脏活累活，每次都有我的份。和我一起干活的，今个儿换一茬，明个儿又换一茬，唯独不换我。半个月后，我被那狗日的队长使唤得实在不行了，便怯怯地跟娘说，你去把五婶请来吧，我同意了。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没用五天，我们就订婚了。我送给大兰的订情物是一条花围巾，是我爹上集上买来的；她还给我的是一支钢笔，英雄牌的。订婚后，按着当地的风俗，大兰基本就算我的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入我家了。我们打小一起长大的，也没有啥陌生感，在订婚的当天晚上，我送她回家时，就摸了她的手，没用十天，就蔓延至她上半身的每个角落了。
我和大兰日趋亲昵的举动，引起了双方老人的警觉，他们先是轮流地看着我们，像电影里的特务盯梢似的。我也跟他们玩起了反跟踪，声东击西，打一枪换兰个地方。他们眼见着实在是看不住了，就张罗着给我们结婚了。
娘经常骂我死心眼，其实我才不是那种死心眼的人。自从和大兰结婚后，我就在一直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当年秋天，老天爷下了一场秋雨。这场秋雨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秋雨，那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雨后的第一天，道路还很泥泞，队上赶牛车的刘老八往场院拉苞米。他从西大地回来，本来顺着西道就能进入场院，可他的牛车却翻在东道上，苞米撒了一地，全都陷到了泥窝里。刘老八没辙了，回庄上找队长。我叔丈人听后二话没说，就打发人去帮他把车收拾回来了。我知道这件事是在晌午收工时，我一听就觉着不对头，刘老八放着近便的西道不走，绕东道干啥？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想到这儿，我放下筐子就出去了，顺着车辙绕完一圈，我终于明白了，刘老八是把车赶到他家房后才绕上东道的。
在我明白这一切之后，我连蹿带蹦地跑回家，进院后，我就把大兰拽进里屋，把我观察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大兰说了。末了，我还特意警告大兰，千万别出去乱说，更不能和你叔提起这件事。大兰听了，饭都没顾得做完，也一声不响地出去了。等到吃饭的时候才回来，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给你找大夫看病去了。
刚吃完饭，大喇叭就喊开会，连喊三遍。大伙都以为又来了什么最高指示，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去队部。刘老八也倒背着手踱过来，嘴里还哼着二人转。大会当然是我叔丈人主持了。他沉着脸，第一句话就说，从今个儿起，我决定撤销刘老八车的老板子职务。他的这个举动，把大伙全都搞懵了。这翻车的事，以前也有过，可没见过撤掉哪个老板子？在合庄，人家老刘家可是大户，我叔丈人话音刚落，刘发就站出来，问这是为啥？老刘家的其他人也跟着起哄，让我叔丈人说出个子午寅卯来。我叔丈人相当沉稳，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指着刘老八的鼻子对刘发说，你去问问刘老八，放着顺当的西道不走，偏绕东道，这是为啥？我叔丈人这么一问，很多人也都咂摸出一点滋味，大伙都把目光像蚊子一样盯在刘老八的秃头上。刘老八知道我叔丈人证据确凿，就吭吭叽叽地承认，他确实是在路过他家房后时，往院里撇了几穗苞米。我叔丈人看刘老八招了，就当即宣布他的第二个决定，罚刘老八一百斤苞米，从秋后的口粮中直接扣除。紧接着，他又讲了几点有关秋收应当注意的事；有关大会战的事；有关计划生育的事。快散会时，他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他的第三个决定，那就是让我替刘老八赶了牛车。
晚上，我扛着大鞭，嘴里唱着乱七八糟的歌回到家时，家里的人，特别是我娘，见了我就眉开眼笑。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皇亲国戚的感觉；一种俘虏被优待的感觉；一种去商店买东西，不但没花钱，反而多找了钱的感觉，像又坐上我的牛车一样，忽忽悠悠。晚饭虽然还是苞米面大饼子，但娘在苞米面里掺了一小碗白面，那大饼子咬起来非常筋道。炖的大白菜，里面也没少放荤油。家里的气氛，跟过年似的。爹还从柜子中翻出正月喝剩下的半瓶散白酒，出乎意料的是还给我倒了一盅。爹对我说，这一家子过日子，可得有个会算计的人。你看你娘，这步棋走得多准秤，当初要不是她暗中托五婶来给你说大兰，你还能有今天？朝里有人好做官啊!我听了爹的话，看了娘一眼，娘正和大兰交换着眼色，很显然，在五婶来提媒前，他们都串通好了，就我这个傻包子蒙在鼓里。但我并没在意，反正木已成舟，在意又能怎么样？爹喝第二盅酒时，又叫着我的大名说，高生啊，往后可得长心了，咱家有你叔丈人照应着，有好事落不下咱，你哪有不出头的道理？我边品着那杯酒，边不停地点着头。
等我和大兰回到西屋，我就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我夸大兰这事办得有头脑，果断，英明，真是我的家中宝。大兰开始在被窝里揉搓我，粗声粗气地撒娇，说这回我得好好地谢谢她了。我说那是当然。她就问我打算咋样谢她，我说我要使劲谢她。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那天晚上，我比新婚之夜还卖力气，最后大兰直跟我求饶。她说，再谢，就要把她卸零碎了。
